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华，1964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69年毕业，留校一年，1969年到1971年在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任学生连支部委员（“文革”前入党）。1971年底到杭州大学政工组，参与筹备、重建学校党团委的具体事务工作，先后在学校团委分管宣传，在党委宣传部任《杭州大学报》筹备组负责人。曾任团省委委员。“文革”后，调入地理系先后任系总支秘书、学生支部书记、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1989年调入新闻系，任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主管学生工作。2004年底退休。

问：你谈谈进杭州大学之前的经历可以吗？

我是1964年考入大学的，也是当时学校唯一一个考进复旦大学的学生。我在浙江一个小地方读的高中，能考入复旦大学是非常偶然，对我来说就像是脚踩西瓜皮滑进来的。当时我们是集中去大地方高考。在填志愿时，文科可以填写固定的20个学校，我对大学不是很了解，就随便填的。当时，我家里有5个弟弟妹妹，在家里基本是干农活。因为我的母亲认为我在白天读书，晚上就应该给家里干活。我的数学成绩不好，也不喜欢数学，数学一差呢，数理化就都不好。不过当时我很喜欢看书，可家里不让看书，让干活。当时社会还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之分，我还不敢明目张胆看书，因为那些世界文学名著会被认为带有资产阶级的成分。当时有一种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去上大学，考不上，当农民。当时，我们并没有觉得农民有什么不好，也不懂不考上大学没什么不好，觉得考大学只是给父母和老师的一个交代。别人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而我是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当时母亲给我买的东西，也都是去乡下当农民用的东西。别人在复习，我却去参加县里的文艺汇演，他们都在开夜车复习工作，我只是为了给父母老师交代稍微看下书。不过当时有一点给了我一条路，文科是不考数学的。我在填报志愿时毅然选择了文科，这样就可以不考数学了。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报考大学，对大学完全不了解，尽管老师会讲，可我没有记忆，因为我都无所谓，没怎么听。所以我就填报了复旦，我填志愿的原则就是离家近，专业自己觉得好玩的，就填在前面，就这样正好填满20个志愿。复旦大学离家里比较近，而当时我没填杭大是因为杭大没有新闻系。我呢，特别想去新闻系。因为当时我看电影、纪录片，里面的那些记者，哪里都能去，天安门也能去，毛泽东身边也能去，觉得挺好玩的，所以对新闻系特别感兴趣，就这样填了。我的思想比较偏北，往北面的复旦填，也没有往南方选择。第二个填写的是历史学，最后填写中文学，其他我也不记得了。这些都不是我经过动脑子写的，只是排位子填写的。人大我也填写的，填在后面。人大解放后才有新闻系，复旦解放前就有了，所以觉得复旦比较好。填完志愿后，我就去考试了，其实我也只是去过过场。当时考试是在夏天，每个人打着背包坐火车，集中去嘉兴市考试，我们借了中学教室睡在地上，电扇都没有，每个人一把扇子。考试的时候，因为天气热，很多同学太紧张，一进考场就晕倒了。我没有紧张，我就是一颗红心，一个准备，拿到考卷天马行空去写，心里没有任何顾虑。因为当时考的都是文科，政治历史，我都不需要准备什么。到了那边，很多同学还在复习，我都不复习。当时的我没有大学梦，不紧张，没压力。准备考一门丢一门，丢完就去当农民了。当我收到复旦通知书，我都不知道复旦是什么学校，也不惊讶不惊喜。后来才知道，通知书是发给学校的。赶到学校，校长、教导主任还和我单独握手，因为这个高中从来没有人考上复旦新闻系。当时我还是不知道。到了学校后，我才知道这是所名牌大学，那一年只招了31人，其中女生只有3个，我是浙江的，然后福建一个女生，江西一个女生。因为新闻工作者比较辛苦，女生就招的少。我们下一届也只是招了3个女生。

我们是5年制的，一、二年级集中把专业课上完，然后三年级要去挂职，就是实习，是作为上海市委派出的干部去实习一年，第四年就是写论文，最后一年补一些其他课程，摄影课之类。李良荣这一届，刚好相反，二年级去挂职。他们比较努力，我是脚踩西瓜皮。当时学校学习氛围非常浓厚，大家对世界非常关心，经常有喇叭通知大家去大教室听讲座。如果有这样的讲座，大家都去占座位，听时事政治。图书馆也要占座，只要教室不上课，都坐满自习的人。整个学校氛围让你觉得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大家学习的都是很深层的理论东西，这是个风气。特别是新闻学，老师说采访写作编辑实习自然都能够学会，而系统的理论去工作了没有这个时间让你学习了。学校有图书馆老师，碰到问题问老师，而且理论需要研究的一个过程，在大学期间有时间做研究。所以大家都抓紧时间学习理论，有一种很好的学术风气。我们都学习了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新闻模式，有些排斥西方的思维。这种学术风气对我们影响很大。那时候人们不焦躁，不愁毕业分配，计划经济分配毕业生，需求大于供给。我们去读一年级时，五年级的31个毕业生是这样分配的，20个人去中央，剩下11个人中，一个人去中央电影制片厂，还有人去挂职，最低的是分配到新华社浙江分社。所以学生不担心就业，无后顾之忧。我那年是先分配到浙江进行劳动改造，改造好后便去杭大工作。复旦真的是读书氛围极好，虽然说上课，老师讲了什么，我都记不得，但那个氛围一直留在我的心里。课本还给老师，学习风气忘不了。每周五下午，以寝室为单位进行小组讨论，我们在班级里的男生寝室一起讨论，大家一起评报，如《解放日报》等，评评它的版面、文章，此外我们还交流学习心得。这个很有好处，因为复旦是全国招生的，我们新闻系的学生来自华东的九省一市，一个省两个人，其余都是上海人，又多是复旦附中毕业的。在交流时，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融汇交叉，使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一个小地方，让我们打开了眼光，也自然而然地吸收到更多的东西。我们以前杭大属于省内招生，省内分配，就是地方性。而浙大也是全国性的，和复旦一样，学生、老师来自五湖四海。这可以打破学生居于一隅之地的局限思维，让我们更好地吸收知识，学校同学、老师都是我们的资源，我们不再只是从课堂里学到东西。新闻学院特点，就是大家想的都是大事情，不讲鸡毛蒜皮、小儿科，让我们看问题有格调、有眼光、眼界比较开阔。在那里，学校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谈的问题怎么都这么大呢。我们谈的都是国际形势、时事政治上的比较有深度的事情。我觉得氛围可以培养人。所以后来我在杭大搞学生工作时候也很想培育这种氛围，所以之前我们办过“一室一报”。一个寝室一张报纸。这个灵感来自我读书时候的感受，寝室是大家生活的地方。我就希望，大学生生活应该更有格调和层次，大家应该有个共同的话题，不要只是关注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希望通过这个来引导大家考虑比较有档次的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些问题，并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样能够提高学生的协作精神。报纸呢，都是手写的，我家里现在还存着几份。当时，在杭大，系里有系报，寝室有寝室报，还有黑板报。我觉得办报并不是一种形式，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表面看去是形式，可我让它包含了内容，通过办报，培养了大学生该有的生活、思维、习惯。当时我就是想，不要让大家局限在小事情中，通过这个培养同学们的格调和协作理念。另外，培养一种团结的氛围和大学生应有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从复旦大学借鉴过来的。复旦大学寝室讨论的经历，对我影响很深，当时我能够很好地感受到我是作为一个大学生身处其中的。

