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1989年考入当时的杭州大学新闻系，1991年，留校任教，兼任《杭州日报・下午版》责任编辑，1994年，任讲师、院长助理，兼任《小商品世界报》副总编辑，1998年以后，先后任浙江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副教授、常务副主任、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2003年以后，先后任教授、新闻与传播学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2006年以后，先后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院长。

问：你在报考新闻系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我以前也是老师，是农业院校的老师。我当过4年的老师，然后在那里考研究生。

问：报考之你对我们新闻系里了解多不多？

一点都不了解，我当年准备报考的是华师大或者北师大，准备考古代文学或者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生。但是，刚好在我要考的前一年，我当时非常要好的一位同事考到杭大来了，考到了杭州大学政治系的中共党史专业做研究生。他天天在我面前讲杭州大学有多好多好，说杭州多么多么好。然后，我被他说服了，就过来了。

问：那么进来之后有没有感觉失望呢？

没有感到什么失望。因为那个时候杭大还是挺不错的，我当时考的是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我们那一年招了31个研究生。考进来之后，新闻系就从中文系独立出去。中文系问我们有没有谁要去读新闻方向的研究生，说我们考中文学科的同学都可以转读新闻专业。最后，我和另外两个

同学就来读新闻来了。就这么简单。

问：你还记得是谁来问你们的？

那记不住吧，该是辅导员之类的老师吧，会不会是钱诚一老师或者廖可斌老师呀？或者谁，我记不清楚了。当时廖可斌老师好像是管我们研究生工作的学生支部书记，他跟我们往来比较多。

问：我们新闻系第一届研究生，除了你之外，其他还有谁？

一个是安徽的杨培华，一个是福建的陈汉成。陈汉成毕业以后就没怎么联系了。有人说他可能去世了，联系不上他，因为他这个人不太爱和同学交往。杨培华毕业后去了中国银行报，后来当了安徽省中国银行做行长的秘书，几年前已经是中国农业银行在合肥的一个分行的行长了。3个人，走上了各不同的人生道路。我的指导老师是张大芝老师，杨培华的指导老师是桑义燐老师，陈汉成的老师是张允若老师还是邬老师？

问：我记得邬老师去世的时候，我还专门给陈汉成写信的，叫他过来。

哦，对。应该是邬老师。桑老师带的第一个研究生是樊葵。

问：作为新闻系的第一届研究生，你们当时努不努力？哪些人，哪些事情你们印象比较深刻？

那个时候，虽然我们是新闻系的研究生，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组织关系都在中文系。我们的支部呀、学生会呀，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和中文系研究生在一起活动的，甚至很多课程其实也是与中文系研究生一样的。应该说我们那一届的同学里，不管是中文系的还是我们新闻系的这些学生，都是相当努力的。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把读书看作是一种必要，相互竞赛，谁读得勤快、读得好，有一种相互暗自比较的感觉吧。那个年代里面，我觉得没有现在这么多好玩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想法。大家都在看书。看书、讨论、参加一些学校的讲座呀，连聊天也更多都是聊和学术有关的东西，当然平常也参加各种体育活动。

问：我记得有同学说，你曾经把图书馆有关新闻学的书都看完了，是不是那么回事儿？

那个时候，我们新闻系，我记得在中文系，就现在东一的那个四楼，就两个办公室，其中一个是领导的办公室，另外一个类似于资料室，里面就一张桌子，一个书橱，仅有很少的几本杂志数十本书。那个时候的图书馆，新闻传播的书非常之少，加起来也应该不超过两个书架吧，而且底下一排还是什么马列全集什么之类的。我那个时候翻的新闻的书也就是当年施拉姆的那几本著作呀，然后一些教材性的东西呀，包括甘惜分老师的，童兵老师的博士论文。现在新闻传播类的书成堆了，那个时候很少。所以将新闻类的书看完，并不是多少吃力的事。其实我那个时候看得更多的著作还是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一些哲学方面的著作。那个时候只要不上课就在图书馆，每天晚上也在图书馆。所以，把那些东西看完其实很正常的现象。

