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培仁，江苏淮安人，先后任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副主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人文学部副主任。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2001年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现为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中国传媒报告》杂志主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审专家、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问：邵老师，请你介绍一下你调来我们新闻系之前的一些情况。

我是1994年3月作为人才引进杭州大学来的，当时我们系是叫杭州大学新闻系。我在传播学研究领域出道算是比较早的，影响也比较大。在1993年之前，已经主撰出版了几本书，它们是《传播学原理与运用》、《经济传播学》、《政治传播学》、《艺术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等。我来之前，《光明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都有报道，有的做了个人物专访，如《邵培仁，传播学领域里的一匹“黑马”》、《著书立业苦作乐——访传播学者邵培仁》等。《徐州师范学院学报》等学刊还先后刊载了《整体互动论：独树一帜的传播模式——略论邵培仁的传播学研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略论邵培仁同志的传播学研究实绩》等论文。于是就有好多学校闻风而动，主动跟我联系作为人才引进，其中有南京大学、江苏省社科院，还有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因为这些文章一出来，好多人就知道了。但是，我最后没选择在江苏，却选择来到了杭州大学。

问：那么你为什么选择杭州大学？

我觉得这边引进人才的力度比较大，领导对人也很热心、真诚，开始主要是新闻系系主任张大芝教授同我沟通和联系，待我正式报到的时候，系主任是李寿福教授，党总支书记是张梦新老师。我很感激他们。

当时，如果我去南京大学，他们只能让我住筒子楼，此时高校都这样。再比如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如果我要去的话，只能先住在什么礼堂里改造成的一个房子里。而这边呢，答应我的条件是三室一厅。

问：当时三室一厅是很了不起的。

是啊！我只是副教授。当时想，出省就狮子大开口吧，要三室一厅。真答应了，是有点不敢相信的。这是来杭州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是老婆的工作安排。像江苏那些地方，除了东南大学同意安排我老婆工作，但是让她在后勤处做行政工作，其他的单位都不同意安排。不安排我肯定不会走的。那么，这边把她安排在宣传部做校报编辑部主任工作，我老婆是比较满意的。她觉得搞文字工作能接受，还不错。第三，孩子上学这边也同意帮助解决。

问：孩子是到浙大附中读书吧？

嗯，是的。所以，房子、妻子、孩子的事都安排得比较满意。至于我自己的位子和票子都没提。竺可桢老校长说，不要当大官，要干大事。对知识分子来说，钱也不是越多越好。所以，我对这些看得比较淡。就在我决定要来杭大的时候，接到南京师范大学一位副校长的电话说，凡是杭大答应的条件，我们南师大不仅全部答应，而且你还可以提新的条件。我说，我已经答应杭大了，答应了就不能变了。这都是因为杭大的热心和真诚感动了我。虽然我来了以后，一开始是住在三十几平方的过渡房，庆丰新村三室一厅住不进去，原因是这个房子原来是校务委员会主任住着，他迟迟不交出来，其实他在另外一个地方更大的房子已经搬进去了，因为他资格比较老，我又不知情，也没催着要房子。所以，我大概有两年时间都住在过渡房里面。

问：这个过渡房是在西溪校区河南还是在哪里？

在曙光新村，浙大求是新村边上。那里有当时杭大的几处房子，我不知道哪些是，但不是整个都是杭大的。我住在那里，每天早上可以到西湖边、到曲院风荷、植物园走一走，到浙大校园散散步，到玉皇山爬爬山呐，有时在山上吼几声，这是锻炼身体的好地方。在这里住的两三年时光是美好的，而后呢，我就搬到庆丰新村的三室一厅了。

问：哦，对，我去过你家呢。

对，你到我家去过。我刚住进去的时候，就发现我当时给杭大提的三室一厅这个条件有点过分了。为什么呢？当时只有老系主任，特别是那些白头发的教授才住三室一厅。你说，我一个满头黑发的副教授竟然也住了三室一厅，周围的那些人看了很不服气呀。

问：是啊，当时你很年轻呢。

嗯，不仅年轻，还是副教授，又是外地人，却住三室一厅。当时学校开会的时候，有位系主任也是教授，就讲他们都才住两室一厅，为什么刚来的这位副教授住了三室一厅。比如张大芝教授、李寿福教授都是两室一厅。我凭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呢？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的。沈善洪校长，我到杭大好长时间都不认识他。听说当时沈校长在会上讲，我们给邵培仁三室一厅是值得的，他的传播学研究是很强的，他来了会把这个学科给带动起来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价码，他为什么要到浙江来？他为什么不留在江苏？大家觉得是这样一个道理。也许沈校长知道，当时江苏一些高校也都希望引进我。

当时杭大人事处副处长窦香勤，是浙江省委李泽民书记的太太，东北人，待人特别热情、客气，人非常好。我来学校的时候，她亲自帮我去跑各种人才引进手续，她说她去办得快。她帮我去杭州市人才办要指标。当时杭城要进一个人，需要达到一定标准，杭州市人才办才能让你进杭城，否则不让你进杭城的。像这些手续，她全部帮我跑好了，我倒没怎么费事儿。

窦老师有一次跟沈校长讲：我们学校引进邵培仁，好像是引进了一个人才，实际上学校是引进了两个人才，他的太太彭凤仪也是非常优秀的，安排在校报编辑部工作实际上有点委屈她了。

还有到杭州搬家的那一天傍晚，是张梦新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帮我往楼上搬东西。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大约是春节过后，三四月份，天也有点热了。我住在那个房间是二楼203室，学生帮我把家具往房间里抬，不一会儿就搬完了。党总支书记做思想政治工作真是细致入微，让人感动啊。

