社会情绪一般被认为是整个社会人群普遍的心理状态，是一定社会群体内多数公民在某一时期表现出来的对某些公共事务的倾向性态度。它既是历史认知作用的结果，也是受现实公共事件的直接刺激而引起的反应，还受到文化背景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左右。一般来说，当无数个体的喜怒哀乐等诸种情绪汇集而成为众多人的一种共同性情绪特征时，就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为社会情绪。在传统大众传媒领域，一种社会情绪的汇集与表达难度是相当大的，对社会的冲击整体上有限，因为要受到这些媒体中把关人的层层审视和严格调控；但当网络媒体出现、兴起和普及后，社会情绪就很容易借助网络的通道迅速扩散，聚集发酵，汇聚成一种如洪水般强大的舆论力量，社会管理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就不能再等闲视之，坐视不理。虽说社会情绪具有正负两方面的作用，但最主要的无疑是负面作用，它往往会不断趋向于极端化和暴戾化，直接导致对相关事件性质的误判和对当局的不信任。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省庆安县居民徐纯合在庆安火车站被哈尔滨铁路局警察李乐斌“开枪击毙”，^[18]该事件通过网络传播后迅速发酵，而官方也被公众及媒体质疑在枪击案发生后迟迟不公开完整现场录像。

官方迟迟不公布完整录像引发一波强烈的质疑声，但事情并未结束。事发十余日后，网上关于当地官场的举报帖集中爆发。据不完全统计，各大网络论坛发布的信息集中于5月12日，被举报对象除当地部分主要政府官员外，还有公安、人社、教育、纪检等部门，相关事件已超过十起。庆安县副县长董国生在枪击案次日亲往慰问受伤民警，并肯定了民警“坚持与歹徒搏斗的行为”^[19]。但社会不吃这一套，网友迅速曝出董国生户籍年龄、学历造假以及妻子在政府机构“吃空饷”等问题，5月12日，董国生被宣布停职接受调查。

5月12日，庆安县民办教师孙广旭、陈船明等人在网上发帖，实名举报该县部分官员涉嫌联手倒卖教师编制。帖文反映，庆安县教师编制被明码标价，每个编制“售价”3万至5万元不等。次日，绥化市教育局回应，正在清理审核教师档案。^[20]

“15年来我们一直在打官司，也多次上访，但都没有结果。”陈船明称，他们此前曾多次向各级部门反映相关问题，但政府一拖再拖。他说，此事也曾被他们放到网上，但关注度一直不高，而枪击案发生后网友再次发布这一信息，立刻引发了媒体和网友的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对新京报记者称，此类现象为“新闻搭车”^[21]，即当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枪击案主体新闻事件时，与此地域相关的、以往难以受关注的问题集中爆发出现在公众视野，举报人会趁社会注意力和各方面力量聚集的时刻参与进来寻求解决自身问题。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沈阳教授表示，网民通过激烈围观主体事件、人肉搜索促使相关方面做出进一步反应。而此次的现象也反映了，现实中的强势群体在网络中并不一定强势。^[22]

随后，媒体梳理了四起“新闻搭车”事件^[23]，无不折射出当局漠视社会情绪和网络舆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第一起：从“我爸是李刚”到“校长抄袭”。

2010年10月16日，河北保定公安局副局长李刚之子李启铭，在河北大学校内酒驾，造成1死1伤，“我爸是李刚”成为网络热语。河北大学学生称被校方要求保持沉默，担心学校处分不愿出面作证。

由于校方对该车祸案封口，网友将该校校长王洪瑞的论文涉学术不端的旧事再次翻炒。网帖称，河北大学教授何达仁向某学术网站举报，并提供材料，反映王洪瑞有3部作品涉嫌抄袭。

第二起：从“微笑局长”到“表叔杨达才”。

2012年8月26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因在延安特大交通事故的现场露出不合时宜的“微笑”，被网友人肉。网友发布杨达才在不同场合佩戴的5块不同款式手表的照片，并鉴定其所戴手表价格从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杨达才因此也被网民戏称为“表哥”。不少网民质疑其有贪污腐败的嫌疑，杨达才还就“微笑门”和“名表门”与网友交流。

然而，随着其所拥有的越来越多的名表被曝光，9月21日，杨达才因存在严重违纪问题被撤职。次年9月5日，其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14年。