问：晚上去的是教师阅览室吧？

嗯，研究生可以去教师阅览室，反正教师去的不多，倒是我们研究生去的很多嘛。

问：他们说你有一个爱好，在读书卡上签字？

嗯，那不叫爱好，因为借书时，是需要在借书卡写上名字和日期什么的。我记得是陈汉成讲过这个话，陈汉成说他每次去借书的时候，发现那本书都有我借过的痕迹。不客气说，相比较而言，他看的书确实比我看得少多了。他喜欢其他一些的活动，我也搞不太清楚。陈汉成新闻方面的书看得少，他的兴趣可能放在了中文文学那一方面，在中文方面喜欢得多一点。

问：你们3个研究生中，我跟陈汉成交往得比较多，你们两个相对少一点。你们与老师交往多吗？

我和老师其实玩得很少，因为我们没时间到系里玩，基本都在图书馆里面，你要去图书馆里面就可以每天都见到我。

问：那么哪些人哪些事，你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尤其是现在在我们新闻系的。

我其实跟老师的交往很少，只是在上课的时候听听老师讲课，仅此而已。我也很少到老师的办公室去，那个时候好像老师到办公室去也不多，我和吴工圣老师见过几次，加上我比较内向，更不会跑到老师办公室去的。

问：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办公室。

对，没什么办公室嘛。所以跟新闻系老师聊得很少。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家我倒去过。桑义燐老师家去了一次，张允若老师家好像也就去过一次，去给他们拜年吧。张大芝老师家倒是每年都去的。我跟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一些老师倒还有一些往来。

问：研究生期间有没有发生过事情，比如说你做过什么今天看起来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那个时候读研究生应该说有很多好玩的事情。那个时候，杭州大学研究生会是在我们那一批人手上弄起来的，当然不是我们弄的，是学校团委组织弄的，但是我们大概是第一届研究生会。以前研究生少，到我们那个时候研究生大概扩招了，所以才有成立一个组织的可能。整个学校里要竞选，参加活动，因此那个时候不同学科的研究生往来其实是蛮多的。现在教育学院的徐小洲呀，公管学院的郁建兴呀，我们都是同一届的同学。不知道现在的研究生怎么样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组织，人不是特别多，又住在8栋那一栋楼里面，上一届的和下一届的都很熟，都是楼上楼下的。那个时候还要看球赛，经常举办学术活动，整个学校里面洋溢着一股练气功的氛围，什么神电气功、鹤翔桩气功、香功呀。我记得朱菁还练香功呢，我是练鹤翔桩气功，反正什么功都有。那时候学校里面这一块还是很活跃的，我们干了很多类似的活动，包括请一些气功大师到学校做一些演讲。研究生会还组织过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演讲辩论大赛，这也是以前没有的。我觉得，那时候大学生、研究生的生活还是蛮丰富的。

问：你现在主要是研究传播学，是不是在读研究生时候就想研究传播学？

其实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想法，老师叫我干嘛我就干嘛，没有特别感觉我未来要研究什么。那个时候，我基本的想法是研究生读完以后就到媒体里去工作，因为我有比较强的通过新闻改变社会的理想情结。我根本没有想到要留在高校里当老师，所以那个时候反倒是一些好作品看的比较多，心理学东西看的比较多，像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之类的东西看得很多，主要是想对中国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社会现实有所了解，希望为将来去做一个好记者积淀一些基础。当然，传播学书也看了几本，但是那时候这类的书很少。我觉得当时像施拉姆《传播学概论》，他讲这个社会变迁的东西，没有给我足够的震颤的感觉。心理学的东西，尤其是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东西，看完过后，对整个传播学的东西的感觉其实差不多呀。社会学的这个知识框架与传播学的框架很类似嘛。所以，我没有觉得我当时就是要想做传播学之类的研究，没有。

问：传播学是在你在后来的教学过程当中慢慢地感兴趣起来？

可以这样说吧。其实，当时读书的时候，我做了很多的笔记。当年中文系还是很有意思的，给我们每一位研究生发了两箱读书卡。我读三年的研究生，做完起码一箱的卡片，一部分至今还留在我的家里呢。其实我是每天都在看书、记笔记、写作。那个时候很少去复印，因为复印舍不得，老贵。所以基本上都是做笔记，好多东西都堆在那儿，搬家的时候丢了一半，最后有点舍不得丢，就留了一点点在那儿。