家从江苏搬到浙江，我用一个轻型卡车，但还没装满。好多年后，儿子跟我说：“想当初，老爸你从江苏搬家到浙江，一个轻型卡车都没装满，现在不是什么都有了吗？”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感觉你老爸当年像逃难一样啊？”他的意思我明白，老爸敢闯荡江湖，能活出人样，我为什么就不能呢！现在他的条件比我当年好，应该干到得比我好。他真是这样说的哦。我说：“你有这个自信当然很好。”其实，当时搬家时丢下了好多东西，只挑了很少的家具，书倒是搬了不少。

来了以后呢，大约有半年时间，清华大学要办新闻系了。当时的系主任是刘建明教授，他找他们校长，说要引进人才。他们校长说：“给你200万元，你引进10个人才。你引进谁，我不管，但我要给你一个进人标准。凡是博士毕业的，要有一本书；没博士学位的副教授，要有4本书。”后来，刘建明老师就拿着这个标准去对照，他说在副教授里面超过4本书的，全国就是我了。当时是1994年年底，钱还是很值钱的。刘建明老师跟我讲，如果我去的话，工资翻一翻，送一台电脑。那时候，电脑还不普遍，他还答应给我电脑什么的，条件是很引诱人的。我真的感激他看中我。我跟他讲：“清华是非常好的大学，但我觉得杭大待我不薄了，我不能刚到这儿就走，对不对呀？”后来的托词是：“我倒是想去你那里，我老婆说北京风沙大，气候不适应，不愿意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刘老师老是给我打BB机。那时候，电话也没有普及，我刚到这儿，家里还没有安装固定电话，当时装个电话不仅贵，过程还很长，我只有别在腰上的BB机，接到他的传呼，我就去找电话打给他。最后，刘老师说：“我等你一年。”他认为，等我一年，我肯定会同意去清华大学的。他底气十足的样子。我喜欢清华大学，但刘老师没有等到我，我在这里坚持下来了。

问：你是从一而终！

嗯，我是从一而终。后来还有一些机会或引诱，我也没有动心。比如原来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的校长，是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主任陈为良教授，后来他年龄到了，要退下来了，也有人推荐我去当校长，认为我毕竟是在杭州大学搞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专业对口，各方面条件不错。当时这个学校是国家广电总局管的，总局人事司来人说要考察我，我婉言谢绝了。我觉得我的这一步走得也对的。后来是彭少健教授去当了校长嘛，他原来是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老师，教文艺理论，对吧？

四校合并以后，还有两件事，也算是小插曲吧！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浙江校友会召开会议，当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总支书记燕爽老师前来参加，他现在好像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联党组书记。在同桌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我们新闻学院准备引进的5个人名单里面，有你邵老师的，我们随时恭候你。”我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也很熟，他与我在家乡的一位好朋友是同学，我在复旦读书时他是宣传部长，我常到他家去喝茶聊天。他一直希望我去复旦。在复旦的一次会议上，他见到我又提及此事，我说：“秦书记，如果有一天我揭不开锅了，我一定来投靠你。”有一次，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常务副院长金冠军教授带着两个人来杭州，在西湖边楼外楼设宴专门请我去，主题就是受领导指示，请我加盟上大，去接替他的位置，他可能另有重用吧。当时各家正在申报博士点，我是学科带头人，关键时刻怎么能掉链子呢！幸亏没去啊，他因为过度劳累不到60岁就已经去世了。好人啦！

问：那么邵老师呀，刚才你讲了来杭以及坚持下来的原因。那么你来之前对我们新闻系了解多不多？

当时，应该说我对新闻系的了解不多的。最先我就知道德高望重的张大芝教授，而且是通过他的非常有影响的学术专著《新闻理论基本问题》。此书观点鲜明，语言精练，行文流畅，论述严谨，没有半句废话，对我的影响很大。其实，我也不知道杭州大学是省属地方高校，不是部属高校。我当时没有部属高校和省属高校这些概念。

大约是1985年5、6月份，在去复旦大学读书前，我有机会去黄山、庐山等地调研，一路玩过来，晚上住在杭州大学旁边的酒店。白天在西湖苏堤漫步，就像进入如梦如幻的山水画中。初夏阳光不像现在这么热，那时的游客也没现在这么多，一对对情侣嬉笑着从身边走过，而且旁边会有一些美妙的声音阵阵飘过，让人陶醉！我觉得这个城市太好了。于是我心里就想，如果有一天我有机会来杭州工作，我不会放弃。当时我确实是这样想的。

问：是什么美妙的声音阵阵飘过？

哈哈，我真寻声找过去看了，就是坐在亭子里吹笛子、拉二胡、弹琴、唱歌的一些人，都有些文艺爱好或特长，边唱边跳，如诗如画。西湖就像一位美女，让人一见钟情啦。

1993年5月，我去厦门大学参加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会后同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李彬老师一起来到杭州，两人住一个房间，聊到深夜两三点钟，他劝我要换一个地方，也认为杭州这地方不错。李彬现在见到我，还经常强调这次夜谈对我人生中的重要意义呢。不过，我在浙大人文学院做副院长时，曾经想通过绿色通道将他引进浙大，清华大学得知消息后同意调进李彬。这也算是我帮了李彬兄的忙吧。呵呵。

