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允若，1953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后先后在江西财经学院、江西大学任教。1988年1月，调入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新闻史论教研室主任，讲授传播学、外国新闻事业史、新闻理论、外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等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1996年退休。

问：我们杭大新闻系是1988年正式恢复的，请你谈谈你所知道的情况，好吗？

上世纪50年代，全国只有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两所大学设有新闻系，因为1952年全国实行院系大调整，颇有历史的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新闻系都被停办了。前者，改成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新闻专业，后来并入了1955年设立的人民大学；后者，并入了1929年创立的复旦大学新闻系。

1958年全国开展大跃进，教育系统也要大干快上，于是杭州大学、南京大学、江西大学等地方院校也纷纷办起了新闻系。据我所知，当时复旦大学就有4位教师被调到杭州大学支援建系工作，他们是胡其安（副教授）、朱振华（讲师）、陈裕祥、丁沂等。可是不久以后，大跃进出了问题，还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和整顿的方针，许多建设项目纷纷下马，教育战线也大规模收缩和精简。杭州大学的新闻系因此也在1961年停办。

“文革”结束以后，全面拨乱反正，新时期开始，整个国家把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在这个情况下，杭州大学就同南京大学、江西大学一样，重新把新闻系恢复起来。当然这里有一个过程。一般先是在中文系里设立新闻专业，我们杭大的新闻专业是由俞月亭、邬武耀老师负责的。后来俞月亭调去福建电视台任台长去了，张大芝老师接替他的职务，这时就在酝酿恢复新闻系，并着手积极筹备。所以，杭大新闻系的上马、下马和复办，都要放在全国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待。

问：你是怎么想到要来杭州大学的呢？

这也有个大的背景情况。我在1953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后来又调到上海市委工作，说起来这是组织上经过再三挑选严格审查而后做出的决定。不过我这个人喜欢想问题，1957年中共开展整风运动，并且号召各界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可是，不久就来个反右，把许多积极提意见的人打成了右派。我就想不通了，在党的会议上汇报了我的想法。结果就被说成是右派的一丘之貉。劳动改造几年后，摘掉了帽子，就被发配到江西的中学教书。“文革”结束，1979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我的事情也被“改正”了，说是“错划”了。这就产生了一个重新安排工作的问题。我并不指望有什么国家赔偿啊，精神抚慰啊，我只希望两点：一是回到我原来出生成长的地方，我祖籍江苏，我的父母亲人都在上海，他们已经年迈，需要我的照顾；二是回归我的专业，让我学以致用。

1979年平反时，我已经在江西财经学院（现江西财经大学）教英语。我给原单位的领导提出，我并不指望回归原来的单位，我只要求把我收回上海，工作问题我自己会想办法。因为那时复旦大学新闻系也急需补充力量，曾经被错划为右派的王中教授，已经回到新闻系重新担任系主任，我的老师余家宏教授是王中的助手，我的同班同学夏鼎铭、葛迟胤，低一班的同学丁淦林、陈韵昭、徐培汀等人都在母系任教，他们对我的人品和学识十分了解。余家宏教授明确说，只要你原单位把你调进上海，来复旦工作没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户籍问题是调动的最大障碍，有些急需的人才就是因为户口问题解决不了，因而调不进来。作为原单位，既然承认右派划错了，那么，从道理上讲应该全力解决这个问题，把错误发配出去的人收回来。可是，迁延多时，毫无进展，原单位最后说：上海户口问题太紧张了，几十万知识青年都要回来，实在没办法。而且后来中央也强调平反对象尽量就地安排，于是原单位也就一推了之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把目标转向南京或杭州。南京大学新闻专业有个女老师负责该系的复办筹备工作，我在某次开会时认识了她，她很想把我调过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郑旷也热情帮我推荐，但是以后听说也是卡在户口问题上。后来老同学夏鼎铭帮我出主意，并陪我去请王中教授助我一臂之力，因为王中在江浙新闻界不乏熟人。一打听，他正好有个山东《大众日报》老战友于冠西，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王中教授二话没说，当即给我写了个便函，让我去找于部长。

我在杭州竹竿巷77号一座小楼里，见到了于冠西部长。这是个很清静素雅的住处，一进门就感到主人是个文人。于部长很热情，说王中是他在山东《大众日报》时的同事，是他的老大哥。他答应给杭州大学来自北方的某书记打个电话，谈谈这件事，只要他们确有需要就好办。但是他没有给我写什么条子，我也没有要他写什么书面的东西。过了几天，我去找了这个书记。他说：“对这个事情要研究研究。”