问：做卡片现在的研究生一点都没有概念。我做是做，但是没有你做得那么多。

我做得挺多的。

问：那你出成果多也是应该的，真的，真的。

你现在去图书馆翻，只要那些书没有丢掉，你还可以看到我很多签名一样的卡片。那些书不是随便签的，签一本就意味真的是看完的。大多数的书我都是精读的。研二的时候，我的导师张大芝老师还要我们读马恩全集，这花了我们很多时间去读。

问：哦？他在要求你们读马恩全集？

张大芝老师有很大的一个想法，他对当时整个中国的新闻理论、党报理论体系非常之不满意，他觉得我们当时那个党报理论其实是假的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上课的时有他一门课，他要求我们3个研究生分头去读马恩、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要我们弄清楚真正马恩的源头是什么，同时要我们去读共产党新闻工作文献——就是那3卷本的黄色封面的文献。把它们读完，弄懂共产党、党报理论体系，里面那些东西源头到底在哪儿，要求我们分析清楚，当时学界一些论调与马克思的基本理念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去读马恩著作。

问：你这点谈得很好，张老师自己没有说起这件事情。

对。张老师比较小心谨慎的，因为毕竟被打成过反革命，他有些事情只是悄悄地去做，不怎么说的，包括他自己写的书，他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那些经历。我常常想请他谈谈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些事情，他都不愿意跟我讲，讲得很少，偶尔会讲一点。他那确实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差点被枪毙呀。

问：你现在的成就应该说是公认的。那么你认为你现在的成就的取得与当时的研究生的关系深不深？

我也没有多大的成绩，只是一直算比较努力而已。研究生的学习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意义重大。一是当时心无旁骛读了一些书和文章，这个是很重要的。另一个方面呢，我在读研究生后期去新闻媒体工作的社会实践工作对我也是很有帮助的。因为我是非正规的新闻专业出身的，是半路出家，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课也很多，本科生新闻专业的所有的学位课程我们都要补，同时研究生的课程也有很多。我记得有一年，一周有23节课，几乎每天都是课，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好在那个时候年轻，体力没什么问题，所以能够撑得过来。整个知识框架、知识体系、学习的习惯，应该说都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我以前学理科的，看书没有像文科看得那么多的，后面发现有很多东西、很多想法，甚至每一个学科都让我觉得挺好玩的，所有的东西都有兴趣，所以影响非常之大。在实践的过程中间，发现实践跟我想象的实践也不同，因为在实践中间你就发现哪篇文章放在头版，怎么配合党的宣传政策，做些什么重要的报道和策划，都与课堂上所说的不一样。我实习的时候主要跑科教文卫这条线，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考虑写任何文章，把杭州几乎所有的高校和比较重要的研究所都跑了一遍。那是很花工夫的，我骑了一个破自行车，那时像文一路许多地方都是泥泞小道呀，有些研究所很不好找，经常找半天都找不着，那时候又没有手机联系，吃了不少苦头。我这样做，积累了很多的原始材料，应该说对我自己了解那个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

问：没想到你实习的时候做了那么多细致的工作。

对呀，所以我实习成果也不错啊。3个月实习，我和指导老师一起写的一篇报道还拿了一篇浙江省好新闻一等奖，一般的实习生估计拿不到。当然，指导老师跟我关系也很好。所以，我大量的作品都评为《浙江日报》的甲级稿，稿费甚至比我们老师的工资还高呢。

问：你得新闻一等奖的文章的题目还记得吗？

记得清楚呀：《为何一家欢乐一家愁》，写的是两个工厂科技创新的比较，一个比较报道，发在《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还配发了一条评论。那个影响很大。