第三起：从“转500被刑拘”到公安局长停职。

2013年9月14日，甘肃张家川县初中三年级学生杨某发微博反映当地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及其引起的群体性事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拘。杨某案被称为“转500刑拘第一案”。

此事引发关注后，网友发现武威市中院官网曾公布：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白勇强在1995年至2005年期间，曾以拜年等名义送给天水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史居平人民币5万元。网友纷纷上网质疑白勇强为何行贿后仍能担任张家川县公安局局长。

9月23日，白勇强的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被撤销。

第四起：从“查处低价售楼”到“1500元天价烟”。

2008年12月10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原局长周久耕一句“对于开发商低于成本价销售楼盘，将和物价部门一起进行查处，以防止烂尾楼的出现”，将自己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其不当言论引发公众对其履职行为的关注。

有网友将其开会时的照片公开，周手头的1500元高档烟和万元手表引发网友关注。随后，周5年受贿25次，总额达上百万的腐败问题被曝光。

2009年10月10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周久耕犯受贿罪判刑11年，没收财产120万元。^[24]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称，庆安枪击案中，副县长董国生顶着民意慰问干警激起民怨民愤，成为一系列当地举报事件曝光的导火索。“副县长出现问题后，与他关联的部门和官员的问题也就引起关注，这是事件之间的联动性。”他表示，类似案例如果发生在其他地区，一旦深究细查，也可能具有潜在普遍性，这是官员的监察管理体制疏漏所导致的传播现象。(www.daowen.com)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沈阳教授也认为，部分网民对网络传播规律比较了解，当某个事件爆发后被公众围观，而事件又得不到妥善处理，如周期冗长、围观过程激烈、悬念足够大时，就容易产生二级舆情事件和舆情链条。^[25]

当前社会情绪急剧升温，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社会性需求急遽上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2000年以后，中国总体上已经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小康社会。当前我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即由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化。这个发展是指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的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原来生物性的温饱需求上升到安全的需求、归宿的需求、社会公平和尊重的需求、友爱的需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社会性需求。人的物质性需求出现了边际递减趋向，而社会性、精神性需求大幅上升。

有关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工人精神权益问题的调查研究显示，被调查的440个外来农民工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有66%的被访者选择了更看重精神生活。在农民工列出的精神生活清单上，家庭生活、朋友交流、文化娱乐排在前三位。当地的工会干部说，现在青年农民工对精神生活的要求之高超出了常人的想象。很多企业出现用工荒，就是因为工人一旦工作不开心、不愉快，没有朋友和老乡交流，找不到归属感，没有机会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他们就会离开尽管物质条件也算是比较好的企业，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如果这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很好的释放，也就有可能酿出员工自杀的悲剧。例如富士康员工的跳楼自杀事件，社会上对此进行了各种分析。其实这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情，它反映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就是人们社会性、精神性需求上升，而当前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未能及时予以满足。

(二)社会需求多元化

社会性、精神性需求的多元化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精神性需求多样化，一个是社会性需求多层次。社会需求不像原来通过经济建设满足人们的温饱和财富需求那么简单，而是要满足人们对于安全、归属、自尊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多个方面、多个层次的社会性需求，而且这些需求往往同时叠加出现，表现强烈，这给我们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自1978年12月18～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8年。改革开放的前30年，基本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共同的物质需求，解决温饱问题，举国上下发展经济，这很容易达成共识。但是，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调整的过程。当前，中国社会建立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职业基础上的利益群体已逐渐形成并且相对固化，这意味着社会性需求必定呈现出多元性、复杂性趋势。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存在，这个时候，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取向，社会整体难以达成共识，对执政党的考验就是如何做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如何协调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需求。

如果在制度层面和公共政策层面没有解决好社会的公平问题，如果改革开放的成果没有让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就会出现改革过程中一些利益受损群体对改革和发展的不满，会导致社会的“抱怨”情绪蔓延。这些情绪如果没有相应的渠道去表达和解决，就会形成潜在的“火药桶”，只要有刺激性事件出现，就会爆发。例如，“石首事件”“躲猫猫事件”“乌坎事件”“王子排污事件”等诸多群体性事件中大量“无直接利益冲突者”热心参与，就是那些在其他方面的社会性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心怀不公平感的社会成员借机泄愤。