问：邵老师，你讲得挺好的。那么你来之后，觉得学校给你提供的研究平台怎么样？好不好？

你可能听出来了，我当时带有一种理想化的非理性的色彩，但过来了就过来了。事在人为。我觉得不论是此前的杭大还是现在的浙大，都待我不薄，我是十分感激的，我何德何能，有啥了不起的。房子、妻子、孩子的事情搞定，其他什么位子、票子我倒是无所谓的。平时我就是两点一线：家——教室，教室——家，我不去学校、学院领导办公室，上完课就回家看书。那些所谓的官我是不要当的。后来学院做工作让我做新闻研究室主任，说基本没事干，那我接受了，其他我是不要干的。1996年底，我评上了教授。校长郑小明教授找我谈话了：“你现在还想要什么？你原来不当领导是想要评上教授，对不对？现在你还想要什么呢？应该出来做点贡献了。”呵呵，突然觉得以前好像有点自私似的，那就干吧。于是就让我当了新闻系副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

分管教学工作后，我就搞了教学改革。这个你记得的。当时杭大教务处管得不死，想改就改了。我把英美的和海外台湾、香港的32所大学新闻学系的教学计划下载下来进行研究，参照这些高校的教学计划重新制定自己的本科教学计划。基本思路就是压缩传统新闻学课程，大幅增加传播学和电脑、网络课程。新闻学系开的好多新课，要求年轻老师必须上一门传统课程，再开一门新的课程，我自己除了上新闻写作课，也带头开了《传播学概论》和《媒介经营管理》，后面两门课程我还主编出版了国家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十一五国家重点教材。一大批年轻老师开始上《组织传播》、《人际传播》、《整合营销传播》、《电脑辅助广告设计》、《网络传播概论》、《媒介战略管理》、《公共关系》等等。一开始年轻老师比较抗拒，不愿意上新课。我们经过研究决定：上新课的给你一年时间备课，而备课时间也算上课时间，备一门课有5000块钱，算是奖励。所以新课很快都开起来了。

问：对，是有这个事情，我记得。

年轻人本来就喜欢新事物，尽管新课有挑战性，但也容易出成果，对吧？这样，新闻系的教学改革就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一个人两门课，一门课两个人。我们教学改革成功之后，国内好多高校新闻系来取经、学习，有的直接想方设法找人复印我们的教学计划。这项改革，我们在当时是全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系最领先的。

童兵教授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跳槽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他对这项改革过程和成效比较清楚。有一次，我在复旦开会时，童老师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在一起聊天，看到了我们互相打招呼。童兵老师说：“秦书记，我们复旦大学下面要抓紧引进人才。”秦书记说：“对呀，当然要抓紧引进人才了。”童兵老师又说：“要抓紧引进青年人才，尤其要引进邵老师手下的副教授。”秦问为什么？童兵说：“浙大有一帮副教授都是搞新兴学科的，发展势头很猛啊。”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教学改革是成功的，是得到外界公认的。

问：其他平台情况也请你说说

我简单点。1998年10月四校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1999年7月由四校的文史哲和新闻、艺术等系合并成立了人文学院，我被任命为副院长，依然分管教学工作。2006年，新闻系和国际文化系共同争取从人文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校党委张曦书记认为我的性格同徐岱教授比更适合当书记，于是我成了学院首任党委书记，同时兼任学校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副组长。2009年学校成立了7个学部，我又到人文学部做了副主任。

传播研究所所长从杭大批准的1994年一直做到现在。在此期间，我们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建成了省传播学重点学科，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省文化产业重点研究基地——娱乐与创意产业研究中心，省重点创新团队——国际影视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负责人都是我。我们办了两本学术刊物——《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和China Media Research（《中国传媒研究》），我和赵晶晶教授分别是刊物主编。出版了文化产业蓝皮书《中国娱乐与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我和李杰是主编。李杰教授还联络新华社成立了浙江大学海洋文化研究中心，兼任中心主任。可见，平台也需要自己积极、主动地去创建，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问：那么邵老师，你来到我们新闻系之后，根据你当时对其他学校新闻系的了解，你觉得我们新闻系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如果要和其他高校新闻系比，特点是会在比较当中呈现出来的。比如同北方一些高校新闻系比，我们不太左；而同南方一些高校新闻系比，我们又不太右。我们基本上是居于两者之间，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不土不洋，公正守中。我们处在中间的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这点我们做得应该是比较好的。对不对？

问：对，应该是比较好的。

是不是这样子？有的学校或研究机构的新闻学教授特别革命，动不动就利用手中那点权力整人，给人穿小鞋，或者向上打小报告，将人弄进黑名单；有的学校的新闻学教授又往往是大嘴巴，乱讲话，甚至在美国之音上说一些过头话，迎合西方媒体。我觉得我们的尺度把握得比较好，恰到好处，是吧？这是一种什么姿态？这就是一种真正做学问的、客观的、理性的、冷静的、中立的学者们应有的学术姿态。我们做到了。你同不同意我这个观点？

问：嗯，同意。

我们就是这种样子，我本人也是这样子。我们整个新闻传播学科就是这样子。我们没有那种太风风火火、很革命、很左的人，也没有那种咋咋呼呼的、很反动、很右的人，我们找不到这样的人。这是我们新闻传播学科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比较扎实，我们不嚣张，也不放肆。我们就是秉持浙大的求是创新的精神，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做学问、做事情。这也是我们的特点，是吧？但是，我们在竞争比较激烈的环境中把事情做出来了，做得还比较漂亮。学校有人说，浙大传播学科搞传播研究的，最不重视传播了。呵呵，这真是一语中的，但它从一个方面说明我们就是要少说多做。表面上我们是不重视宣传，其实是我们不张扬、不嚣张，做事低调。不像有些地方的某些人，还没做什么东西呢，就已经目中无人、鼻孔朝天了，就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求真务实也是同我们浙大传统一致的，就是实事求是，做实事，求实效。