问：你研究生毕业以后你为什么选择留校呢？

哦，这个其实是被迫的，不是我想的。当时浙报的总编辑江坪专门到学校要过我呢。我实习的指导老师是周荣鑫和程佩霞老师，主要是程佩霞在带我。他们对我比较满意。然后呢，我自己也联系了一下南方日报集团，他们人事部门的人也过来了。当时杨培华也投了简历。他们也需要我们，愿意接受我们。但是，我的导师张大芝老师又是系主任嘛，主持系里的工作，他跟我聊了老半天，说希望我留下来工作。我没同意，都不想留下来工作。张大芝老师与我谈了很久，他把我留校的一些基本的表格都填好了，比我们现在教学秘书做的工作都要做得好，什么年龄、性别、论文题目等等，他自己都填好了，说：“吴飞你签个字吧。”我实在是不好意思不留，但是我还是没有签那个字。结果第二天，就是当时校长沈善洪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问：沈善洪给你打电话的？(www.daowen.com)

对。沈善洪说：“吴飞，你有没有时间到我办公室坐坐？”然后，我就到他办公室聊了将近一个上午。沈善洪没有直接讲让我留校，但是他讲了很多学校的发展和未来的前景之类的话。后来，我知道其实是张大芝老师让沈善洪给我打电话。我被感动了。我只是一个研究生，跟校长八竿子也打不着，但校长如此礼遇，确实被感动了。

问：对，你这个礼遇了不得呢。

校长跟我聊了老半天，给我讲讲说以后进修的事情，出国的事情。嗯，讲了很多吧，就是讲这个学校需要一些年轻人的事。其实他讲得很清楚，我当然可以听得出来话外之音，但是他又没有说他要我留校之类的话。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校长和现在的校长大概也不一样，很有人情味，张大芝老师这么做，校长也这么做，那最后我想想我就留下来了。

问：那么浙报知道你留校后有什么反应呢？

江坪和另一个人专门跑到系里来找了一下张大芝老师，不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细节，但是最后江坪跟我讲一句话：“你老师要你，我就算了，那我都不好意思抢了。”他们毕竟也是朋友关系。

问：还有这么个故事呀？

对。因为张大芝老师当时跟广电、跟浙报、跟新华社的人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像兄弟一样的。我留下来后很简单，因为当时没有人教编辑学的课——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编辑学的课是《杭州日报》的一个退休编辑来给我们上的。后来，老师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能上这门课了。系里没有人能上这门课。张大芝老师就让我留下来上这门课。为上好这门课，我到《浙江日报》又去实习了半年，去做编辑，做了半年的副刊《钱塘江》的编辑。我自己画版样、自己阅稿，把整个报纸的编辑流程学了一遍。然后就开始了备课、上课。