(三)社会心理失衡

社会转型，社会利益调整，就会使得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如果一些社会群体认为自身的经济状况或生活处境大大低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对应水平，就会形成心理落差，产生相对剥夺感，产生自身利益被侵占、被剥夺的心理状态，负面情绪就会产生。如果负面情绪增加太快，又得不到及时的释放，一旦超出了人的承受极限，心理和行为就会向恶性方向发展，人就会患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失控的情绪向内，严重的就会去自杀；而失控的情绪向外，有时会表现为破坏甚至反社会行为。

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多拉德在《挫折与攻击》《人格和心理治疗》等著作中提出了“挫折→攻击”假说，用以分析生活中受挫人的行为取向。多拉德认为，人类的许多攻击行为都是由挫折引起的。由挫折引起的攻击主要指向三个方面：(1)直接攻击制造挫折的人，例如“杨佳袭警事件”^[26]。(2)攻击与挫折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的人(迁怒于人、找出气筒便是如此)，例如接连发生的几起成年人在校园残杀无辜学生的“校园血案”^[27]。(3)攻击受挫者本人，自杀是其极端表现形式，例如“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28]。在探索系列校园血案根源时，有评论认为，从已披露的一些案例来看，校园血案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凶手多为因个人问题得不到及时处理解决而长期生活在压抑环境中的心理失衡或变态者。甘肃袁张选是一个患有疾病，两次感情受挫的孤独者。而北大幼儿园门卫徐和平处在一种幼儿园将解散，面临“下岗”，生活来源无保障的窘迫境地。江苏宿迁杨国柱则身怀家仇：弟弟和姨妹被举报非法同居，遭计划生育严厉处罚，父母服毒自杀。山东莒县贾庆友家境贫寒，女儿在学校受轻视，加之与人发生矛盾被打伤后无人管。二是犯罪地点均选择在校园。校园安全防范能力差，安全管理困难，给了犯罪分子制造校园血案以可乘之机。同时，校园里都是身体柔弱的老师和毫无反抗能力的儿童，犯罪目的较易得逞。此外，校园也是备受社会关注的公共场所，容易产生社会轰动甚至连锁反应，以便犯罪分子要挟政府以达到个人目的。三是犯罪手段残忍，后果极其严重。每起案件的受害人都在15人以上，凶器多为杀伤力很大的刀具，甚至爆炸物品。四是犯罪动因多为泄私愤而报复社会，对抗政府。深层原因则是社会矛盾的处置不当。^[29]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社会治安事件、个人自杀事件频繁发生，就是源于一定的社会心理问题。其后果是影响社会稳定，动摇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个体自杀事件频繁出现，大企业青年员工群体的心理问题凸显，折射出工业化大生产中的物质主义价值导向问题严重，企业的管理缺乏人性化理念，社会管理严重缺位，需要引起高度警觉。

(四)社会管理需转向理顺情绪

2011年2月9日，党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了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高层研讨班，专门研究社会管理以及创新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针对当前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和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那么，针对当前我国社会性和精神性需求上升这一新的社会心理变化，从政府这个层面，必须要把管理思维从重在“维稳”转向提供服务和理顺情绪上来。

1.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和政府转变职能的重点与难点

政府在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要根据社会发展和公众的需要，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树立服务重于管理的理念，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确立寓服务于管理之中、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服务中实现管理的目标。要大力发展公共教育、公民卫生等社会事业和社会保障，优化公共资源配置，重点解决民生问题，特别是要高度关注改革发展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于那些对社会有怨言的人群要多关心，多进行疏导。这些群体主要包括：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拆迁户等，他们为改革和发展付出的牺牲可能更多一些，承担的损失可能更大一些，对他们给予更多的关心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在不断强化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责任中，在周到细致的服务中实现管理。

2.加强社区建设是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成员逐渐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更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社区。社区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主要空间，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因此，加强社区建设、开发社区资源，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功能，发挥社区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纾解情绪的作用，推动建立社区居民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关怀的关系，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谐的现代化新型社区。

3.发展社会组织是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情绪有效治理的有效形式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快，社会分化和利益主体多样化的格局已经出现。计划经济那种单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加快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同时，要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自治水平。为此，要大力培育发展包括公益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团体等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他们为社会不同群体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为社会成员提供政府不便、市场不愿或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强社会成员的幸福感。^[30]

当公民亲身感受政府的周到服务，当市民有了融入社区的归属感，当百姓能够通过正常渠道顺畅地表达诉求，其情绪就可以得到很好地调整，理明气顺、心平气和的和谐景象就容易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