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是团结的，抱团，有集体荣誉感。不像有的学校平时看不出什么，一有事就闹，比如申报博士点了，就会内部跳出一个人来，把它搞掉。你的表情让我看上去不太认可这一点啊，所以我说基本上嘛。一个单位有个把爱挑刺的也不是坏事，让我们做事更谨慎啦。同事之间开开玩笑呀，在一起说说笑笑呀，营造一种宽松和谐友好的环境，我觉得工作起来很舒服，是不是呀？同时，大家也不在意学校那么一点资源，都积极主动地到外面去挖掘和拓展资源，蛋糕越做越大，一个个都过得都很潇洒快活啊！至少有好多同事房子比我大，车子比我好。不过，我乐于做研究所里的中农。(www.daowen.com)

第四个是什么呢？我们一直在创新。我们的教学科研一直在走创新之路的。我们的学术成果，很少有炒冷饭的，很少是重复生产的。基本上是从不同层面、角度和维度研究和创造出来的新的东西，特别是在本土化研究、交叉化研究、国际化研究方面，我们是走在前面的。比如在本土化研究方面，你做的就蛮好，重新改写了世界报业诞生的时间，浙江新闻史做的也不错。我们的华夏传播研究发表了很多C刊论文，赵晶晶教授也著译了一本书，我也会有一本。交叉化研究积累的成果比较多，除了我自己，吴飞、李岩、李杰、李东晓、邱戈、章宏、卢小雁等老师都是这个方向的主力军，都有不俗的表现和成果。这些年引进了不少海归博士，韦路、李红涛、章宏、高芳芳等老师在SSCI等国际英文刊物上发表了许多联系中国实际、紧追国际前沿的学术论文，加上研究所主办的两本中英文刊物有较大的海外发行量和传播面，我们基本上把国际化研究这一块做上去了。浙大新闻传播学科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越来越大。

有好长时间，我们的影视传播研究影响不太大。在我做人文学院副院长时，曾从教学角度联合计算机学院申报成功国家广电总局的国家动漫教学基地，但这个平台没有很好地用起来。最近几年，我们的影视动漫研究突然发力了，有不少亮点。在海宁成立浙江大学影视发展研究院，罗卫东副校长任院长。除了拥有国际影视产业研究省重点创新团队，我们还在美国注册成立了“国际华莱坞学会”，彭增军教授任董事长，我是创会会长。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国家一级学会）也批准我们成立了“华莱坞创研中心”（二级）。范志忠教授的电视剧研究、章宏副教授的电视全球化研究都是很有特色和成效的。中文系盘剑教授的动漫研究也是独树一帜。

同一般的电影研究不同，我们华莱坞电影研究打破了过去多少年来影视传播研究的传统模式和路径，采用立体的、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视角观照和审视大中华地区的电影对象，将社会学、传播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电影研究，我们的电影研究还运用大数据对电影片名、情节等进行分析研究，研究成果可用于指导电影生产和营销推广。所以，有的电影研究者说，你们写的东西我怎么看不懂了，感觉断电了。因为我们电影研究思维和路径同他们的根本不一样啊。他们私下说，电影文学艺术研究很难有重大突破了，但研究华莱坞这些人套路他们也无法适应，有种危机感。抛弃传统的思路，采用全新的套路，当然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会有许多新的描述和发现，解读出来的东西就和过去不一样了。对不对？当然传统的研究思路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就一直试图创新，避免重走老路，拾人牙慧。

问：邵老师，你来我们新闻系之前传播学研究已经有成果了，那么来了之后你又继续从事哪些研究？有哪些进展？

在第一本书《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出来以后，我就思考要从不同领域和维度去进行传播学研究。我分析马上就会有人际传播学、组织传播学、大众传播学这些书出来，我不能再做这些研究了，要做也做不成国内第一本，因为我不喜欢跟在人家后面，要做就做国内第一本，于是我从政治、经济、艺术、教育、新闻这几个方面切入做传播学。果然，我做的这些全是第一本，有的在英语世界也是第一本，如《艺术传播学》、《经济传播学》。到杭州之后，在1994年、1995年和1997年，我分别出版了《传播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和《传播学导论》，2000年出版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传播学》。所以，在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层级研究方面，我们应该算是没有落后，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在本土化方面的研究，我的《传播学导论》以及后来的《传播学》本土化色彩是很浓厚的。如果是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我这书跟国内其他的同类书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基本上都是介绍和阐述西方传播学，我在书的每一章都会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具体国情和媒体实际，弄出一些自己的东西。我不是简单介绍和阐释，而是会有一些创新和发现，有些章节内容甚至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学术中总结和提炼华夏传播理论和理念，从余也鲁先生1994年让我做他资助的课题“中国古代受众信息接受特质研究”至今，我一直在搜集和研究相关材料，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已经先后发表了十六七篇论文了，最近还有两三篇要发出来，全部弄出来大约会有20篇，都是关于本土化研究方面，最后会做一本书。

在交叉研究方面，我出了一本传播社会学后，又进行传播学与地理学、生态学、舆论学进行交叉研究，出版了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媒介舆论学、媒介经营管理、媒介战略管理以及电影管理方面的书。这些都是交叉研究。特别是在媒介管理学研究方面，我们这个研究体系不同于西方。在国内第一本《媒介经营管理学》之前，我对西方媒介管理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地研究，然后西方的媒介管理学和传播学、管理学、领导学、市场营销学、消费行为学等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媒介管理学研究体系。你看，西方的媒介管理学书籍是不讨论媒介领导者、管理者和消费者的，我书中的要素链条是完整的。我在媒介地理学、媒介生态学研究领域也是开拓性的。《媒介地理学》获得了省社科一等奖、教育部社科三等奖。

