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梦新，1977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1982年留校任教，1984年任中文系总支副书记，1989年调新闻系任总支副书记兼系副主任，1993年任系总支书记，1996年任主持工作的杭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新浙江大学成立后，任人文学院党委书记。2005年10月起兼任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10年。浙江省教学名师，获杭州市政府特殊津贴。

问：请你讲一讲你的以前的经历，好不好？

我成长在一个教师家庭，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是1966届学军中学（当时叫杭大附中）的高中毕业生。后来1969年3月上山下乡，作为知识青年到黑龙江同江县（今同江市）青年庄插队。我是比较幸运的，下乡后，因为是高中毕业生，1969年那里招聘做了民办教师。因此，我的教龄是从1969年开始的，到今年是46年的教龄。我那时的身份是民办老师兼大队会计。在黑龙江插队3年半以后，我回到老家富阳，在一所公社中学又当了3年多民办教师。1975年，我妈妈退休，我抵职进了当时杭州武林中学当了老师。一直到1977年参加高考，考上了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中的一员。那个时候我年纪也比较大了，1978年3月入学时，已经30周岁，我的孩子也快2周岁了，见到我的同学们，孩子都会喊“叔叔、阿姨”了，所以同学们戏称我是“抱着儿子上大学”。2007年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时，《钱江晚报》对我有一个采访，题目就是《抱着儿子上大学》，你何扬鸣还给我打电话：“张老师，你出名了！”说什么网什么网都在转载。

问：你是怎么来到新闻系的？

我在中文系读书。在中文系，其实我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内定留校，我是1981年内定留校的，1981年9月就开始介入管理1980级的学生。我当时的成绩基本是全优，除了英语和体育之外。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文革”之后，人才断层。中文系是百年老系，进来了这么一个小年轻，虽然当时我也已经30多岁了，儿子也好几岁了，但是在老一辈面前我总是年轻人。1984年4月，我被任命为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这是很难得的，当时与我同时任命的还有其他人，比如童芍素任命为学校宣传部副部长。应该说，我自己的成长史是很幸运的。我当了两届总支副书记，先后在郑择魁系主任、吴熊和系主任的班子干了两届。1989年6月份，我到了新闻系，是学校派遣的。其实，当时在这以前校领导已经和我打招呼了，但是1988年由于有种种的原因，我还没有过去，但是新闻系的一些毕业照已经把我拉过去一起拍了。

当时新闻系的组成班子是3个人：张大芝老师、邬武耀老师和我，张英华老师是从地理系调过来的。为什么呢？张老师、邬老师和我是在大学语文教研室里的，大学语文教研室就是为未来的新闻系作准备，作师资的准备，所以我后来就到了新闻系。我一到新闻系，就叫我担任总支副书记兼副主任。我想学校之所以叫我去新闻系，主要是为了新闻系班子的搭配，因为张大芝老师、邬武耀老师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一点，他们那个时候都已经50多岁了。我呢算是年富力强的，又有中层工作的经历，而且又与他们搭档得比较多，所以让我来新闻系。

问：那当时新闻系的具体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新闻系在老杭大当中呢，是规模比较小的，也是很年轻的一个系。但是杭州大学新闻系的历史可以从1958年开始说起。应该说，在新闻史上，全国最早的新闻院校是复旦大学，它在解放前就有新闻系，解放以后中国人民大学也有了新闻系，所以这两所是中国最早出现新闻系的大学。1958年，在当时的“大跃进”背景下，杭州大学和其他几所高校一起成为新的一批最早出现新闻院系的高校。杭州大学新闻院系的师资，也主要是从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两所“老大哥”学校中调配过来支持的。

我个人觉得，在新闻系的发展史上，大致可以分为5个阶段。下面，我就简单地谈谈这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1958年到1961年。当时首任的新闻系主任叫江牧岳。江牧岳先生是从浙江日报的社长过来兼新闻系的主任，他也是杭大的副校长。在改革开放以后，他调到北京，先后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的副局长、中国日报社的社长，可见杭大新闻系的历史上还是比较牛的。那么1958、1959、1960、1961年的这些学生，很多都是调干生，都是干部编制来读书的，作为一种“人才培养”，这些人都是选拔出来的，素质也比较好，到这里来接受专业化的学习，这是一个阶段。那时候大概4年只有招了234名学生。

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的4月到1980年的7月，当时浙江日报和杭州大学联合举办一个新闻专业班，这个班学制只有两年半，所以是授予大专文凭的，这是我国新闻单位和高校联合办学的创举。这个专科班的学生都非常厉害，比如现在《浙江日报》社长高海浩，总编李丹，副总编陆熙、冯卫民，浙江省社科院院长迟全华，《宁波日报》总编徐正，《温州日报》总编杜宇等等都是这个班里的同学。当时这个班只有40个人，有20多个后来都是正高，所以都很厉害。