问：请你说说新闻系上发生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在我退休以前，那新闻系，从新闻专业到新闻系，到新闻学院，都是大事情，我都经历了。但是，这个讲呢，就是总是要讲事实，而且要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我不能讲那些听来的，听来的让讲的人去讲。

1964年入学的，5年制嘛，应该是1969年毕业，但是1969年该毕业的时候，也没有叫我们毕业，叫我们留在学校一年，要我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再走，结果么，一年以后也没到底。又因为我们是17年教育黑线培养出来的黑苗子，所以呢，我们毕业以后没有马上工作，要去农场劳动。然后么，就把我们送到各地，就是各奔东西。我们因为是全国分配，我就是到了浙江，长兴有个长岗岭，有个劳改农场，把劳改犯迁走，把我们迁进去，接受劳动改造。我呢，是1971年来杭州的，1971年之前在农场劳动改造。

那我到了杭大之后，在机关，在校部机关的那个政工组，那时候叫政工组，政治工作组，但是它相当于，用今天的话来讲，相当于人事处跟组织部合二为一的这样一个机构，就是它既管这个党的组织，又管人事。那么我为什么在那里呢？因为我到杭州大学来的时候，杭州大学党委没有，团委也没有，所以来了以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了，我是具体人员，就是一起工作的人员，参与了杭州大学党委的重建。党委“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文化大革命”中改成什么革命委员会，党委都取消了，所以我来的时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作为一个工作人员，作为政工组的工作人员，参加一些具体工作，就是杭州大学党委的成立。这是1971年以后，然后接着呢，有学校党委了就可以成立学校团委，团委成立以后，我就留在团委工作了，具体搞宣传工作。后来呢，调到学校的宣传部，叫我做筹备校报《杭州大学报》的负责人。但是实际上，事情都是其他人做的。

宣传部之后，我就调到了理科的地理系。地理系是当时杭州大学中教工人数、学生人数最多的一个大系。后来随着发展，它就不是一个最大的系了，但是当时我去的时候，它的学生人数最多，600个学生，教职工有60多个。在在那里，我从总支的秘书开始干，又是从头干。除了总支秘书外，我还兼了学生党支部书记。后来，在那里担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有时候，副书记和系副主任安在同一个人身上，有时候，一个人只能担任其中的一个，主要是看这两者什么时候方便工作。从党的这个系统来讲，是副书记，但是又有很多工作呢，是行政的，所以呢，一个人两个职务，就是副书记、副系主任。在那里应该说是干得好好的，没什么不好。

中文系成立新闻专业一事，我没什么感觉。虽然我是新闻系毕业的，新闻出身的，但是我对这个事情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觉得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地理系干得好好的，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然后，有一天，我们系里面的一个女教工，她的丈夫是在中文系新闻专业，然后在她的引见下，带来了一个老师找我，这个老师名字叫邬武耀。我们就在原来的1111教室见面，这个教室4个1。1111是一个突出来的大教室，地理系开会都在那里开。为了建邵逸夫楼，就把那一块去掉了，所以现在没有这个教室了。在1111教室，他跟我见了面。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他跟我说，他是中文系新闻专业的，他们缺那个老师。他说他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去过了，要求支援毕业生，到这里来当老师。但是当时新闻系系主任跟他说，近几年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性，因为新闻界处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教师老化的现象比较严重，需要新生力量的地方很多。当时全国新闻系是不多的，最早的时候也就是复旦有的，还有北京广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有的，不是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是个学校都有跟新闻、大众传播有关的系科、专业，或者学院，当时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所以他去要人，当时的系主任回答他，就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又马上告诉邬老师，他们有一个学生在你们学校啊，她的名字是什么。他说，既然你们这么缺老师，那么正好他们有一个学生在你们学校，你们不是就近就可以使用起来么？邬老师回来以后，就来找我了。

复旦大学推荐我的这个系主任，现在还在，他的名字叫董荣华，教新闻学概论的。新闻学概论这门课，当时我考了最高分，所以我一直很感谢这个老师。我去参加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建50周年的时候，还跟他见面了，也谈起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的那个圈里有一个博客，我写的复旦新闻系建系50周年怀念老师的文章里面，其中的一章就是写他的，也写到当时他向邬武耀老师推荐我的内容。我曾经跟董老师讲：“董老师你推荐我胆子有点大的，因为我已经那么长的时间——已经11年根本跟新闻无关了，而且跟我的母校也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在杭州大学，这一点我是非常感动的。”

邬老师跟我讲，希望我能够给他们兼课，就是他提出来要叫我兼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外国新闻事业史？我跟他讲，我有难处，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没有改革开放，对外国的东西，除了苏联的东西外，其他一律都排斥的，因为我们所有新闻的体制，几乎都是照搬苏联模式的。所以我们在复旦学习的时候，学理论的时候连那个苏共布的党史都是作为我们的课程学习的。当时的氛围就是学理论，在学校就是要学理论，学的也都是苏联的。你们现在的外国新闻事业史，范围就很大，除了苏联外，其他的这些东西我们以前都是排斥的，是不是？都没有上过这个课。那时候，我们还好一点，因为在复旦读书的时候，只有新闻系的学生享受，能够订阅那个《参考消息》。现在《参考消息》随便订，但是那时候规定，只有新闻系的学生可以订《参考消息》，我们还能看一点《参考消息》。因为那个时候大学招生，它分密级的，我们新闻系是属于绝密级的这个系，因为当时是把新闻工作者看成是党的工作者。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招生的时候，它就是属于密级的，对于学生的来源，要求也是很严的，学生需要根正苗红。但是有的学生却不是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宋任穷的警卫员，他就不是根正苗红的，所以他是作为调干生进来读书的。调干生，就是把这个干部调来读书的，像宋任穷的警卫员是可以来的。我们浙江也去了一个调干生，是一个解放军，还是党员。那时候党员很少很少啊，学生里面没有几个党员啊。所以对浙江这个调干生，我们都是仰着头看的。