问：你那时候研究传播学是开拓性的，现在的话，传播学已经是遍地开花了。那你看看我们浙大现在在大陆方面处于什么水平？

有几次参加会议，有朋友开玩笑说，浙大的科研团队已经把前沿性东西都搞了，他们没啥事好干了。这表明，我们的研究团队发表了许多前沿性成果，比如吴飞在新闻编辑学方面很厉害，在传播经济学、传播法学、国际传播研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和传播民族志研究等方面都有很好的成果。李岩的媒介文化、媒介批评，李思屈的广告符号学、文化产业、数字娱乐产业和海洋文化研究，韦路的新媒体研究、政治传播和媒介社会研究，卫军英的广告学和整合营销传播研究，赵晶晶（J．Z．爱门森）教授的国际跨文化传播、亚洲传播研究，包括你在内，大家做得都蛮好的。赵晶晶作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新闻发言人弗雷德里克・埃克哈德先生在浙江大学的合作教授，帮助他整理、翻译出版了两本较有影响的专著《为联合国发言》、《冷战后的联合国》。我们有几套丛书做得也比较好，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如《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当代传播学丛书》、《新经济时代广告学丛书》、《数字未来与媒介社会丛书》、《求是书系・传播学》等，内容都比较新，加在一起规模很可观。

浙大新闻传播学科要想抢占制高点、处于领先位置，必须先“知己知彼”。“知己知彼”就是以一种以诚实、谦逊的态度对自己也对别人作出专业的、理性的、客观的和定量的分析和认识，既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局限，也客观分析别人的优势和特长，详细了解两者之间的相同和不同、差距和特点。然后确定自己的发展道路。我曾经让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每人负责阅读和跟踪5本新闻传播学类SSCI国际顶尖刊物，共40本，并对其中的12本刊物进行了系统的量化分析研究，收录在我主编的《媒介理论前沿》、《媒介理论前瞻》、《媒介理论前线》3本书中。通过这种研究，试图提供一种国际前瞻性、前沿性的眼光和视界。分析研究这些刊物论文的选取标准是什么？它们是怎么组织策划选题的？有哪些好的论文？我们可不可以跟进？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学科建设是有好处的。“知己知彼”的第二个招是看西方新闻传播类书籍。浙大外文图书采购部门，每一两个月会有一期新闻传播类英文图书目录发送给我们来挑选。通过最新的英文图书目录和其他渠道图书信息，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国际传播学的最新形势。第三招就是通过数字图书馆数据库了解美英澳加等英语国家博士论文情况，探知学术进展。我是让参加博士学位论文开题的学生分别负责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新闻传播类的博士论文能下载的下载，不能下载的将目录和提要复制下来，然后进行分析研究。一般是带大家到外面茶馆，包下一个相对安静的房间，在那里待一天，论文一篇一篇地过。这个过程彻底改变了博士论文写作传统的选题思维方式。第四要鼓励老师和博士生积极参加国内外的重要学术会议，了解学术动态。第五通过学院网页、知名教授博客等了解学科发展的现状和动向。

这是讲如何“知彼”？前面已经讲了不少“知己”。综合起来看，浙大新闻传播学科应该在国内第一方阵。这是我的基本判断。

问：这都是我们一步一步前进的过程。那么，你觉得我们新闻传播学科怎么样才能更上一个台阶？

中国传播学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化，传播学学科建设的着力点是本土化，突破点是交叉化，目标是国际化，但最佳的学术生态是自主、多元与平衡。我们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是全院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还有潜力可挖，有些老师在科研上用力不足，甚至有的人根本不用力，有的人几年没有一篇论文。那么，这些人在干什么呢？精力都用在教学上了？都用在赚钱上了？都用在家务上了？天知道啊！我们学院同其他学院一样，存在“二八定律”，即20%的人完成了80%的科研业绩，而80%的人只做了20%的业绩。所以，我们新闻传播学科要想再上一个台阶，只要有一半的人像20%的人那样干活就可以了。谁能弄出一个机制出来，谁就是学科发展的最大功臣。

今年我们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又参加教育部的评估了。上一次我们排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科第10名，我感觉上一次评估从学校到学院都有点大意了，没怎么重视，没把它当回事，谁知教育部部长特别重视上次的评估结果，大会小会讲，排名好的也到处讲。浙大吃亏了。这次学校特别重视，书记、校长亲自督战。对我们学科的要求是：进入前5名。

问：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进入全国前5名，那你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先说我们如何进入前5名吧。这次评估时段是5年，从2010年1月到2015年12月。可是5年来，我们很多年轻老师一篇论文都没有，一年里啥都没有的占到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学科建设就靠几个人怎么行呢？像我这把年纪了还在干呢，年轻人是不是太早休笔了？这次评估本来是要用B刊论文参评的，遭到强烈反对后才改成C刊论文参评。因此，C刊论文越多越好。但我们肯定没法同有C刊的学院比，加上我们有不少没有学术生产力的人。学科要发展繁荣，必须靠大家努力。要抓紧制定教学和科研工作最低标准，比如教授、副教授、讲师每年聘岗应该有一个最低的论文发表的级别、数量标准，达不到标准就低聘或不聘。因为按现在这样下去，我们前10都不一定进得去。人家都在努力，我们没有理由懈怠的。所以，我们要设置一个最低的学术生产量。这是第一。