当时，我已知道系友俞月亭正在主持新闻专业的工作，他比我晚几届，相互之间原来并不认识。但是经人介绍，大家一见如故，以后还邀请我来杭大新闻专业作过讲座，直至今天我们还有书信往来，当然这是后话。当时俞月亭答应向某书记提出，我们新闻专业需要这样的人来任教。不过，过了几天我再来杭州，却没等来好消息。那是个初秋的傍晚，我在河南杭大新村见到老俞，他正打着赤膊坐在门口的平台上纳凉。他告诉我，某书记竟然以年龄为借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说什么：快50的人了，调进来还能干几年？老俞愤愤然说，这位老兄60多了，还不想退位，人家还没到50，就嫌老了，岂有此理！这件事情就这样搁下来了。

问：那么，你后来怎么终于有缘杭大的呢？

说来话长，不过也算是一种缘分吧。我当时回江浙地区有困难，就先在江西归队，从江西财经学院调到了江西大学新闻系。在那里教外国新闻事业史、传播学和新闻英语。江西大学新闻系也是“文革”后复办的，上述课程都是“文革”后新开设的，根本没有人教，而我在这方面有些基础，也乐意开拓和钻研，于是便接下了。

当时新闻教育界和全国文化界一样，摆脱了极“左”路线的桎梏，思想活跃，积极性高涨。新成立的新闻教育学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接连召开了几次研讨会，比如1985年的南京会议、1986年的成都会议等，风位学界泰斗如复旦大学的王中教授、人民大学的甘惜分教授、陕西社科院的何微教授相继出席，和大家一起议论新闻教育和整个新闻事业的改革和走向。何微当时担任陕西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他有意南下开辟新的教育科研基地，一度同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商定，前往武大加强新闻系力量、兴建新闻研究所、出版一套新闻学丛书。当时刘道玉在武汉大学有许多改革措施，比如实行学分制、分设必修课和选修课、学生入学后可以转系等，做出了很多成绩，得到学界的肯定和拥戴。大约在1986年，何微和当时还在西北大学任教的桑义燐老师正式调往武汉大学，何微还担任了武大新闻研究所的所长。但是，不久以后他们的计划有所改变。由于武大校领导的变动，刘道玉离开了武大，这就影响了他们原有抱负的施展，正好杭州大学有意复办新闻系，他们便同张大芝老师联系，准备转移到杭大来共同创业。我当时在江西大学新闻系任教，并担任新闻史论教研室主任，作为江西大学新闻系的代表参加过新闻教育界的上述一些会议。在成都会议上，张大芝是作为杭大新闻专业的代表参加的，桑义燐是作为西北大学新闻专业的代表参加了成都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大家互相认识了。桑义燐是复旦1960届的系友，和张大芝是同班。何微我原来不认识。甘惜分呢，我在南京一次新闻理论讨论会上见过，那是1985年的时候。何微成都会议上没有见到，他大概没有来。我与桑义燐住在一个房间，我与他谈了自己的以往经历，当时的处境以及今后的一些想法。他还是蛮热心的，说：“那行，我介绍你跟何微见一见。”桑义燐像何微的私人秘书一样的。桑义燐就把我也圈进去了，也入围了，作为何微这个打算，或者这个规划当中的一部分来考虑了。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觉得武汉也不错了，武汉大学也是重点大学。如果何微在武汉搞的话呢，我也可以去。后来，何微调过去了，当了武汉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桑义燐也已经调去了，所以，桑义燐到杭大来是从武大过来的。大概过了一年，时间没有很久，武汉不行了，准备转移，转移到浙江来。可能他们在成都会议上就有了默契，如果武汉搞不下去或者搞得不理想的话就转到浙江来，可能已经跟张大芝谈过这个事。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我就把我的目标和主攻目标转向到杭州了，不断地跟张大芝通信联系。

从那以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因为这是个整体的计划，牵涉到复建杭大新闻系的整体安排。这时杭大的领导班子已经换届，新班子决心尽快复建新闻系，当时俞月亭已调走，学校确定由张大芝老师负责筹备。在张大芝的建议下，杭大校方决定把我、桑义燐、何微整个要过来。那个时候杭大管这件事的是金锵副校长。张大芝很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那么，我爱人的事情怎么办呢？我爱人是教建筑的，杭大没有建筑系，城规系有这方面的课程，但是又没有人员编制。那个时候进人都有户口、编制的问题。后来学校决定把她先放在教务处，同时在城规系兼课。