邬老师要交给我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我就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我就没有上过这个课。我问邬老师我能不能上中国新闻史的课。因为我的一个老师叫马光仁，他说过，如果我有需要，比如说上中国新闻史，他可以把他的讲稿全部给我，那就是现成的。他自己调到上海社科院新闻所。但是，邬武耀老师跟我讲，中国新闻史已经有人上了，是人大来的一位毕业生，叫吴工圣，后来他也调走了。虽然我从来没有听过吴老师的课，但是这个老师话不多，勤勤恳恳、踏踏实实。邬老师说，已经有老师上中国新闻史了，那他总不能说是让那个老师不上。他希望我想办法把外国新闻事业史这个课担当起来。我考虑了几个因素，一个是我的老师推荐了我，是不是？我的老师推荐我了，邬老师到来找我谈，我说我根本就不愿意，我觉得这样我很对不起我的老师，对不对？然后呢，邬老师确实是有困难，有困难才来请我去帮忙的，我也不能一口就把人回绝掉吧？还有一个，不管怎么说，我是正规的新闻学院毕业的，新闻毕竟是我的专业，如果我要拿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也比别人拿起来要快呀，是不是？比一点都没有读过新闻的人总要快一点。所以，想了想，既然这样，那我还是接受吧。

但是呢，当时我个人的情况很困难，我是军嫂，丈夫是现役军人，他所在的部队那个时候不在杭州。我身边有两个幼女，很小的孩子，也没有什么亲人能够帮助我，就自己找保姆什么的。而且我还碰到了大事——我的父亲突然患上了肝癌，我又是我们家里最大的一个孩子，弟弟妹妹都还没成长起来，我算是已经成长起来，所以医生要我去，全部的事情全都要我联系，要我跑。当时是我最困难的时候，个人生活也最困难，住在集体宿舍，条件也比较差，这个是事实。除此之外，当时我已经是副系主任、副书记了，我是要坐班的，教师可以不坐班。我什么时候备课呢？我只能晚上备课，晚上等两个孩子都睡了，我再备课。我又凭什么备课呢？我到图书馆去看了一下，图书馆里的资料还没有我个人的资料多。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你也没地方查。还有，你要我上课，你得给我提供一些条件，对不对？比如说，先让我去进修一年，这也不可能，其他条件更是没有了。邬老师就是请我来兼课，我就是在那个情况之下接受了兼课的任务。

那么，接受了任务后又怎么办呢？我总要想办法啊！我那时候就是写信，先北面，写给我的那个师兄童兵，他是我们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个新闻学博士，他就是专门搞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我就给他写信，希望他能够给我帮助，因为我知道人民大学有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那是张隆栋先生开，他是最早整理这门课，上这门课的。那时候好啊，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你要弄点资料这个东西，又是版权，又是什么，你还搞得动么？童兵接到我的信后，马上就把张隆栋先生讲课的那个原始讲稿寄给了我，这个讲稿人大已经印成了内部资料，就是白皮书，就是一个白的封面。然后南面，我又向我自己的母校，向李良荣——他跟童兵是同班同学，都是我的学长——求救，我说这里有这个需要，我说我没资料。李良荣当时正好在读研究生。他是因为读研究生而回到上海的。他们研究生有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这门课上课的老师是舒宗侨，舒宗侨先生原先是路透社的记者，他在国外呆过，也比较关注这些问题。做相关研究的老师，除了舒宗侨外，还有陈韶昭老师（照片中的右一），大概是第一个比较完整地翻译了一本关于传播学方面专著的老师，女的，原先是教我采访写作的，我曾经上课的时候一直想模仿她那样的风格，但是我没有做到，这是一种长期的知识积淀。陈韶昭后来去广州担任政协主席。还有一个老师叫郑北渭，后来移居美国了，也是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他俩的研究都比较零碎。所以我就找了李良荣，他就把他研究生上课的笔记——他的笔记做得相当好——干脆地给我寄来了。这样，我在兼一门课的时候，用了人大和复旦资料——把这两所学校的东西合起来，合二为一，给当时的新闻专业——1982级（沈爱国那一届）是首届——上课。虽然我上课的内容还是非常初级的一些东西，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当时我们国内这门课的最高水平。你想，我把人大和复旦的东西都拿过来了，是不是体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让我正好碰到那样的时机嘛。所以我始终认为我们新闻系，是学生好。我很欣赏我们自己母校的一句话，就是它经常在迎新的时候，打出一个大幅的广告，就是今天你因学校而自豪，明天学校因你而骄傲。我们确实是这样，你看我们第一届的学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上课，真是没有几个人啊。像这一门课，我就是这样的上课啊，但是首届学生有多少优秀的学生啊！所以很多事情就是学生学得好。还有呢，很多东西是工作以后学的，不是在学校完成的。我回忆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的知识结构里面，大学给我的知识可能5%都不到，大量的95%以上那是要靠以后自己去学的。

当时的情况很艰苦，怎么个艰苦呢？我以我自己个人的艰苦来形容其他老师的艰苦，只是我的艰苦可能是这样的，而他们的艰苦可能是那样的。你想想看，就那么几个老师，要承担起一个专业的课程、管理等等工作，而且当时我们那个办公室是很简陋的，就是在现在已经变成设计院的这个地方——以前是东一教学楼，在东一教学楼4楼的一个办公室——一间房间隔成两间，就是那么一点小地方，整个的新闻专业，包括后来变成新闻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子的。当时没有几个老师，但是大家为了一个专业的成长，为了一个系的成长，都是在默默地在那里干啊，像徐忠民老师，他原先毕业于中文系，留下来当摄影老师，这很元老了。当时这个办公室只有刘文奕一个老师在管理，条件是相当差，几乎没有什么硬件。

问：你是从1982年开始就一直在那里兼课吗？

不是的，1982级那是首届，我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不是1982年，因为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是在他们3年级的时候上的，邬老师把这门课交给了我，上课的条件比较差。邬武耀老师呢，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帮助我。