第三个阶段是从1982年杭大开始在中文系下面设立新闻专业，这也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求。当时每年招统考生30～40名，所以1982年那一届就招了40个人，比如现在新华社浙江分社的社长朱国贤（现已调任中纪委宣传部长）、东方早报社副社长、华东浙江分社社长胡宏伟、浙江大学新闻系沈爱国老师等，都是这一届里面的佼佼者。到了1988年，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决定恢复新闻系。现在我们看一个系主任比较简单，而那个时候系主任的任命是省政府、省长签署任命状的，是非常慎重的事情。1988级开始，我们招收本科生，也就是恢复新闻系建制后的首届本科生。

第四个阶段是从1993年11月到1998年9月。当时杭州大学和浙江日报社、浙江省广播电视厅、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新华社浙江分社，共同发起成立了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开始时是18家新闻理事单位，到了1997年又扩展到了35家，扩展到了全省的各个地区。

第五个阶段是从1998年的9月以后4校合并成为新的浙江大学新闻系，这后面的历史大家都是比较清楚的。

问：1988年重新恢复新闻系建制有没有遇到困难？

1988年恢复新闻系建制后，确实是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当时新闻系在现在建工学院靠近南边围墙的那个楼上，只给了我们几个房间，很小，就是系领导的办公室、系的办公室、教师教研室，还有暗房。条件非常艰苦，我记得当时学校领导夏越炯书记把我找去谈话，给了我们这个新专业的开办费5000块钱。当然在80年代后期5000块钱比现在肯定是含金量更高，但是也只能买一点最基本的写字台、椅子、文件柜。这里我就要提到两位在我们新闻系的发展史上，也是1988年开创时期非常重要的两位老师。一位叫张大芝，一位叫邬武耀。

张大芝老师是山东蓬莱人，在15岁的时候就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

1955年他在浙江省委机关工作，他是作为调干生选送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学习。复旦大学就是从1955级开始，把新闻系的学制从4年延长到了5年，所以张老师是复旦新闻系本科5年制的第一届学生，到1960年夏天毕业时共有107名毕业生。邬武耀老师则是宁波人，1949年5月进入宁波市公安局系统参加革命的。后来于1958年作为调干生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这两位都是入党多年的同志，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张老师是1933年生的，邬老师和他年纪相仿。他们两位1988年同时被任命为副主任。这两位对杭大新闻系的重新组建倾注了很大的热情。要办好一个系，办好一个专业，首先就是人才、师资，所以他们先调入了张允若老师，张允若老师比他们毕业还要早，是张大芝老师的师兄；还有一位是桑义燐老师，他是张大芝老师的同学。这两位老师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复旦新闻系毕业的优秀学子。调来以后成为了我们新闻系的教学骨干，这两位分别担任了新闻史教研室和新闻写作教研室的主任。另外像吴工圣老师，是沈爱国老师他们的班主任，他来自人民大学，邵培仁老师来自江苏高校，李岩老师来自兰州大学。除了从天南地北引进人才外，许多老师来自杭大中文系，如卫军英、徐艰奋、毕玲蔷，都是杭大中文系1977级的毕业生，徐敏、黄旦、胡晓云、徐忠民、何春晖，都是从1978级到1981级的中文系毕业生。当时每年都选最优秀学生留校任教。虽然物质条件很艰苦，但是关键是有一种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对新闻人才培养的一种倾注的热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张大芝老师和邬武耀老师是以身作则的，张大芝老师主讲新闻学概论、马恩新闻理论与实践、新闻写作等课程，他的课主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调新闻写作的真实客观问题，他的代表作是一本《新闻理论基本问题》，这是在当时我国比较有影响的新闻学专著之一，获浙江省教委优秀教材奖二等奖，因为上世纪90年代新闻学的研究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当时教材还是比较少的。邬武耀老师上的是新闻采访写作、公文写作，他的特点是一丝不苟。他给学生批的作业是一点一划，标点符号都给你改出来的，黑板上面写字也是一样毕工毕整的。张老师后来被任命为系主任，邬老师是张老师的亲密合作伙伴，他俩一个是运筹帷幄多一点，一个跑社会多一点。跑社会主要是邬老师，他住在浙报附近。邬老师外貌就像列宁同志一样，个子不高，秃顶，骑一辆女式的自行车，他经常专门到浙报去联系工作。邬老师1993年暑假刚刚光荣离休，享受离休待遇，但他由于工作需要，学校仍然请他回来继续上课。当年11月8日晚上，在上课时他突发脑溢血，昏倒在讲台旁。我当时就住在马塍路，离学校比较近。接到电话后，我大概五六分钟就赶到了校医院，当时叫他就已经叫不醒了，后来我就说：一，通知浙二医院我们有一位脑溢血病人让他们马上来车；二，通知他的爱人钟老师去浙二医院。邬老师当时去医院的时候就是我扶着他坐救护车去的。邬老师再也没有醒过来。现在想起来这样的老同志，我们是感叹非常深的，就是这样一位享受离休的老同志，又是我们新闻系的第一届学生，可以说是真正体现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战斗在第一线，而且是在第一线上面倒下的老师，可以说在杭大历史上也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所以他这种敬业和奉献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新闻系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在植物园合影