第二，要有一个激励制度。浙大只奖励权威刊物和SSCI上的论文，评职称也只认这些论文，导致许多人不重视发表低级别论文，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我们不是部校共建嘛？拿那么多钱干嘛？为什么不拿来奖励呢？发一篇C刊，奖励两三千元。这样有可能把学术生产量搞上去。

第三，要注意做一些基础性的能够积淀下来的研究，学术研究不要赶时髦。你注意到没有？时髦的研究当时很热闹，但很快就没人理会了，在学术史上很少留下印迹。所以，大家不要一窝蜂地都搞流行的、热门的、时髦的东西，有一些人做就可以了。总是跟风研究，学科的特色也显示不出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梳理一下，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哪些优势和特色，哪些优势和特色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如何动员和组织相关资源来做？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外界一提到浙大新闻传播学科就会说，他们在哪些方面很有优势和特色。这就成功了。不搞跟风研究，也是为了学术生态的平衡。现在学术生态失衡了，现在我们学院谁在搞新闻学和新闻业务研究？新闻研究所同传播研究所有啥区别？当然，这也不是我们一家的问题，可能带有一点普遍性。虽然说新闻学与传播学并重，但现在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已经很少有人谈论新闻学了，大家都在谈传播学，新闻学好像是一朵不祥的乌云。我认为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学术生态失衡了。李良荣教授有一次在我们学院的座谈会上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连续留下9位博士都要求研究传播学，当准备留第10位博士时就先同他讲，想留下来必须搞新闻学，他答应了，可真正让他去做新闻学时，他反悔了，死活不搞新闻学，坚决要去搞传播学。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第四，要争取在教学上做出一些成绩，搞出点特色。现在全国新闻传播学院培养的本科生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没有特色。如果我们根据自己的力量、优势和特长，大力培育和发展特色专业，闯出一条独特的人才培养之路，就会产生全国性甚至全球性影响，就像国外的一些名校一样，提到这个学校就会立即想到它最好的本科专业。如果人家一说到某个专业就马上想到浙大传媒学院，我们就牛皮啦。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专业，但是我们不能先行一步吗？不能预先来做吗？比如清华大学李希光曾经搞过“大篷车新闻”，带着学生去新疆、西藏采访，然后一路向媒体发稿。他现在不搞了，去了医学院，如果他继续搞下去就厉害了。我们需要这种人和做法，而且要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不要受某个人去留的影响。比如说新闻学专业，我们侧重培养某一方面，让别人一想到就向我们学院要人。不仅本科生专业，而且研究生层面的专业硕士培养也要考虑做出特色专业。如果我们在未来几十年坚持这样做，一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问：邵老师，我们是哪一年招博士生的，是在什么情况下招的？

我们传播学是2007年秋开始招收博士生的，这张照片就是2007级博士生与开题报告的评委们。但我在2002年春季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影视传播方向招收了开门弟子樊葵，她现在杭州师范大学教书。其实在当博导之前，我是一直想读博士生的，可是领导不让我到外校去读，只准报考本校的，担心我读完走人吧。我理解领导的苦心。但是，当时杭大文史只有古代研究的博士点，而且队伍排的都很长。后来，四校合并了，我要申请博导资格了。学校就要我先承诺：如果评上浙大博导，我承诺放弃读博。学校意思我明白，如果浙大博导跑到其他高校去读博士生，而且这个学校若还是二流学校，浙大面子往哪搁啊。为了能评上博导，我签了字。

我为什么可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申报博导呢？因为2000年在申报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时，当时中文系陈坚教授、吴秀明教授邀请我参加一起申报，他们发现我有不少材料是好用的，比如我有《艺术传播学》及相关论文，有省级社会基金项目，有省市和教育部的科研奖项等。最后博士点批下来之后，他们也告诉我可以一起申请博导资格。当时申请博导审查也是很严格的，批准之后是有公费医疗红本子的。在2007年之前，影视传播方向就我一个博导。这个专业博导也就3个人。按照浙大规定，博导招生名额是根据论文、专著、项目、奖励、学科带头人等等数据折算成分数计算的。我是达到学校要求的最高档次的，即可以一次招3个，春秋两季招生，每次可以招3个。我不是每次都把名额用完的，虽然每次会有30多人报考我的方向，学生还是要精挑细选的，干博导这活很累的。你上网看这些年影视传播方向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就知道了，它实际上就是传播学和媒介管理方向啊！说到这里，我得衷心感谢陈坚老师和吴秀明老师，感谢学院学位委员会全体成员。不然会累坏我的。

问：当时博士点是挂靠在中文系的？他们对你很客气？

是的，挂靠在中文系，大家都是好朋友。当时，我是人文学院副院长，也是学位委员会成员。开始，在开题报告、论文答辩的时候，我请陈坚教授和吴秀明教授来做评审专家。可是，他们来了一次以后就坚决不来了。认为我做得比较认真、规范，但隔行如隔山，字都认识就是内容听不懂，于是让我放手做。所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和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里，我培养了好多传播学博士和博士后。那么，在新闻传播学界呢？这种挂靠有很多，论文送出去评审和论文答辩大家都是认可的，不会用文学的标准来要求。2007年秋季，传播学博士点正式招生，但申报和批准时间好像是2005年。这个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问：我们传播学硕士点是什么时候招生的？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又是什么时候批准的？