当时，大众传播比较热门，而我手头也有比较多的这些资料，因为复旦近水楼台，他们没有正式出版的内部资料很多。地理系曾经有一个学生的文学社，我记得它叫风和文学社，他们叫我做过一次讲座，我讲的也是大众传播，在现在的地理楼，就是那个设计院跟邵逸夫楼中间的那个楼。地理楼外面有柱子，在那个柱子上贴了海报，就是我讲的那个大众传播学。那个时候，讲大众传播学的讲座，我估计不光是在我们学校我是第一个，就是全国我也是比较早的。那时候浙江只有杭大有新闻系，别的学校都没有新闻系、传播学，大家都不知道传播是什么，都把它理解成是船舶，是造船的，所以我估计我也是先驱了。邬武耀老师除了教学以外，也办过一次培训班。我做了这个讲座之后，邬武耀老师就来找我，也让我去讲一次。邬老师后来又办过一个培训班，又让我去讲了一次。邬老师大概给了我100元钱吧。当时这100元钱是挺多的。我当时还觉得很奇怪，怎么上课还有钱啊？邬老师说因为他们是收费的。除了这100元钱，我其他任何待遇都没有，没有讲课费，没有备课纸（也不需要，因为地理系就可以有），反正什么都没有。我也没有提任何要求。结果这100元，我拿了以后被不点名地批评了。在全校中层干部会上，我被领导不点名地批评了：有的系的总支书记，在那里上课，还拿钱。这个我就觉得奇怪了，不是中文系有困难叫我去吗？中文系知道这个情况以后，韩泉欣老师，当时他好像是系里的负责人，路上碰到我就对我说：“张老师对不起，这事情我们没有做好。”后来中文系行政例会，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问题，专门打了一个报告给学校领导，由校长沈善洪，还有分管文科的副校长金锵两个人签了字，这份报告上面写了就是叫我去兼课，是为了解新闻专业燃眉之急。

在兼课的过程当中，我父亲生病，我到上海肿瘤医院给他安排住院、治疗的同时，也去复旦大学收集资料。但是，从肿瘤医院到上海复旦大学，正好是两个对角线，很远。那时候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也没有地铁，也没有别的，只有公交车。我从那边赶到复旦，那是很费时间的事。我看到我父亲的眼神，他希望我陪伴在他身边。但是，我就是要拼命地往复旦那里赶，为了要把这门课上得充实一点，稍微完善一点。因为当时都不完善嘛，我就是想搜集一点资料，你总不能老叫人家给你寄，对不对？寄也不是个办法，李良荣毕竟是我上一级的学长。所以一路上很心酸，一是想到自己父亲那种眼神，二是想到两个幼女在家里没人管，三是想到我自己的工作，另外再加上这门课，四是担心我到复旦之后，我搜集资料的同时，能不能找到老师，比如说给我一些指点。一路上就有那么多的问题，有时候想想就很心酸。就是到了复旦之后，我又不享受出差，这完全是自己的事情，然后抽这个时间去做。所以那时候就这么艰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呢，是不叫苦，也不讲条件，好像你既然已经答应人家了，那么你总要想办法去做好。我估计像外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当时学生是不会很满意，因为它太零碎了。虽然这在当时这就是一个起步，是从过去没有的，在所有老学校，这门课也都是在起步，那我们杭州大学更是起步，但是起步的时候，它往往十分粗糙。但是，作为我个人已经尽到最大的努力了，而且我已经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资料，已经算是很好了。当时新闻专业成立的时候，老师上课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从自己可以想象别的老师，别的老师同样艰苦，只不过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感受到了，我是能够说的，别的老师我是根据我自己的经历体验的，也是非常艰苦的。大家都是在默默无闻地干，共同地为了一个专业的发展，各自尽心尽力地发挥自己的那一分力量。我觉得这个太宝贵了。没有那一步，就没有今天的，是不是？任何事情都有个开头的，开头都是很难的。

就在这个时候，沈爱国毕业了，又增加了一个力量。再后来就陆陆续续从外面又调进来了老师。后来，我这个课就给了张允若老师了。他可能是从江西大学来的，他在江西大学就上这门课的，他已经比较系统了。当然，当时人大的张隆栋也已经有系统了。因为他在江西大学上这门课，把他调来当然也是为了上这门课。张允若老师很客气，有几次课他也是叫我去上，这是他客气了，这个其实我也无所谓。1988年，新闻系独立出来了，那么我就有条件调过来了么，因为它是专业的时候，我调到中文系去干什么？它既然已经是独立出来了，还在从外面要人，我又是一开始叫我在那里兼课的，当然，顺理成章的，是不是啊？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科班的嘛。我自己这样想，既然课都已经兼了，又是对口的，那么就调过去算了。

然而，我家里从上到下都不同意，他们觉得我在地理系干得好好的，挺好的呀，干嘛要调呢？我在地理系的领导呢，也不同意我走啊。那时候的总支书记叫顾耀龙，他跟我原来在学校政工组就是在一起的，他甚至于这样跟我说：“你不要走，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呢，这个时候，确实是经过上课以后，好像又回到了我的专业，就是有一种感觉，又重新拾回了以前的那种对专业的情感，虽然这是偶然拾回的，我没有刻意地去追求。所以一看到新闻系这3个字，写新闻系这3个字的时候，我的手都是发抖的，就是很激动的一种感觉，就是有这种冲动。家里面从上到下不同意我调工作，地理系总支书记也不同意，而且我走了以后，他有一次在全校的中层干部会议上还在那里讲，他说你们学校把张英华放走了，真的是很可惜。我呢，也经常会在校内校外碰到地理系的老师，他们也说一些客气话，就是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大家都很记挂你，这些客气话使感到非常温暖。

问：你来到新闻系干什么工作呢？

我是平调过去的，就是在这里干什么，到那里还是干什么。这个系副主任、副书记是不稳定的，有时候这两个职务全在一个人身上，有时候，就只担任副书记。因为是平调的，我到了那边还是属于行政编制。简而言之，分管的是学生这一块，就是招生啊，学生4年的管理啊，然后毕业分配啊。那时候的分配，不是自己找工作，而是学校分配。虽然属于行政编制的，但是课还是兼的，兼上别的不大好上的课，比如新闻职业道德，原来有新闻法规和新闻职业道德，叫我上这个课，后来，又说又留下来的一个学生，想叫他接这个课，但是他又不愿意上这个课，所以这个课我一直在上。新闻系独立出来以后，系主任是张大芝，他曾长期在新闻系工作，也是复旦出来的。他是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所以也叫我上一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我是相当边缘的，就是调过去以后，我自己觉得，反而边缘化了。你说是教师，但是我是行政编制，你说是行政编制，但是我又兼课，但是我不兼课，我干嘛要调到新闻系来呢？我在那边干得好好的，到那边去什么课都不上。