杭州大学这边的问题解决了，江西大学那边却不肯放我。江西大学的新闻系刚刚复办不久，他们当然不愿意我走，学校的领导也不愿意我走，想不到当年的臭老九，竟然成了香饽饽了。之前，我是在江西财经学院教大学英语的，落实政策后，我要求归队，就从江西财经学院调到了江西大学新闻系。到了江西大学后，由于我毕业比较早，资历比较深，而且当时也有一些论文（包括英语翻译方面的论文），学校就给我评了副教授。江西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就不太高兴了：把你接收来，又给你上了职称，你现在又要走了，屁股还没有坐热呢！我是1984年或者1985年到江西大学的，调杭州大学好像是在1986年或1987年开始行动的。在江西大学的时间确实很短，他们都不太高兴，不愿意放人，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左说右说，好说歹说：“你不放我也得走了。落实政策嘛，我也应该回到江浙一带去了，你留得住人留不住心的。”我跟他们讲了坦率和不客气的话。最后，江西大学终于肯放了。这是因为首先是我爱人所在的单位江西工学院先同意放人，她的档案已到达了杭州大学并被接受了。我爱人来杭州了，那么大的年纪了，总不能再弄得两地分居吧！就这样好说歹说，终于说通了江西大学，同意放我走了。

1988年1月份，农历大年三十，两个集装箱把我们的家搬到了杭州来。到这里时房子还没有安排好，说是定在体育场路宿舍，但是还没有腾出来，那就先住在招待所。我们是在招待所过了年。过年也只能吃大锅饭，没有办法自己再另外搞。我们也无所谓过年不过年，来了以后就开心了，比过年还开心。记得张大芝夫妇还特意炖了一只鸡，到招待所来看望我们。

其实来杭大之前，我已经在这里上过课了。那时还是杭大中文系新闻专业，外国新闻史没有专人讲授，张英华老师曾经讲过一些，好像不是系统地讲，那时俞月亭和邬武耀主持新闻专业，请我来讲过几次课。杭大做出调动决定以后，我和桑义燐是差不多时间来的，他可能比我先来报到。我1月份来杭大，2月份开学马上上课。安排的是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的课程。

我在江西财经学院的时候，是教大学英语的。那个时候大学英语也简单，好教。后来到江西大学新闻系也曾教过新闻英语，教过外国新闻史。改革开放之初，大陆引进了传播学，我在那里也讲传播学。这样，我在江西大学新闻系讲传播学、外国新闻史、新闻英语。杭大中文系新闻专业缺乏讲外国新闻史的人，所以我曾经调来之前就在这里讲过课。那个时候是邬武耀，哦，先是俞月亭，我讲课的时候，俞月亭还在的。俞月亭和邬武耀好像都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了我一番。后来俞月亭就走了，由张大芝当家了。在我整个调动过程中，也是张大芝在主持的。

这年的5月份，在东一教学楼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杭大新闻系的牌子正式打了出来，正式复建新闻系。我和桑义燐两个是外地引进的专职教师。学校内部其他系调来了王兴华、张梦新、张英华老师。还聘请了3个兼职教授，一个是何微，陕西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原所长，一个是陆灏，上海《文汇报》的原总编，另外一个是中宣部新闻局的报刊处处长洪一龙。成立会议上，我、桑义燐与3位兼职教授都跟大家见了面的。后来3位兼职教授还给学生做了学术报告。何微的学术报告，讲新闻事业的昨天、今天、明天，他说他要来跟学生吹一吹。我记得他说了这个话。我在江西大学时，也请他去做过报告的。

问：张老师，请你谈谈新闻系复办后的机构设置和教学科研情况。

新闻系复办后，设有3个教研室，一个是新闻史论教研室，由我负责；一个是新闻业务教研室，桑义燐负责；另外一个广播电视教研室，是后来分出来的。新闻业务教研室里，桑义燐教新闻通讯写作，沈爱国教采访与写作，王兴华教评论写作，徐忠民教摄影，邬武耀好像采访和编辑都教过。另外有个实验室，就刘文奕老师一个人。

我们史论教研室人数不多：我本人教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吴工圣教中国新闻事业史，他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后来转到省办的《农村信息报》去了，他的课由何扬鸣接手；还有黄旦，他教新闻学概论，后来调复旦去了，他是杭大毕业的。当然，系主任张大芝，也是教新闻理论的。张英华除了管政工外，也参与讲授外国新闻事业史，主要是讲苏联、俄罗斯部分。史论教研室还来过两位年轻的教师：一个是刘清，他的英语比较好，我想今后外国新闻史就交给他了，可是没多久他去广州了。另一个是毕玲蔷，她是中文系毕业，硕士读外国文学史。有人认为学外国文学史就可以教外国新闻事业史。其实外国文学史主要研究作家和作品，同外国新闻史实在差得很远。据说她也不太不愿意在这里，没多久就走了。外国新闻史的教师进进出出，我都一概不知情，反正没有一个合适的人来接班。

上世纪80年代末，新闻系设立了硕士点，我任硕士生导师，主讲研究生课程“外国新闻理论和实践”。不久后评了教授。我在1996年退休，以后在历次研究生班继续讲授“外国新闻理论和实践”课程，直至2001年。我退休以后的机构变革，当然就不在这里谈说了。