我们在1996年获得传播学硕士点，1997年在此基础上成立杭州大学传播研究所，并正式招收硕士研究生。我的印象，当时教育部批文上的传播学硕士点，就是杭州大学和兰州大学两家，但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也在这一年开始招收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又过了一两年，我又有了新闻学硕士点，后来我们又拿到了传播学博士点。这些点的申报过程不细谈了，特别是申报传播学博士点，我、吴飞、卫军英3人出了很大的力。2010年，浙江大学在传播学博士点的基础上审核增列新闻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这是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进行的一次改革。申报材料先送校外专家评审，又请专家来浙大评审和现场答辩。现场答辩就是我和吴飞老师两个人去参加答辩的。当时我们想在一级学科下面设3个博士点。那些专家提问题是非常尖锐，一针见血，比如有人问：“我不问你别的，我就问你，你们新闻传播学科在全国能排在第几名？”也有人问我：“表格上，你既在传播学专业，又在文化创意产业专业，你认为你最适合在哪个专业？”平时都是朋友，怎么一当评审专家就跟法官似的呢。再后来我们第三次申报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成功。从2002年到2014年我都是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传播学专业招收合作博士后。前两次申报书不是我写的，第三次我着急了，自己动手填写申报书，院人事科鲍毅玲老师配合我到校档案馆找到了不少材料。2014年，在北京评审现场投票刚结束，就有专家打来电话说：“在所有申报材料中，你们新闻传播学科是最强的，通过了。”所以，填写申报书情况熟悉很重要，愿意花力气和时间通过渠道找到佐证材料更重要啊。

问：当时博导没有现在那么多？

没有！现在是副教授有博士学位的就可以当博导了。过去的话，你就是教授也不一定能当上，你得有论文、专著、课题、奖项等，还要送到校外评审，如果送审回来有一个是否定意见就完了。而且也不是一评上教授就可以申请博导资格的，通常还要你再等一两年，沉淀一下，有新的业绩才能申报。现在这种做法，对工科来说有其合理性，对文科来说一直有不同意见。博导多了，而招收名额并未增加，僧多粥少是普遍现象。

问：邵老师，我们再回过头来，你再讲讲你到新闻系之前是在哪里工作的？是做什么的？

我来杭州之前是在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先后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校高教研究室副主任，上过《写作概论》、《公共关系》、《新闻写作》和《电影文学与艺术》等专业课和选修课。1987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习回去之后，就一直有单位联系要作为人才引进，当时正在忙着写几本书根本顾不上。直到1993年年底才考虑这事。其实学校领导对我挺好，校长陈发松教授还是我母校老师。深谈之后，他理解我的选择。我回老家常去看他。我不走也许会当个副校长什么的。但是，这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的兴趣是学术研究。

问：邵老师，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对传播学开始感兴趣，并进行研究？

我在去复旦读书前，好像是1983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编的《传播学简介》一书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我在书店看到立即买了，看了两三遍。我对这里面的新概念、新观点和新思想很着迷。当时复旦大学办了助教进修班，这是教育部下文搞的。当时新闻学科教师队伍人才质量急需提升。但是，这个助教进修班和其他进修班不一样，它是要考试的，同今天的研究生考试一样，有考试科目和参考书目，上课很规范、严格，本校的几位老师通过答辩都获得了新闻学硕士学位。当时，丁淦林教授讲新闻史，李良荣教授讲新闻学概论，居延安教授讲大众传播理论，祝建华教授讲传播研究方法，周胜林教授讲新闻写作，师资队伍很强大。名师出高徒。这个班23个人，后来大多是新闻传播学界的教授级甚至博导级人物，如戴元光、刘海贵、程士安、芮必峰、龚炜等。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学卷》主要编委在复旦开会，就是讨论居延安撰写的“传播学”条目。我在会议现场，很羡慕能在百科全书里面撰写一个条目。当时想，如果我哪天能在大百科全书里面撰写一个条目就好了。谁能想到，我在多年前已在英文中国大百科全书里面撰写过“期刊”条目，现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传播学卷》中担任跨文化传播分卷的主编。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传播学科发展太快了，由过去的一个“传播学”条目，发展成“传播学卷”。人世沧桑，学术之树常青。

我们1986年在复旦读书时开始撰写《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书稿时，还有人认为传播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特别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较长时间，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特殊时期，一些再搞传播学的人有的去了国外，有的放弃不搞了，而我居然能在江苏这个地方出版了《政治传播学》、《经济传播学》、《艺术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等书。想想真不容易啊！我要衷心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南京大学出版社领导和编辑的眼光和胆识。当时在其他地方，也许我的这些书是出不来的。1997年我出版《传播学导论》一书时，第一校样拿到省委宣传部审查，校样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字样上都被画上了一个个圆圈，旁边打了一个个问号。我就跟出版社领导讲：“这位专家一看到这些字眼就生气，就用力打问号，如果他认真地看的话，就会知道我是在质疑和批判，并非赞同，他打问号难道是我错了？”结果拖了好长时间才出版。所以，我后来有两本书还在江苏出版，有的到上海、北京出版。有的地方经济发达，思想却不怎么发达。我们搞传播学研究的真是不容易啊。回首过去，我感觉自己走过了一个地雷阵，走到现在没被炸死，已经不错了，值得庆幸。