大学的学生工作有个特点，即双重领导。它要接受学校的领导，因为学校它有专门的学生工作的机构，有团委，有学生处，还有党委宣传部及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它有专门的这些机构，它下面得有对应的人来接上面的这些活的嘛，学生处来的活，要这里有人接，团委来的活，是这里接，然后党委宣传部来的话也是这里接，然后就是千条万条线都是这里接，都要往我们这里一个针孔里去穿，就是要有人接这些事情。这些工作，讲的浪漫一点，就是内容丰富多彩，大的呢，大到就是要培养未来的接班人，要进行思想教育；小到呢，学生宿舍打扫卫生，检查卫生，这个检查卫生，是每一次检查卫生，折腾的，需要花大量的时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最容易接受新东西的学生，了解和学到新东西里有很多和我们传统不太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学生生活，是自己个人生活的事情，你不能让他军事化，但是我们传统的教育就是要一律。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呢，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组织学生上，就是学生不干，我们一定要让他们干。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干，我们也说不清楚，但是问题是这个是上面交下来的任务，你必须要做的。它是作为对学生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要求我们的，你不能不做。很多东西，很多活动，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你不能不完成。那么上面的一些东西，都是普遍要求的，不管是哪个系，哪个专业，所有的学生都应该做。这有点艰难。学生都是有想法的，不管这些想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的传统教育好像就是大一统，所以这个工作做得就很苦。根据我们对学生的了解，知道有些东西就不要这样做了，但是你要接受上级领导的任务，你必须要这样做，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对冲。一个要你这样做，一个不肯这样做，所以学生工作有时候是有很多这样的矛盾和麻烦。

问：你是如何把你的学生工作与新闻专业的教学结合的呢？

新闻系成立后，张大芝老师、邬武耀老师他们对学生工作有结合专业的要求，就是说你除了接受上面的任务以外，各个专业有它专业特点，你不能让学生离开专业特点，而且你这个学生工作的重点应该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在这个专业道路上发展。这一点我是很认同的。当时，就说它是口号也可以，说它是要求也可以，就是从校园记者到实习记者，到正式记者，我们有那么一个培养的理念。所以，学校里面所有的小媒体，比如说团委的《青年报》啊，《杭州大学报》啊，有的部门自己油印的报刊啊，还有广播台啊，都大量需要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像那个我们现在很有名的校友慎海雄，他当时在学校就是办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比如说一个《青年报》，一个《杭州大学报》，又不对外发行，但就它们从采访、编辑到排版的过程，全都是很专业的，所以对一个学生应该说是一种实际的锻炼。学生在课堂上学，学一些理论，学一些采访与写作知识，上课是听老师讲，下课以后直接地把课堂上的内容搬到实践当中去用。有时候在听课的过程中，可能提不出问题，而在使用的时候，学生很可能会碰到问题，带着问题，再去听课，这个作用，比你从课堂到课堂，效果肯定是好，所以我是相当认同这种做法的。因此我来了以后，就支持学生在校园的各个媒体，进行锻炼。(www.daowen.com)

问：你知道这个口号是之前新闻专业成立的时候提出来的吗？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这个口号提出来的，反正一直在这样做，后来么，就是做着做着这个话就出来了，因为学生到最后一年有一个学期是要实习的，那么就是从校园记者到实习记者。实习记者做完了，毕业以后就是正式记者。我们的学生毕业以后上手很快，因为他们在校园里面已经有这样的经历和锻炼了，所以他们出去以后适应期就很短。我觉得这个做法还是比较好的，对于学生来讲，除了上课以外，还是起了作用的。至于作用大小，当然还要看每一个学生的态度了。有的学生，很重视这一块，那他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是刻意地在培养自己，使自己能够尽快地掌握实际操作的能力，收获肯定是很大的。这表明我们在校园内开始实践与教学相结合，学生工作在这方面予以了积极的配合。这一块如果是归到学生工作的话，它是成功的，如果归到教学一块，它也应该是成功的，就是说，不管是在学生工作领域，还是在教学工作领域，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这促使我们以后的这个学生工作始终地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就是理论跟实践相结合，要根据自己本专业的特点来开展一些学生活动，而不是撇开了这个专业的要求去开展一些活动。当然必要的活动还是要搞的，比如说学校开运动会，我们当然要去参加，学校要搞卫生检查，我们也要完成任务。但是我们可能把大部分的力量，放在了我们根据我们的专业特点上，放在了怎么给学生创造一些条件，让学生在学校期间，就能享受到这些条件，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奠定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这个包括了实践、包括了学生工作，也包括了教学，当然教学是最重要的。这个是很清楚的。新闻系成立以后，这个在我的脑子里面非常强烈，就是要去寻找这样的渠道，开辟这样的渠道，来开展我们这个系的学生工作。

我是2004年年底退休的，但是因为它下半个学期是跨年的，所以我退休就跨到了2005年。我的学生工作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学生工作本身也会被边缘化的，就是好像没有学生工作也可以呀，不是早锻炼，就是打扫卫生；不是参加运动会，就是学校布置一个什么活动。一个系，重点是教学，是专业教学，如果学校布置的活动都放在系里的话，当然会被边缘化，然后就觉得学生工作是可有可无的，一天到晚搞这种东西，难以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上面又很重视这些活动，因为上面往往是学校党委副书记分管学生工作，布置了很多很多活动，但是布置这些活动跟我们专业又没特别密切的关系，因此在系里，经常会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哪些是比较实际的工作呢？一个是招生，一个是分配，这是全系大家一起搞，不是我一个人弄，但是上面是布置到学生工作这一块来的，4年的学生管理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根据我们的专业去搞一些活动，但是要达成一种共识：就是这些活动到底要不要搞？搞活动给不给经费？经费哪里来？这些都是问题。往往有时候有一个好的想法，最后不一定能够实现，所以有时候也蛮苦恼的，就觉得好像把课上好就已经是很好了。