从新闻系复办到20世纪末，在新闻史论方面，除了正常完成本科生、研究生教学外，我和室内的教师还从事了一系列教材建设和新闻史论的科学研究。新闻系复办之初，史论课程并无正式教材，一般都是教师自己编写讲义或讲课提纲，打印后发给学生。上课时教师还要补充讲解、学生还要边听边记。这种情况延续到90年代后期、正式教材陆续出版后才有改观。科研工作包括三个方面：省、校的科研课题（当时的机会很少）；教师自己撰写的论文或专著（当时出版书籍很困难）；另外还有一系列的学术会议，通常都要提交论文和学界交流。

根据我的记忆，截止21世纪初，我们系在新闻史论方面的出版物有：《西方新闻事业概述》（张允若编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89年3月）、《新闻理论基本问题》（张达芝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2月）、《宣传学引论》（王兴华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新闻传播学》（黄旦著，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张允若、高宁远著，这是丁淦林主持的高校新闻专业系列教材中的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外国新闻事业史》（全国自学考试教材，张允若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外国新闻事业史》同步练习册（与自考教材配套使用的复习材料，张允若主编，吉林大学出昆明版社，2002年5月）、《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张允若编著，高教出版社，2003年12月）等。

我系复办后在新闻史论方面发表的论文很多，但没有做全面统计。截至21世纪初，我本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论文有150多篇，后来大部分收入我完全退休后出版的自选集《张允若新闻传播文集》（香港凌天出版社，2006年3月）。

问：你在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请谈谈我们系在这方面的情况。

就我的教学体会来说，我始终认为外国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是很重要的。因为各国的新闻史有着共同的规律，值得好好研究；外国近代的新闻事业又比我们产生得早，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他们整个历史过程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中国新闻史重要，外国新闻史也重要。新闻理论要研究新闻规律、新闻事业发展规律、新闻工作运作规律，对这些规律的认识从哪里得来？一个是总结当今的实践，一个是总结历史的实践。研究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没有史的基础，理论研究怎么深入得下去，怎么研究得好？理论研究不好，整个新闻事业没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怎么能搞得好？总之，搞新闻工作，既要懂得新闻实务也要懂得新闻理论，而新闻史、包括外国新闻史的知识，是整个新闻理论和新闻实务的重要的基础，不能没有。

我来杭州大学之后，在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和研究领域，参与了相关的开拓活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外国新闻事业史是“文革”后新开设的课程，当时大家都没有教材，连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上课时教师讲、学生记，最多发给学生一点打印的讲授提纲或简单的资料汇编。早在1985年时，全国新闻教育学会曾在黄山召开了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座谈会。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教授主持了会议。座谈会委托我（当时我还是江西大学教师）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里面就外国新闻史教学的一些基本要求、基本内容以及教学重点等等，提出了建议。1990年，在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组织下，由暨南大学梁洪浩教授任主编、我任副主编，复旦、人大、北广、杭大、云大等6所学校的主讲老师参与，曾在昆明和北京集体编写了一本外国新闻史自考教材。照片是我们工作之余的合影留念。几年后因形势发展需要更新教材，就由我负责在2000年重新编写并出版了新的自学考试教材，在全国通用。这个自考教材，实际上也为不少全日制高校所使用，对当时的外新史教学起了某种引领作用。除了编写教材之外，我们还编写了供复习用的练习册，配套使用。当时各科自考教材，都有统一的封面和格式。我们还在自考委员会的领导下组成命题组，搞了个题库，出了500套题目。每年的自学考试，都是从当中抽取题目，组合成一套试题。所以，2000年以后，我每年都要到北京去主持外国新闻事业史课程的自学考试的命题（2007年我因去美国探亲，不再参加这项工作，以后改由黑龙江大学的郑亚楠教授主持）。进入新世纪后，高等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我编撰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被列入其中，于2003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到现在已经印刷了十几次了，去年又作了修订，修订版不久将会面世。

外国新闻事业史的教师一直想要搞一个外国新闻史的学会，作为学术交流的机构。但是搞一个新的学会，要经过民政部的审批，比较麻烦。后来就打算在中国新闻史学会下面设立一个分会，因为是中国的新闻史学嘛，中国的新闻史学既包括中国的新闻史，也包括外国新闻史。

有一次在广州暨南大学参加面向21世纪新闻传播学讨论会，遇到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赵玉明，他建议我把外国新闻史学分会的担子挑起来。我回来后还跟邵培仁老师谈起过这个事。当时史学会提出的要求不高，希望主办学校提供一个办公室、一部电话、一个做具体工作的秘书长人选，还要有点经费。邵培仁说办公室、电话都好办。但是想来想去，谁来具体管这个事呢？赵玉明同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年轻教师刘清已经走了，毕玲蔷也不打算长期在杭大待下去。本来外国新闻史分会的位置可以放在我们杭大或者浙大的，就是因为人员梯队没有安排好而最后失去了。当时还有个插曲：暨南大学有一个很优秀的外国新闻史的年轻教师，叫吴非，他愿意承担秘书长的职务，说我们一起来干。我说也好，我来牵个头，具体的事情你秘书长来做，外国新闻史分会就放在你们暨南大学。在暨南大学开会的时候，我和北广的赵玉明老师谈起此事。赵老师已经注意我们学校没有具体的人来管的现实。后来大家感觉会长在这边而秘书长在那边总不方便，这个事情就没有谈下去。据说以后还是北京的几个学校互相协商组建了外新史分会。