问：今天回过头来看看你读研时候最大的心得和体会是什么呢？

我最大的体会是当时读书的氛围很好，整个大学的读书氛围都非常好。我们那些研究生同学，不管是哪个学科的人，大都很努力。当然也有少数的同学开始去搞有点经商味道的事，我记得那个时候政治系的一个同学就是，他是党校的，但是他对商业经营非常有兴趣；历史系的一个同学、中文系的一个哥们儿，去搞什么培训、自学考试、中小学的什么辅导呀，卖卖一些辅导资料，还挺赚钱的。商业性东西开始有了，但是，毕竟还是读书的氛围好像更强。这是第一个很好的背景。第二，我觉得我的导师也挺好。我碰到一个挺好的老师。张大芝老师学识很渊博，思想也很开放的。他以前教大学语文，古代文学这一块还是蛮通的。他自己写杂文。写杂文需要好的文笔、好的思辨能力，包括对哲学的理解，比一般的新闻传播院系老师要好，即使今天来看，可能很多老师都达不到他那个知识的水平。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好老师。一个好的导师很重要，他没有给我特别大的压力，他每次跟我聊天的时候都轻言细语，但是一讲出来又都是你必须干的活。他叫我去研究新闻心理学，我之所以我看那么多心理学和社会学著作的原因就在这里。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我都在看这些东西。那时，刚好新闻心理学开始研究起来，复旦大学、北广有老师写了一两本新闻心理学的书，但写得都不是特别深，所以他希望我做得比较好一点，做得透一点。后来，他又让我去研究舆论学的东西。那时，舆论学国内也就是孟小平和刘建明老师做过一些研究，一个是我们这个学科圈子的，一个是其他学科圈子里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看这些老的著作挺多的。我觉得张老师是一个好老师。那个年代，他们这一辈人写论文没什么压力，出书也很少，做课题也不多。当时新闻系编一本有关报刊四种理论的书，张允若老师写一篇，张大芝老师写一篇，桑义燐老师写一篇。第三，整个大学的感觉也不错。那个时候，我跟中文系的那些老师，比如吴熊和老师、金健人老师，还有廖可斌，不管年纪大还是年纪轻的，都有很多的交往。那时候，我们一些诗歌爱好者还创办了一个协会，叫“常新诗社”，专门写古诗词的，用古代的那些所谓的诗歌韵律来写一些新的社会现象，所以叫“常新”，就是复古诗社嘛。不知道现在这个协会还存不存在。成立之后，香港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基金会还给我们赞助了3000元人民币呀。那是很大一笔钱呀，那个时候老师的工资一个月就两百块钱左右。那笔钱呢，其中有很大的一块是给学校拿去了，但剩下的一块呢，可以让我们这些人到外面去喝喝茶。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到西湖边坐坐，然后几个写诗词的人之间相互唱和一下。像吴熊和老师，快诗手呀，坐在那里，大概真的只要10分钟，一首诗就写出来，一首词就唱出来了。吴熊和老师、陆坚老师、廖可斌老师，都是我们这个诗会的顾问或者指导老师。你看，这些老师们都玩得挺好的，廖可斌老师最后就变成兄弟一样了。我觉得那个是氛围，大学的氛围。老师和学生之间很近，学校里面，你看，校长跟我一个学生之间也能一起沟通。我评副教授的时候——我是破格评副教授的，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评委那个概念。学校开会，我去答辩的，我记得很清楚哦。但是，我不记得那个时候有没有填什么表格。还真的不清楚，像现在评高级职称有复杂的表格要填写。

问：表格是有的。

估计是比较简单的表格，没有什么印象。我只记得进去答辩后，发现30多个前辈坐在那儿，很少有几个人认识。那时对发表文章，没有一级刊物什么这种说法嘛。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发过文章的，每年都拿到研究生的光华奖学金之类的东西，后面做老师的时候，青年老师里面估计发论文我也是比较多的。答辩的时候，我没有讲几句话，副校长徐辉，教育系出去的一位很有才气的年轻教授，就给我讲了老半天的好话。当时我跟他一点都不认识。他说他看过我写的东西，说很不错。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学的氛围很好。领导来看我们这些人写的东西，现在评委们能有几个人去看申请人提交的论著呢？当然，现在申请职称提交的材料也多，估计真要看也吃不消。

问：对了，你现在在决策研究生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受到当时读研一些情况的影响呢？

没有什么特别直接的关联吧。因为现在浙大管理的体系跟当年杭大的管理体系是非常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行政力量可能比那个时候更强，但那时我作为一个研究生也不大了解整个学校的管理体系会怎么样，可能也是同样厉害的。但毕竟就我当年读书来看，课程那么多，那今天如果排那么多课程，那研究生简直都埋怨死了。你说一周23节课程，那现在哪有学生吃得消？可是我们当年就这么干的，从早上到晚上，几乎每天都要去上课的。研究生的课程你必须要上，不是本专业毕业的，那本科生学位课程你也要去补呀。这样的安排，不知道算不算也是学校的管理体系？那我们学院里面，在管理过程中间，相对比较宽松。各个所有各个所不同的培养体系或者规则，学院整体层面的干预已经是很少。在管理层面，我们没有多少那个年代的烙印。这几年，我在推进整个学院的学术氛围，搞什么传播大讲堂呀、学术午餐会呀、冷餐会呀、学术报告会呀这些东西。我还是希望，我当年在读研究生时受益的那些活动能在研究生里面作一些推广。是不是现在就一定还适合，或者说在今天环境中，当年我受益的东西是不是其他人也能再受益，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吧？