1988年新闻系成立以后，人是越来越多了，规模也越来越大了，也调进来一些新的人，包括复旦毕业生也有分配来的，但是也老早都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开始自己编写教材，几个老教师努力地出了一些教材，专业的老师们各自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因为条件并不是很好嘛，虽然它是一个老新闻系，但是这样重新建立毕竟也是重起炉灶嘛，是不是？但是每一个人都在各自努力着，所以新闻系恢复后为以后的发展，奠定的基础比在新闻专业的时候又不一样，是更上了一层楼。这些东西呢，因为我不分管教学，我讲不具体，但是我看到，就是这些情况，我也能想象到这些老师是如何的努力的。那个时候有毕业生留校的，也有外面调进来的，老师队伍越来越大了。新闻系也不光是一个新闻专业了，大概是在1993年吧，那一年我们有了广告专业了。第一届广告专业是两年制的。在有广告专业之前，我们已经有广播电视专业了。新闻系扩大了、壮大了。1993年，我们成立新闻学院，就是杭州大学新闻学院，从杭州大学新闻系，到成立杭州大学新闻学院。

问：新闻学院成立后，你的工作有变化吗？

我还是总支副书记，我没变过。那时候学院的级别与系的级别是一样的。那时候的专业，实际上就是原来的教研室，原来比如说新闻教研室就变成新闻专业，广告教研室可能就是广告专业，系呢，就变成学院，但是它的行政建制都是一样的，都是处级的，这个不变，一个院长就相当于一个系主任，总支书记就是一个系里的总支书记，就是这样的，我没变过。我的职务一直都没变过。1993年之前，李寿福老师已经来了。原来，张大芝老师是系主任，1993年的时候，他仍在的，那时候，他是副院长了。

后来，学生的就业逐步逐步地发生了变化。开始的时候呢，是分配工作，后来慢慢地扩大，比如说有百分之五全省范围就业。全省范围就业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百分之五的学生，可以在全省范围内自己选择岗位。分配工作后来又慢慢地扩大到5%、15%、20%，到最后，全面放开。1993级，到1997年那一年毕业时，离全面放开只差一步，就是说，一个是它的百分比增加了，在百分比增加的前提之下，所有的杭州同学还不占这个比例，原来杭州同学也要占这个百分比的，比如说20%，可以全省分配，但是1997届的这批同学，是25%的比例，而且杭州人是不占这个比例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张红的表，那时候叫红卡，因为全省分配的就是红的表，一般同学是白的表。如果是杭州同学的话，在他们的普通卡上面盖个章，也能享受全省范围择业。曾经有个别的学生想不明白，要占那个25%，觉得占了这个25%是一种光荣，因为是前25%，是最优秀的，你不让他或她占这个25%，他或她就觉得好像接受不了。实际上，这个25%，如果他或她不占的话，不是扩大了全省范围选择的人吗？比如5个杭州学生都在25%里面，那么外地学生就少了5个人的名额。但是个别同学不是很接受这个事情，好像不拿红卡了，就被排斥在优秀学生之外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是我们就业政策的一个变化。1997年是最后一年，当时我就讲明年可能就全部放开了，到第二年真的全部放开了，就是说没有什么百分比了，大家全部自己去找工作，随便到哪里去都行。

在这个之前，学生的感受是毕业分配不好，自己找工作好，人家国外都是自己找工作的，我们这里是单位分配的。因为分配，有的人肯定觉得这个工作好，那个工作不好。但是一全面放开以后，问题就来了，那就自己去找工作了。我们让学生有一个过渡，比如说，我知道这个不归我管了，我完全可以甩掉这个包袱，我可以不管这个，因为政策都放开了，你自己去找好了吗。但是，我们能够利用我们自己以往积累的关系，尽量为学生提供有利的条件，现在我们老师也在这样做的。其实按照现行毕业分配政策来讲，我们没有这样的责任了，而且我们去找，也是很累的，不是说你打个电话，说一句就行了，是不是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但是，当时我们的老师都是很为学生着想的，我们新闻系的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都很好的，所有的老师都是依靠自己的一些关系，尽量地帮学生，比如解决实习问题，解决就业问题。整个新闻系的老师都是这样对待学生的，可以说这个好像也成了一个传统。因为有的学生有关系，有的学生没有关系，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什么关系都没有。能够帮助学生的，大家都是尽力的，不管是分内分外的。大家都会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学生的实习啊，就业啊，铺平一些道路。

我们在就业工作开展的时候，也发现一个情况，就是社会上特别强调要学生干部。有一个名人有一句话，说就算是一个篮球队，篮球队长的能力也要比队员们强。就是说你有过这种管理啊，这种经验，会不一样。所以呢，用人单位特别看重这一点，你在学校有没有当过学生干部，你当过学生干部，用人单位觉得你受过锻炼，你不光会看那几本书，你还有实践的锻炼，不光是你的专业实践，还有其他方面的实践。这一点发现以后，我们也就想办法。用人单位要学生干部，难道我们几百个学生，每个人都是班长？一个学生会只有一个学生会主席，另加几个学生会副主席。怎么办呢？我就想了一些办法，这个是我自己的创意，我在我们学院内部组织社团，组织各种各样的社团，比如说新闻与传播协会，那是学生自己组织，协会里面，当然了，有协会自己的主席、副主席、几个部门的部长，部长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专业的特点来设定，比如实践部部长、学习部部长等。学生也意识到这一点，有很多学生很主动，主动地了解这个校园里哪些机构需要这种助理啊，需要学生去帮忙的。所以，当时学校里，广播台、学校校报、团委《青年报》，还有其他部门里的一些小报，所有能够去实习的地方，学生都主动去实习。

学校内的社团，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要当过学生干部的，所以我们就是顺应着就业这个要求，搞了很多的学生社团，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新闻系所有的学生都担任学生干部。这样，就不会因为这一点，学生就好像不符合就业单位的要求。我们不去搞这些事情也可以呀，但是我们搞了这些事情，对学生来讲有利：学生填表、填写简历、学生面试时自我介绍，他们都可以说他们在学校担任过什么干部。当然有的学生不愿意参加，我们也不勉强。但是只要你参加，都有岗位的，而且让大家报名，你愿意参加，你自己报名。有一年，我做过一个调查：哪一些人通过自己的主动努力，有了岗位了，哪一些人还没有自己的岗位，没有的话我就根据这些特定学生再设置一些岗位，就是让学生能够去锻炼。因为是对每一个学生的调查，所以每一个学生都填了，只有一个学生没有填，是广告专业的。我就把他叫来询问，说所有的学生都有实践的岗位了，我发现你没有，我说你需不需要老师帮忙，给你推荐一个岗位。结果呢，他说他就想在学校里好好读书，不想参加这个活动。我吃了一惊，就是那么一次，而且全系就是他一个没有，当然他是自愿的。总而言之，那段时间就是搞我们学院内的社团。所有的学生，那一年除了个别学生，都有了实践岗位。这是一个大部分偏向于学生个人管理能力的锻炼。