问：张老师，请你谈谈你来到杭大后参加过的学术会议好吗？

我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是在传播学和外国新闻事业史这两个方面。在江西时期如此，来到杭大后仍然如此。传播学从引进中国时开始我就关注了。引进传播学的先行者、我的复旦系友陈韵昭教授，上世纪80年代在珠海创立了中国首家应用传播学研究所，曾经邀我到珠海共事。虽然当时珠海还不发达，但是我觉得到珠海去也不错。他想了一下说，你的夫人没有地方安排，你的孩子可能没有好的中学书读书。那我想想就算了。但是我还是同她合作做了一些编译工作。较早引进传播学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现在在美国；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他搞外国新闻史，但也比较早地研究了传播学。陈韵昭在《新闻大学》每期都有一个讲座，他的讲座，就是传播学讲座，把当时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引到我们新闻学界来，功不可没。他们是我的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编写了自成体系的传播学概论教材，但是未能及时出版。至于外国新闻史的教学和研究，总算有一些看得见的成果。从1989年出版的《西方新闻事业概说》，到2003年的《外国新闻事业史教程》，这些在前面已经说了。(www.daowen.com)

上述两个方面，都属于新闻教学科研的新兴领域，全国性的学术讨论活动是比较多的。我在外面参与的这类学术交流，实际上也是我们杭大新闻系对外活动的一个部分，也是系史的一个侧面。关于传播学，基本上每两年开一次会。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始于上世纪80年代之初，是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持的，每次由一个地方院校承办，也就是社科院和地方院校合办。我从第三次开始参加，一直参加到第七次。后来这个研讨会终止了，原因是研究活动走向多元化，各个学校都自行组织和召集会议，不再是某一个权威机构在办了。我们系呢，那时邵培仁老师还没有来，传播学一直是我在教，这些会议都要我去。每次去都要带论文，这也促使我必须要积极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另外，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也有一些会议，因为我在外面交流比较多了，人家有活动总会来邀请我。所以，相对而言，我是当时系里出去开会比较多的、学术活动比较多的人。在会议上，如果人家要我发言或讲话，总说是杭州大学某某老师，这也是在外面扩展我们系的影响嘛。人家对我们系还是比较重视的。下面我简要回顾一下所参加过的学术会议，并展示一些照片。

一、1992年10月，北京有一次规格比较高的会议，叫做“亚太地区报刊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主办单位是中国科技新闻学会、中国特稿社、中国国际科技会议中心，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为大会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为大会主席并致开幕词，国内外名人陈香梅、赵浩生（资深美籍报人）、蔡子民（台盟主席）等为顾问。会议最后合影的地点放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常委兼中央书记处书记李瑞环也来了。我的邀请函是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转发来的，在校长那里申请了一点旅差费才去成的。我当时同陈韵昭、南京政治学院的卢惠民、暨南大学的郑惠卿等坐在一起。我在分组会上做了发言，题目是《报刊和社会发展》，在大会的论文集和几个其他新闻刊物都发表了。

国际研讨会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三人为张允若。

二、1993年5月，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地点厦门，由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和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合办。当时社科院新闻所所长是孙旭培，传播学研究室主任是明安香。会议由明安香主持，厦门大学的校长曾到会致辞。我的发言题目是：《当前传播学教学的几个问题》。后来发表在《新闻学探讨与争鸣》上。

研讨会合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张隆栋教授，第二排右起第六人为张允若

三、1993年10月，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新闻事业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主办。我提交的论文：《简论市场、受众和服务观念》，收入论文集《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燕山出版社）。我记得戴元光老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提到一个问题：现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那日常新闻报道中，对企业该如何报道呢？弄不好就是为某一个企业做宣传，做广告了，这个界限要好好把握。他谈的这个问题，我脑子里至今还有印象。