问：你认为现在的研究生跟你那时的研究生相似和相异较大的地方在哪里？

首先讲不同。在我自己带的研究生中，就个人感觉而言，我觉得现在很多学生并不是很想读书，他们甚至不知道读书的目标是什么。第二讲相同的地方，就是说你给他们一个任务，他们也会努力给你去做，做不做得好是另外一回事情。当年，我的老师让我写马恩的东西，我记得写列宁《出版自由思想》就写了两三万字，那是用手写的。那时，我们还有一个附带的工作，就是给老师们抄论文呀，就是把他们写的草稿誊写到那个方格纸上，要一字不落。现在，你要他们做，他们也不得不做，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让他们做的。

问：我从来没叫过研究生做过这种事情。

所以说，现在的学生跟以前的学生确实不一样了。当然今天的学生所面临的环境和受到的挑战，或者被吸引的东西也太多了。现在的学生有手机、电脑、微博、微信，还有社会活动、商业环境，跟我们当时相对比较纯净的校园比较，是有很大的不同。

问：下面一个问题我想专门问你，其实你刚才已经顺便提到过了，比如说你挂职的事情，你当了老师以后去哪些新闻单位挂过职？对你的科研有哪些帮助？

我当老师后，首先到浙报做了编辑，就是我讲的这个《钱塘江》副刊的编辑，做夜班的编辑。然后，我跟刘清一起创办了《杭州日报》下午版的一个专刊，叫《视网专刊》。整个版面是当时《杭州日报》总编辑冯振德先生完全交给我们两个人来操作的，就是组稿呀、版面设置呀、专栏设计呀，包括发放稿费呀，都是由我们两个人自己做的。具体的事物我做得多一点，刘清因为活动能力比我强，交际的能力比我强，对杭州一些东西了解得比我多，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是挺好的搭档。这是我最大的一次实践，这个实践让我对整个报业流程，从新闻的、专刊的、副刊的，都有了很大的了解。比如说，我可以完整地来编一份报纸，没有问题。到1995年的时候，我们学院跟义乌的《小商品世界报》签订了合作协议，我到那边又去做了一年的副总编辑，所以整个采写编评，包括排版照样，整个流程都学会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新闻实务快速掌握的很重要实践。后来，我们学院又跟《青年时报》，以前是《浙江青年报》签订了合作协议。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是学院的院长助理，所以我自己就没有去《浙江青年报》，但是像沈爱国、潘向光、胡晓芸、钱永红这批人就派过去了，沈爱国做副总编辑，胡晓芸管品牌，管广告品牌这一块。我觉得都很有好处的。

问：那么这些挂职在你搞科研的时候体现出来了吗？

嗯，对教学肯定是有体现的。而对科研也有一些帮助，比如桑义燐老师那时和我一起申报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那个项目主要是我设计的，如果没有业界的经验，那课题的设计就不会那么充分了。

问：这时你在读研吗？

那时我刚刚留校。这个项目可以说是我做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对了，做这个项目，我的理念和桑老师不太一样。其实，我当时的理念是写两本书，一本书是有关媒介经营管理的专著，另一本书是有关案例的。但桑老师没有接受我的意见，编了一本论文集。不过，他带着我到广州去做《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的调研。这是一个老教师带着一个年轻老师去做调研，我觉得还是很有收获的。出差中，他跟讲了很多张大芝老师的八卦和对张大芝老师的不满。我跟他在一起住在一个房间呀。我是张大芝老师的弟子呀，估计他希望我有些话委婉地转给张老师。这是题外话了，哈哈。

问：桑老师曾经带我到宁波去搞过调查，那他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这些。我也跟张老师也出去过，是去金华参加《金华日报》创刊10周年的活动。第一次出差，感觉挺好的，但是他没有跟我讲过他的事情。桑老师也从来没跟我讲张老师的事情。可能你与张老师的关系这个因缘在起作用。下面你能不能谈谈？像《杭州日报》下午版的创刊，你是不是参与了？