还有一个就是对自己硬能力的锻炼。在系里的支持下，就是我们搞了多学科的知识讲座，李寿福老师很支持这一点。有的讲课老师，是他亲自去请的。因为新闻记者有个特点，它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你不能把自己的知识搞得太窄了，是不是？当时搞了一个多学科的知识讲座，安排在每个星期的星期五下午。那么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充分地利用了当时的杭州大学是个综合性大学的优势，它有文科，有理科，也有工科，请各个学科里的老师来讲他这个学科里的最前沿的知识，各个专业的都有，结合起来就是多种学科的了。现代知识，讲究学科和学科之间的融合和交叉。那个知识讲座，应该说起了很好的作用，至少同学们在通过这个知识讲座（因为那时候互联网没怎么发展），能够充分地利用整个学校的学科资源，而且听到的多是最前沿的课题，来为我们自己系学生的成长服务。所以后来有的同学写论文，就学会了运用别的学科的内容，比如经济学上的那个木桶效应，利用这个木桶效应，来论述自己专业问题，都是受了这个多学科知识讲座的启发。对待这个学科的讲座，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而且重视的学生确实也是受益的，但是也有很多学生，本来不会来的，好像是组织上一定要他们参加。我们还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比如说点名，照样还是有学生不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多学科知识讲座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不来的同学可能会通过其他的途径去学习，也是可以的，但是作为我们系里一个统一要求，我们还是要有一点措施，因为他来听不是坏事。根据专业的特点，我们办这样的讲座，给大家一些多学科的知识，不仅有利于学生比较快地适应知识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学生了解和适应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注重相近相关学科的学习和运用，促使大家能够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整个时代发展趋势是这个趋势，我们跟着这个时代潮流来培养学生，那么，有意识的学生会抓住这个，没有意识的学生，我们可以促使他，帮助他培养这个意识，是不是啊？

还有呢，我们学生工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每年都开一次学生的论文报告会。论文报告会不一定是毕业论文，但是有的学生比较聪明，他搞这个的时候，已经在为毕业论文做准备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也是一个专业实践的机会。有时候，语言表达得很清楚的，但是要用文字表达的话，可能还要涉及很多方面的资料，他就会搜集资料去，促使他去更多地去接触专业的东西。要写下来，不是随口说了就是文章了，文章要有一个论证的过程，要有论据，要有一定的结构，这个又培养了学生的理性思考。写文章是一个对于多种知识的追求和应用，不然就写不出一篇论文来。写论文，实际上一个是促使大家去思考的过程，是怎么思考的过程。有的问题是有意义去做的，有的问题是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可行，或者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义去做，就不要去做。这些选择，是对记者一个眼光的培养，记者有没有这个发现力是最要紧的，比如面对相同的一些问题，有的人采访后带回来甲级稿，有的人采访后带回来乙级稿，有的人采访后带回普通稿，有的人采访后就没有稿子带回来，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一篇新闻学方面文章的完成，实际上首先是要找出问题来，在新闻业务圈里面，在新闻业界里面，最近有哪些问题，哪些问题是值得关注的，那首先他要去发现这些问题，这就促使他关心行业，也促使他去思考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思考了问题以后，还要不要进行分析？比如说这个问题有没有实际的意义，这又是一个思考的过程。一个学生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理论知识，或者要有一种知识的铺垫，他才能发现一个问题有没有意义。最后，要写成文章的时候，又需要文字和证据运用的水平。这个锻炼是很实际的，就是说一个学生不经过这个锻炼，是出不了成果的。在我退休之前，我们搞了10届学生报告会。

问：每个学生都要求参加的？

报名参加的，就自己报题目。但是到开会的时候，那所有的学生都要去参加，我们那时候是很慎重的，都是租西溪校区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报告厅。报告厅里面，横幅拉起来。最早的时候还请了一些新闻单位的人，来做我们的嘉宾。报告会也搞一些评奖，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也发证书，也会发一些小纪念品，我记得，我退休以前10届一直都有。这张照片是与参加首届论文报告会的同学合影。再后面，我们也曾经努力出过几本集子。但是出集子需要经费。所谓的出集子，就是打印一下，搞个封面。这涉及钱的问题，学生工作没钱的。我们是印过几本，比如说现在在新华社上海分社工作的潘海平，还有现在在我们省里工作的那个王纲、金波等人，都有照片。前面我们还印了参加的人的照片，还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的获奖者，后面呢，都是论文。后来，就没有钱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那个时候我觉得学生工作就是钱这一块很可怜，拿不出钱来，有的东西是靠我们去拉赞助解决的。这张照片首届学生论文报告会的学生合影。

在扩大学生锻炼的方面，除了论文报告会，我们自己系里办了系报，这个系报也有编委会。现在学生是不可能这样做。过去我们是4个年级都在一个校区，比如说校园实习，不管是业务实习还是这个行政管理能力的锻炼，就是高班学生带低班学生，就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关系；再比如说我们学校的几个报纸，总编是我们大四的学生，副总编是大三的学生，大四毕业了，大三的是总编，然后是大二的上去，把师弟师妹全部带上去了；还有，我们的系报也是高年级的学生带低年级的学生。新生来了以后，就纳新，先让他们当记者，所以新生到了之后，他除了上课，还是校园记者，马上就介入这个专业的领域中去了。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办那张报纸，有终审，有主编，有副主编，有各自负责那一版，还有各自负责那一栏目，都有。这张报纸与麻雀一样，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就是说学生在学校已经是办报的人了，熟悉这些业务了，包括排版都是自己排，但是老师也做一些指导，比如说我们分管学生工作的老师，最早的时候终审是我，后来我交给了团总支书记。其他老师也很热心，无论是哪个老师，学生要问什么问题，都会得到帮助的。我们以前有个潘向光老师，他后来因为癌症过早地去世了，才30多岁。他留下来的时候是团总支书记，和我搭档的，再后来他就搞广告学教学了。因为他当过团总支书记，也管过学生，也是很热心。另外他也是和沈爱国那样，也是属于从头至尾与学生很合得来的那种，对学生的事情也很热心。别的老师也这样，我们新闻系的老师都有这个特点，对学生的事情很热心，只要学生找，老师肯定很热情地帮忙。只是这些事情，我没有办法综合起来就是。这个印象很强烈。这就是一种关爱，就是老师对学生的一种关爱，就是在我们这个系，从他们专业开始，到系到学院，好像这是一贯的，好像没有一个老师是计较自己的时间的，都是很热心地对待学生的。