四、1995年6月，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成都召开，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四川省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系主办。我提交的论文：《国际电视：飞越太空的跨文化传播》，以后刊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1995年第8期，又收入论文集：《传播·社会·发展》（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国际传播——现代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新任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喻权域参加了这次会议。明安香作为传播学研究室的主任，仍然是会议主持人。这里顺便谈谈喻权域。1998年，他在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发表了长篇文章《对新闻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姚福申、陈力丹（笔名李位三）、孙旭培、刘建明和我等人先后在同一刊物上发文，对喻文在理论上的错误和逻辑上的混乱表示异议。这场论争涉及了新闻学中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新闻的定义、新闻的商品属性、党性和人民性、新闻自由、新闻体制等等，对澄清观念、明辨是非、推进我国新闻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但因遭到外来干预，没有能够充分展开。为什么没有充分展开呢？据《新闻大学》主编事后告诉我，当时中宣部阅评组发话认为《新闻大学》是在围攻喻权域，是在传播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宣扬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要求停止《新闻大学》的出版。因为《新闻大学》是教育部门主管的，此事被转到了复旦大学党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亲自阅读了刊物的讨论文章，认为这是正常的学术讨论，不存在所谓“围攻”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问题，因而没有理由停止该刊的出版。作为妥协，建议《新闻大学》不再发文继续进行这场争论。

第四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合影，第三排左第一人为张允若

五、1996年11月，广州召开的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学术研讨会，暨南大学新闻学系主办。暨南大学新闻系主任吴文虎主持会议，香港浸会学院俞旭教授等参加了会议。俞旭是复旦第一届博士生，当年我们在上海见过，后来到美国深造去了，再后来又到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是那里的负责人。四川大学的黄绿萍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她是搞中国新闻史的。我提交的论文《国际新闻传播的历史走向》，收入《面向21世纪的新闻与传播》论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

六、1997年4月，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杭州召开，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合办。台湾学者李瞻夫妇来了。李瞻是我国最早编撰世界新闻史的学者，是我国世界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我们开始讲外国新闻史，都要参考他的书，一本厚厚的资料丰富的书。台湾还有个外国新闻史学者程之行也很有名，我曾想邀他参加会议，没有来得及联系。这一次全体会议的集体照，我没有赶上。我提交的论文：《对传播学几个基本概念的辨析》后来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并收入《新闻传播论坛》第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后有多家报刊转载，对传播学的教学和研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研讨会上，左三为吴文虎教授，左四为张允若，左六为俞旭教授

在第五次传播学研讨会上张允若同台湾学者李瞻夫妇（中间两位）以及吴廷俊教授合影

七、1998年5月，全国新闻期刊研讨会，地点在哈尔滨，由新闻期刊协会和《新闻传播》杂志社主办。原《浙江日报》总编、《人民日报》副总编郑梦熊参加了会议，他可能是新闻期刊协会的会长或顾问。会上我曾作即席发言。

八、2001年10月，全国第七次传播学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合办。我们系还有李岩教授参加，我提交的论文：《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后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1期。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南京大学的秦州老师，他自己办了个学术性的网站，名为紫金网，颇有影响，我应邀在那里开了自己的博客，还挂了个顾问的名字。

九、2004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暨全国新闻传播史教学学术研讨会，在开封召开，中国新闻史学会、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我提交的论文是：《关于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的几点看法》。会议中接受《中华新闻报》记者丁华艳采访，谈外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后来连载于该报6月28日和7月5日两期。我同复旦的老师宁树藩教授、系友丁淦林教授一起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十、2004年5月，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在南京召开，中国江苏网、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办。我担任论文第七组评议人并作即席发言。会议过程中同中国传媒网的主编有过交流，这是个传媒领域的学术网站，我应约在该网开设了专栏，刊登了一些论文。

十一、2005年9月，第四届世界华文传媒与华夏文明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地点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我提交论文：《海外华文报刊和国内政治变革》，收入大会论文集。我们学院还有范志忠老师参加，他是搞电视编导的。这个会上见到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比如新加坡新闻史学者卓南生教授。

十二、2013年10月，参加了天津的新媒体・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这是中国传播学会跟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合办的，参办单位还有中华传播学会。参加的除国内新闻院校学者外，还有香港和海外来的华人，另外还有一些外国学者。研讨会规模比较大，大会发言都是事先排好名单的。现任中国传播学会会长戴元光主持第一天的大会，我作为天津师大特邀的客人，本想作为观察员坐在下面轻松地听会的。谁知大会发言快结束的时候，戴元光突然说：“现在请浙江大学传媒学院的张允若教授发言。”他事先没有给我打招呼，来了个突然袭击。还好我一边听一边也在考虑问题，于是就上去讲了几点，讲话的内容我后来在博客中国上发了。因为比较新近，这里说一下发言的要点：