问：邵老师，你今天的成就同你的家庭背景有无关系？

俗话说，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我的家庭是革命家庭，党员多，可以组成一个党支部。我父亲是老革命，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好几次都是死里逃生，他命很大的。父亲是独子，爷爷奶奶就他一根独苗，没哥姐没弟妹的。我父亲也是孝子。当年如果按照组织安排，他是随大军南下去上海工作的。妈妈听说了就闹着不让他走，做了爷爷奶奶工作也不让我父亲走。当时奶奶体弱多病，我父亲就向组织打报告要求留在当地了。因为这事，父亲好像还被降了一级。1985年我到复旦去读书，特地去看望父亲在上海的老战友，从伯母嘴里才知道伯父是顶替我父亲去上海工作的，后来做了普陀区委书记。爸爸从来没同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大约是1955年，党组织送父亲去扬州师范学院读书，就像张大芝、张允若两位老师一样，是调干生。我收藏一张父亲戴着校徽的照片。他在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写的文章、读书笔记，毕业后放在家里，我会拿来看。特别是爸爸在文章中写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几次战斗对我影响很大。在小学读书时，还见过同学书包里有一本淮海解放区识字课本，书中有篇课文也是写父亲单枪匹马英勇杀敌的故事。父亲毛笔字写得也很好，在父亲身边读高中时，他要求我每天写一张大字，给我打分，我不听话，没有坚持，现在每想到这事就后悔、懊恼。父亲爱读书，家中有藏书，也有《新华文摘》、《群众》杂志等。这些书籍报刊对我是有影响的。父亲去世早，临终招手让我到他床前，用尽全身力气交代我三句话：“要听党的话；要把红旗扛到底；不要让妈妈穿带补丁的衣服。”哥哥比我大10岁，当时也在他跟前，父亲却只叮嘱我，这是信任我还是不放心我呢？！母亲是幸福的，享年93岁。我也没有犯过政治上的错误。

问：邵老师，你是不是从小就对人文学科感兴趣？

我从小就喜欢语文，语文成绩不错。小学四年级写的一篇作文——《我与爸爸比童年》，拿到全校去展览，老师说六年级学生写不出来。上初中、高中了，都是办黑板报和文艺专栏的积极分子。上大学了，在学校团委办小报。整个年级到新沂军营学军，校政工组老师带着我一个人办了一张《学军快报》，老师就负责写社论，其他的采写编、插图、刻印、发行等我一人全包。喜欢舞文弄墨，四年级时就有诗歌上了黑板报，大学学军结束时即兴写了一首长诗《离别抒怀》，晚会上由美女同学登台朗诵，台下官兵和同学一个个泪流满面。不仅写诗，还梦想写小说和剧本。后来发现自己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料。写诗自娱自乐还可以，而写小说和文学剧本不行，打腹稿还很激动，也很生动很精彩似的，但是一写出来好像就不怎么生动精彩了。我感觉自己的形象思维能力没有逻辑思维能力强，然后就慢慢地不搞了，不过年轻时候玩玩文艺未尝不可。在暑期曾作为县委新闻报道组成员跟随县委书记在淮安县顺河公社农村蹲点搞调查、写报道，跟老同志学到不少东西。毕业工作之后，在高校当班主任曾资助同学办了一张小报，影响很大，最后惊动中宣部下文勒令与全国高校近一百张小报一起停刊。呵呵。后来，我也主编过学报增刊《高教研究》，到了杭州又分别办了中英文两本学术刊物。这就是命啦！

问：你作为导师，指导研究生有什么招数？

首先，我让自己指导的研究生一接到录取通知书，就立即进入学术研究的状态。一般情况下，不是在决定录取的时候就定导师吗？所以，当我得知录取通知书已经正式发出后，我就会给自己的研究生一个短信或电话：“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玩了，请立即着手开始写两篇论文，开学带着论文来报到注册。”通常，推荐免试的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在得知自己录取的信息之后，第一选择就是玩，跟疯了似的玩，5月份一直玩到9月份开学，有的推免生甚至从上一年11月份就开始玩。我用这一招使得跟着我的学生甭想玩了，他们开学要缴两篇论文来报到注册。你说，没题目，我给你题目；你说，没材料，我给你找材料。总之，你必须提前写两篇论文。当然，也有学生被吓跑的，吓跑的都是不会有出息的，跑就跑吧。一般情况下，好多博士生和硕士生在开学前就把论文发给我了，我再提些修改意见，开学后就可以投稿了。这样，入学时间不长就发表两篇论文，会大大激发其科研活力和斗志。

其次，传播研究所硕士论文答辩的标准是发表两篇论文。讨论时有导师说，有的研究所已经不提这要求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求发表两篇论文？我说，我的研究生发表四篇论文，这样行吧？大家都同意了。我要求学生发表四篇，他们通常要准备七八篇去攻，结果会都发表出来。博士生的论文数，我也会在学校标准的基础上再加码。我们所这一招还是有效的，逼出了一些科研人才。

第三，我鼓励研究生以研究带动阅读，以写作推动阅读。就是不停地写，不停地看。这同一些导师指导方法不一样。有的导师主张研究生多阅读，慎动笔。要求先大量阅读，到写学位论文时再动笔。结果到答辩时，因为没有完成发表论文的指标，而没有资格参加学位论文答辩。现在优秀的学术刊物论文审稿时间和编辑时间都比较长，有的要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不是你有论文就能马上发表的。这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论文发表指标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来说，是巨大的心理压力。

第四，因材施教，给不同的研究生描绘不同的人生蓝图。我原来培养博士生，总喜欢留在浙江，留在身边；总希望他们传承衣钵，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成绩。现在我的想法改变了。他们能到外地去发展的就让去外地，特别是有条件能到985、211高校的，我也想方设法帮助他们。不要都待在身边，否则在好多问题上就是自己的学生相互竞争了。老师当评委也难做人啦！再说，为什么不根据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让他们自己发展呢？学生都挤在学术圈和媒体圈有啥好的。过去，我的研究生在这两个圈子里的蛮多的。后来，我早早改变主意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政产学研，媒文金军，到处都有自己的弟子。桃李满天下即将成为现实。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