嗯，对，不是参与，就是我们给了一个版面来操作嘛。

问：你能不能比较详细地说说整个过程？

嗯，也没有什么很详细好说，那时我留校后就跟刘清、朱菁，另外一个叫李俊，可惜李俊英年早逝了，他是出车祸而去世的，太可惜了。反正我们几个人玩得比较多。有一次，我跟刘清在一起聊的时候，我说我们去跟《杭州日报》做一些合作，刘清父亲好像是老编辑。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后，我们两个年轻老师就直接去找他们报社的老总，就是冯振德先生。冯振德先生是一个特别好的老总。就是说，他跟现在的老总不一样，他特别有人文气质，对我们也挺放心。当然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大学老师，或者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大学老师在媒体里面相当少。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时候，都极受尊重，人家觉得你们很了不起，水平很高。现在，媒体一个普通记者都可能会批评高校老师不懂行业，对吧？尽管我们经验也不丰富，我们没有做过什么东西。我们当时的基本想法是要反映杭州普通市民的一些问题，包括尽可能地用幽默诙谐方式去表达，想追求一种不太一样的风格。冯老总不怎么干涉我们，反而出现了问题他都主动承担。后来，我们发现冯总被批评过好几次。我们曾经发过一些杂文，里面经常会有一些冷嘲热讽的地方，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记忆深刻，它冷嘲热讽的，有一点类似现在网络上的段子，说中国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你可以随地大小便，随地吐痰；说新加坡，或者西方国家却不自由，因为你吐口痰就要罚罚钱什么的。那个文章的标题叫《自由与不自由》，被批评了，那冯总从来就没给我们说他受到批评的事情。

问：这篇文章谁写的？

那是自由约稿呀，谁写的现在也记不住了。不过，这篇文章没有被撤版。稿件我们自己把关、自己画清样，最后老总他签发，我们编发的文章几乎没有被他拿下的，对我们很尊重。我记得那个时候和我们在同一个办公室一位中年编辑觉得一个老总把一个版面交给两个从来没有搞过的人，有点冒风险呀。这是后来我们熟悉以后，他对我们讲的。我们不是天天待在编辑部里，因为稿件一个星期才出一次。所以我觉得这个锻炼是蛮大的。搞了这个版面，我们认识了好多人，包括那些文化名人、我们自己学校的老师，甚至有作者今天还跟我在联系。那时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给我们写信，比如外语学院那些教授给我们写信、投稿。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自己策划了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大的专栏，叫《文化家园》。我是一个在杭州生活的外地人，当时我的一个直接体验就是杭州不是我的家，我讲普通话，而杭州那时多数人讲杭州话，我在浙报办公室或者杭报办公室甚至在学校办公室里，听到基本是讲杭州话的。今天杭州已经变了，已经是一个移民城市了，讲普通话已经很普遍了。那时都是杭州话，几乎听不懂，人们也懒得理你，一个外乡人有被欺负的感觉吧？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要把杭州变成一个文化融合的家园。要组织一些外面的人，在专栏上进行讨论。很有意思的。这一点其实对我后面做研究还是有一些想法的，我到现在还在思考这种类似的问题。这种文化融合，或者文化冲突问题，是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话题。

问：《杭州日报》下午版的创刊，是杭报还是你们想出来的？

那是《杭州日报》想出来的。那时开始有所谓的数字报纸了，主要是在电视上看看那个东西，网络还不是很发达。但是，已经发现晚报在转型了，晚报早出嘛。《杭州日报》想出一个方法。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钱江晚报》，晚报早出，他们来个下午版，下午版的截稿时间是上午12点或者下午1点左右，就可以把后半夜和上午发生的新闻给刊登出来，我们的截稿时间是上午的12点，一点钟左右。但是，下午版还是有一些问题，因为很多大事一般不是在上午发生的，而是较晚的时段里发生的，对吧？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杭报在探索，一直到后面办了《都市快报》，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问：在创办下午版的过程当中，报社交给你们具体哪些任务？