第一，当前，新媒体正在广泛兴起和普及，我们应该重视它、爱护它，推动它更加健康有序地前进，为实现政治民主、社会公平发挥重要的作用。由于它参与者广泛，自由度较大，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对此需要适当引导和管理。但是这种引导和管理必须适当而且合理，不要伤及信息的正常传播、不要伤害民意的正常表达、不要损害公民的民主权利。第二，管理新媒体，和管理传统媒体一样，要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应该按照民主制定的法律、法规办事，既要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保障信息的合法传播和流通，又要杜绝各种违法行为、保持社会的安定和秩序。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欠缺。我们至今还没有制订新闻出版法或者大众传播法。我们国家在联合国参与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后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们政府在1998年签署了，可是15年过去，至今全国人大还没有批准。这些都是令人遗憾的。第三，我们的传播学研究，要面对现实，要回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重要问题。要有实务研究、方法研究，但决不能忽视重要的史论研究。不能局限于适应政治宣传或商业宣传的需要，为这种宣传提供策略和方法；我们更需要研究重大的历史和理论问题。要面向历史和现实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正确的见解、建议或方略，这才有助于推动我国传播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有助于推动社会的民主和进步。这是我们传播学者应有的社会责任。

问：你刚才提到了媒体采访，我想问一下先后有哪些媒体采访过你？

本世纪初，新闻媒体曾两次就有关新闻教学和研究，对本人进行了采访。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采访，也是对我们系的教学和研究的一种关注和肯定。第一次是在2004年4月，中国新闻史学会在开封举行年会暨新闻史教学研讨会，《中华新闻报》派了记者丁华艳出席这次会议，会议间隙时，她专门就各新闻院系普遍关心的外新史教学问题采访了我，全部内容分两次在该报刊的6月28日和7月5日上刊出。第二次是2013年夏天，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复旦大学的博士生陈娜，专程来杭对我进行采访，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一个部分。采访内容除纳入项目成果外，还在当年第8期《新闻爱好者》刊物上以封面人物的方式发表。这次访谈，还促使中国传播学会和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特邀我参加了上面提到的新媒体・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

陈娜对我进行的采访，谈得比较广泛，从我的经历开始，继而谈到回归新闻教育队伍后，搞传播学、搞外国新闻事业史的一些酸甜苦辣，遇到些什么阻力，怎样在不断地前进。谈我的经历、经受的一些苦难折磨时，她用了一个小标题，“苦难就是人生的学校”，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也是我的原话。第二个小标题，她也用了我的话，“终于回归了新闻专业”，她记下了我回归新闻专业的大致过程。第三个小标题，“我们面临着保守思想的阻力”，着重谈到传播学研究当中的一些阻力。传播学刚引进的时候，被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而受到批判。后来勉强允许大家研究了，还处处在设卡。比如邀请外国学者来参会，会后还要把中国学者留下来“消毒”，看看是不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第四个小标题，“绝不应该为研究而研究”，我觉得搞传播学也好，搞外国新闻史也好，搞新闻理论的研究也好，还是要紧密结合现实，要有助于解决现实的问题，推动社会的改革，推动社会的进步。要有助于这样一个目标，不要玩弄一些含含糊糊的概念或者标新立异的名词，这无益于我们国家和社会的进步。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我们做了这代人该做的事”，我们希望后来者能够很好地反思历史，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把人民的新闻事业更加推向前进。这确实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问：张老师，你认为我们新闻系复办后有哪些值得一提的特色？

我们新闻系复办以后，形成了一些自己的特色，我看主要有两点：第一点，人才培养上坚持走校园记者——实习记者——正式记者之路。这是邬武耀老师当年的概括。大一的学生进校后，就在高年级同学的带领下，办学生小报，同学们分别联系某一院系或部处机关，从事新闻采访和报道工作；大二、大三的同学往往利用寒暑假，去杭州地区或家乡所在地的新闻单位从事实习和社会调查；大四的学生则要结合专业，进行为时一个学期的毕业实习。这种由浅入深、由易而难的校园记者——实习记者——正式记者的人才培养之路，符合新闻人才的培养规律，也受到广大同学和新闻单位的欢迎和好评。当年俞月亭老师发起成立的西湖通讯社，实际上就是提倡这样的成才之路，先开始做校园记者（甚至还走向社会进行采访）；到了寒暑假，分别去做实习记者。毕业以后，当正式记者就比较容易上手了，好像秧苗的返青期就不会那么很长了。第二点，我们跟新闻媒体单位联合办学，这也是一个特色。杭大新闻传播学院是中国内地最早由新闻单位与新闻教育单位联合办学的学院之一，这是新闻教育体制的一大创新。这一举措为学校争取到了媒体单位经济上的支持，也为学生提供了固定的实习基地与潜在的就业去向。在此期间，学校派老师去媒体单位挂职，新闻实践中获得了最生动的第一手新闻素材和案例，为各自的教学提供了丰富详尽的鲜活内容；而媒体也派某些业务骨干到学校讲课，传授鲜活的来自实践的知识。总的来说，课堂与社会之间架起交流的桥梁，理论与实践得以更有效地结合。从时间来说，上世纪90年代，杭州大学新闻系开始与媒体单位联合办学。1993年11月25日，杭大新闻系与浙江日报社、浙江省广播电视厅、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新华社浙江分社联合成立了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院成立了董事会，其中浙江日报社为董事长单位，其余4家为副董事长单位；另有浙江电视台、浙江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晚报》、《浙江经济报》、《改革月报》、《经济生活报》、《浙江科技报》、《浙江工人日报》、《杭州日报》、杭州电视台、杭州人民广播电台、《宁波日报》、《温州日报》等都作为董事单位，共同参与办学。这种联合办学便于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便于有实习的基地，也便于我们筹集一些办学的资金。