再一个，就是想办法来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我曾经去一个广告公司拉来一个奖学金，名字叫新星奖学金，就是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广告公司也是想展示他们自己的形象，同意给我们资助。这个时间不是很长。那个奖学金设立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仪式，那个仪式是放在现在就是东一朝西方向的大教室里，我们学院的李老师、学校的宣传部长、搞学生工作的人啊，都来参加了。新星奖学金的设立，不管它钱多钱少，这是作为我们的一种努力，作为我，分管学生工作的人的一种努力。我觉得我有责任去努力为这些东西创造一些条件，不管这个努力是大还是小，但是我是在努力当中，是在为了培养德才兼备的学生，做着我的一份贡献。所以我说，我觉得我们整个的学生工作，目标非常清楚，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不脱离社会的实际。社会需求什么，我们就干什么工作，我们就为学生创造什么条件。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比较突出的，我们的学生工作，不脱离教学，不脱离学生的成长，不脱离学生将来为社会较顺利地接受。

问：四校合并后，我们的学生工作又发生哪些变化？

四校合并之后，体制变化很大。四校合并以后，新闻学院就没有了，并入人文学院去了，它还是叫新闻系，但是这个新闻系已经不是原先的样子了。学校成立了一个人文学院，包括了新闻系、历史系、中文系等，新闻系就变成里面的一个系了。人文学院不熟悉新闻系的这些事情，中间有个衔接，实际上很多事情，还是归我们系里管，前期是这样，还是我们自己管的，就是地位降低了，但是我们的责任更重了，工作也就更复杂了。因为这个体制一变，我们本来是自己想干就干的，现在自己想干还要征求人文学院的意见，所以说地位降低了，我们的工作就更难做了。但是，工作更难做了也要做，该做什么做什么。我还记得，我们2000级的学生是最后一届4年都在一个校区的，因为我们以前是单独一个校区的。单独一个学院的好处是什么呢？像前面张大芝老师、李寿福老师在的时候，单独一个学院的时候就有了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跟我们浙江所有的比较大的媒体，都建立了一种合作关系，它们都是我们的董事单位，后来合并了之后，就没有了。

我总觉得学生工作一个是教学，一个是实践，就像人的两条腿，缺了一条腿都不行。而我自己呢，为学生的实践工作上做了不少努力，也动了很多的脑筋，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当然做了之后，这些都是学生的成果，而不是你的成果，你天天做，别人也看不出你的成果的。还有，行动上，我们在努力，想起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愧对学生。但我们也不可能做到对每个学生都了解，因为也只有和我们比较熟识的学生，才会和我们联系比较密切。但我们要这么去做，目标是什么，最后想要达到什么，我们都是非常尽力的，并且都是为了学生好，这是肯定的。我个人的话直到退休工作职位都没有调动过，职位反而是在下降，但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也不是用职位高低来衡量的。

问：杭大新闻系在建设过程中有没有和其他高校有合作和互动呢？

当时杭大新闻系是全省唯一的，浙江省没有什么学校有传播类课程，所以浙江省主要新闻单位的领导主要都是杭大学习毕业的。后来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别的学校也有传播学专业，广告、新闻、编辑等等。不过和这些学校还没有什么活动和合作。交流是有的，但不是院系层面，只是个别老师去交流，如徐忠民老师曾去复旦新闻学院进修过，学过摄影。互动都以老师的进修体验来体现，还有许多老师去读博士等等。

问：你当年在复旦办过学生报刊吗？

当时复旦新闻系没有办过什么报刊，大家一般都是在校园广播台担任助理等等。当时学校的广播台作用比较大，比如有什么讲座，广播台里一通知，大家就去了，我也去的。校园有这么一个现象，学生都抢着去听讲座，去教室提前占座。我也就跟着去听。

问：到杭大任教后，感觉杭大学习氛围怎么样？

风格不一样，当时学生有这么一首打油诗，学在浙大、玩在杭大、吃在农大。就是指浙大氛围比较高，杭大学习氛围比较宽松。当时大学生都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高中到大学的过渡问题。高中时，都有家长老师管，而到了大学，却强调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从被管到自我管理，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型过程。而一旦转型没有转好，会带来很多问题。许多学生刚刚到大学，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学，不知道怎么安排时间，多出来的时间就玩掉了，便自嘲玩在杭大。可学校的意图并非如此，是学生没有体会到学校的用意，没有能够很好地完成自我的转型。我感觉杭大有些东西又是管得太多。我有一个经历，我去复旦报到那天，我碰到我的第一个大学老师，当时的系主任伍必熙。他过来之后，我非常手足无措，结果他上来就和我握手，这个握手影响了我的一生。在这之前，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个孩子，没有认为我是长大的人，可在握手后，我感觉自己存在了，我已经成人了。这位系主任的握手给了我肯定，后来我还知道就是这位系主任把我从浙江招进来的。我觉得，在大学里，不要对学生像管小孩一样管，如果还一直把他当小孩，他会永远长不大，甚至也不利于培养他的成人眼光和思维。在大学，应该用平等的思维对待学生，让他产生自我意识，产生自我管理能力。我觉得杭大，学校的主观意志过多。在尊重学生就像尊重自己一样这方面，还做得不够好。对人才培养并非全在课堂之中，有时候老师的一句话一个小行为就会影响到学生一辈子的。学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并有能力独立处理问题。不过我们的学生还是非常优秀的，自己培养自己培养得很好，像慎海雄，他现在是新华社副社长，他是杭大1985级的学生，综合素质很高，非常优秀。除了这些有名声的毕业生，我们那些从事其他工作的毕业生，也很优秀。因为分工不同，一个学校只有一个校长，可能够当校长的不止一个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学院在搞学院史时，在追求大人物的同时，不要忽略小人物。确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包括我们系的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每个老师、每位学生都做出了自己的那份贡献。比如汤洵老师是从杭大中文系调过来的，在新闻系担任工作，尽心尽力推动新闻系的发展。一个系，一个学院是一个整体，一环套一环，每个老师在其中都有贡献。很多东西是小人物创造的，是他们亲自动手做的，所以千万不要厚此薄彼。

（何扬鸣、姜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