我们就是做专刊《视网专刊》。就做这个事情，我们也是他们的一个实验者嘛。下午版本身是实验，它的风格与党报的风格不一样，报道一些有趣味的东西。下午版早期的定位是与日报进行滚动，但是到底怎么做没有现成的东西。我们创办了下午版的第一份专刊性质的副刊，之前是没有专刊，也没有副刊。下午版开始纯粹是新闻的滚动报道，最后觉得好像这样不能够吸引更多人。当时，我们的报纸有个基本理念，叫副刊留人。新闻可以吸引人，但是留人还是要靠副刊的。让一个读者长期订阅某一份报纸，是需要非常好的副刊和专刊才行，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就是因为《夜光杯》才去看《新民晚报》，然后变成它的订户。

问：你有没有读研期间的一些比较有趣的故事啊？我们都不知道的。

读研的时候能有啥有趣的故事呢？好像真的不多啊，没啥有趣的事。

问：你们3个人互相之间有没有发生过矛盾呀？

总体还好吧，因为我与他们不是一个寝室，杨培华和陈汉成是一个寝室，我是跟教育系的人住一个寝室，我的隔壁都是历史系、中文系的那些同学，所以我与他俩交往较少。但是，我和杨培华是老乡，交往又多一点。陈汉成是福建人，跟我交往少一点，所以我们没什么冲突。

问：你刚才讲的陈汉成去世的消息不知道谁告诉你的，是我告诉你的。

啊，我都忘了。

问：我到福建开会时，问他们报社的人。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惊讶。

当时听到这一消息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他们《福建日报》的一个刊物，问他们的编辑，可惜刊物的编辑对他没有印象。

问：我是碰巧的，刚好碰到他们的一个女的副总编。

不知道怎么回事。陈汉成是平时很少说话，我感觉他有一点比较傲，但是他很会喝酒，他一次能喝19瓶啤酒，19瓶啤酒可以连续喝下去。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啊，也喝不起。我记得有人还跟他打赌：“你要能喝你就喝下去。”不知道那钱到底是谁出的，反正是买了一堆酒让他喝的，有没有喝掉19瓶也记不住了，反正我们当时是很震惊，能喝这么多啤酒不醉的。

问：你这个细节讲得很好，他就是得肝癌去世的。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喝酒而得肝癌的。

反正是挺能喝的。他用自己的两只书架围一个小小空间，像一个小旮旯，自己躲在里面看书。他们寝室是3个人，还有个许小平，是我们的班长，后来分到江西电视台，现在也去北京了。我与许小平倒还有联系。陈汉成自己把自己关到一个小角落里面，不怎么跟其他两个人交往的，他有点封闭，会不会性格有点孤独啊。不是很清楚。

问：他当时跟我来往还是比较多的，聊天啊，散步啊。

那人总是要跟人交往、交流的，我想。他怎么会跟你聊呢？

问：我也不知道，我日记当中会记载的，现在也忘掉了。他也经常跟我谈你们的事情，什么事情我忘掉了，日记中我肯定会记的。那时我已经留校了。他真的很可惜。

我先前是跟徐小洲住一个寝室，他跟那些管宿舍的人关系还弄得不错。再后来我就与一个化学系的人同住一个房间。这个老兄因为是杭州人，几乎不来的，所以那个房间就是我一个人住。我的房间总是拖得锃亮的，每天都是很干净。那时我不是在报社实习嘛，有一点稿费，而且每年都拿奖学金。奖金是一大笔钱呀，光华奖有500块钱。按规定，3年时间内你不能连续拿同样的奖，我可以，第一年拿了一等奖500元，第二年就只能拿100元，第三年又拿了一等奖500元。这个奖我拿3次。我还有稿费，那时我在浙报的稿费一个月大概也有300元左右，那个新闻一等奖也有500元。所以，那时我在那些同学中间算是比较富有的人。我买了电风扇，买了小的黑白电视机，看看电视新闻。所以我有一个外号叫“小资产阶级”，他们都叫我“小资产阶级”。周明初是海宁人，海宁大概是出产榨菜的，估计他们家也做榨菜，他每次从家里回来，就扛一大包榨菜分给我们，所以我们叫他“地主”。夏天的时候，因为我的那个房间对面就是盥洗室，通风很好。那个时候一般同学没有电风扇，房间通风又不行，所以夏天的时候我房间整个地板上，全是躺着睡觉的人，经常会有七八个人在我的寝室里面。所以我那房间算是一个公共领域。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