1998年，杭州4所高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新闻系并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但对外仍保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名称。以后新闻系从人文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传媒学院，分设了好几个系，但是总体上都还是搞的新闻与传播教育，应该把现在的学院看成是当年的新闻系的发展和扩大，看成是当年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发展和扩大。我希望复办初期探索出来的办学特色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

问：张老师，最后想请你谈谈对王中、何微、甘惜分等几位老一代新闻教育家的印象。

这问题离开系史有点远了。我个人对王中、何微接触较多，心里是满怀敬重的。对甘惜分只在1985年南京会议上见过，没有多少接触。何微是1986年成都会议上认识的，以后有过一段时间交往，我认为他为人诚恳朴实，学识渊博，思维敏捷，是个值得怀念的忠厚长者。

王中教授是我进入新闻专业的启蒙老师。当年在复旦求学，他给我们上新闻理论课，讲得很生动很风趣，大家都喜欢听。因为他有丰富的经历，有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又善于理论概括，所以讲起课来不是枯燥无味的。另外，他在新闻理论上有很多创见，有许多开拓性的见解，走在同时代人的前头。比如说，新闻是适应读者需要而传播的、报纸是应读者需要而产生的，现在讲起来就是受众需要论，有受众的需要，这些消息才会传播，才会有人打听这些消息来传播。说到报纸，它固然有多种功能，但是首先人家要肯买肯读，它的功能才会发挥，这里就不能不承认报纸的商品性。当然报纸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这个商品上还附着了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它要进入市场，就不能不考虑它的商品性。这些见解都是有开拓性的，对于做好新闻工作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就提这个问题，却是犯了大忌。这种实事求是探讨规律的见解，却为阶级斗争压倒一切的形势所不容。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问：张老师，你跟王中教授的关系怎样，有没有私交？

没有。我就是在工作调动的时候曾经求助过他，他很热心，很支持，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关心。他当然知道，作为他的学生，我们多少都在运动中受到了他的影响。何况我本人在运动中还为他的挨整抱过不平。所以从这个角度，他也很关心我的政策落实问题。另外，作为他的学生，他当然也希望我能够有一个好的、至少能够发挥我所学的合适岗位。而我呢，虽然调动的事当时没办成，但对于他的支持总是心怀感激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师生情谊。

王中教授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比较有幽默感，有时候也会开一些小玩笑。这些玩笑，在我们学生看来无所谓，在有些比较严肃的干部中，是不大认同的。比如说，反右以前他曾经是复旦大学党委统战部部长，他常跟教师当中的民主人士一起开会，一起说说笑笑。其中，有一个教授叫做王恒守。有一次，大家都在一起，他别出心裁地说：“我说个谜语，请大家答一个人的名字。谜面是：寡人一贯右倾。打一位在座老师的名字。”脑子灵活一点的人很快就会想到谜底是王恒守，王就是寡人，恒就是一贯，守就是保守。这个谜语弄得人家很尴尬，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内心对政治概念是很敏感的。这个段子，我是听某位党内干部说的，他觉得这个玩笑开得太过分了。王中很能讲演，有时候讲起来还很有煽动性，很有鼓动性。我记得1950年10月份，朝鲜战争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了，全国上下掀起了抗美援朝的热潮，学校里面正在动员大家参干。什么是参干呢？不是参军，是参加军事干部学校，因为部队需要一部分知识分子来充实军事干校的队伍。动员参干在这年“一二九运动”的纪念日达到了高潮。当天，全校同学聚集在大礼堂开纪念“一二九运动”的大会，王中在大会上做形势报告，当时有很多政治报告都是他来做的，因为他讲得比较生动，大家都愿意听。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讲到当年“一二九运动”的时候，讲到国家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他们在大学读书的青年学子们纷纷热血沸腾地走向抗战前线。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倾听的时候，他突然提高了嗓音，抛出了振聋发聩的一句话，他说：当年“一二九运动”中的热血青年，现在站在你们面前，向你们挑战了。当年我们勇敢地奔赴抗战前线，现在我们这代人向你们挑战了。你们要不要应战？“要！”敢不敢应战？“敢！”会场上一片沸腾，一片响应，接下来就是一片持久不息的掌声。大会以后，报名参干的人数急剧上升。王中确实是个很有口才的演说者，尽管说的是一口山东普通话，带有很强的山东口音。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