如果说要讲还有哪些老师印象深刻的，就是李寿福老师。李寿福老师1936年生，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后来来杭大中文系当老师，以后当过杭大的科研处副处长、党委宣传部部长。1993年9月份，张大芝老师离休卸任，李老师就调过来担任新闻系主任。我那时候担任总支书记，和他们这几位老师联系非常紧密。李老师也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教过我们马恩文论的课。李老师因为他自己经历比较丰富，当过科研处处长、宣传部部长，所以思想就比较解放，当时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班子成员大家一起商量的，然后一家一家去跑，浙报啊，广电厅啊等，把这个事情搞好。所以他们这3位应该说在新闻系的发展历史上是很重要的有功之臣。当然，其他的老师也很重要，在4校合并以前新闻系一共是8位教授，除了张大芝、张允若、桑义燐、李寿福、王兴华几位之外，邵培仁、我和李岩老师。这8位是在1998年9月以前的教授。现在邵老师是传播所的所长，李岩老师是新闻系的系主任，他们都很优秀。

问：杭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杭大新闻系和其他新闻单位联合举办的，那这些合作有什么渊源呢？

合作的渊源说起来也是比较深的。第一，在1978年，杭州大学就和浙江日报社一起办过班，而且后来也证明了这些出来的同学都很优秀，都在全省各个新闻媒体单位发挥着骨干的作用。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就是新闻这个专业它不是关起门来在学校里可以干成的，它需要接触社会，和社会广泛接触，和新闻单位联系，所以我们讲新闻事业是新闻教育的基础，甚至有新闻事业的发展才有新闻教育的发展，如果新闻界的日子不好过，那么新闻院校的日子也不好过的。所以从去年“部校共建”，浙江省委、宣传部和浙江日报社、浙江广播厅和浙江大学共建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实际上这一步早在差不多几十年以前，在老杭州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走出了这一步。

问：在你看来，老杭大的办学亮点有哪些？

从新闻系的办学历史上看，可以说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求是育英，求是创新，培养高素质的优秀新闻人才。老杭大和浙江大学都是同根同源的，大家都是以1897年求是书院作为最早的基础、母体。现在的浙江大学校训叫做“求是创新”，原来的老杭大校训是“求是育英”。应该说，学校一直牢牢抓住人才培养这个最根本的任务，实际上这也是任何一所高校所要抓住的第一位的东西。我就举些例子来说。从1958年到1961年200多名学生素质很高，1958年的那届大家知道比较多，我不多说了，我就说说1960年的那届。姜新茂，1978年我们进来读书的时候，他担任我们1977级的支部书记，后来成为中文系的领导和杭大的副校长，后来又成为浙江省教育工会的主席。还有张春林老师是杭州大学出版社总编、《语文导报》总编，很聪明，也很会经营，后来成为深圳深港报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儿媳妇呢，就是我们现在浙大党委组织部的许翾老师，许老师原来也在传媒学院当过党委副书记的。还有一位王兴华老师，也是新闻系在4校合并前的副主任、教授，也很优秀，不幸的是，在上个月刚刚去世了。

培养人才呢，我也举几个例子。

从团体来说，新华社的浙江分社社长是朱国贤，1982级新闻系学生。副社长、总编何玲玲是1983级的学生，还有新华社宁波支社社长和副总编张奇志、方益波，都是我们新闻系毕业的学生。这些单位就觉得我们新闻系的人素质高，非常好用。

以《浙江日报》为例，刚才我有讲过，他们的总编、副总编、编委等一大帮都是我们和浙报合作办班的学生，在中层干部里面，大概有超过100个都是我们新闻系的毕业生，都非常优秀，比如《浙江日报》的副总编、钱江报系的总编李杲；王纲，是浙报的副社长，后来省领导点名要去，现在在省府办公厅当副主任。他们这些同学可以说不胜枚举，都是我们的优秀毕业生。(www.daowen.com)

我曾以1985级新闻班的同学为例做过一个调研。该班共有学生34人，现有副部级干部1人：慎海雄，原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后为新华通讯总社副总编（现任广东省委常务、宣传部长），他是非常出色的，大概工作9年就评上了正高、浙江省的劳动模范；副厅级干部4人：钱永红，毕业后也是留校当老师，双推双考进入杭州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担任副局长，后来又成为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来虹，杭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叶赞平，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担任省级新闻单位中层领导的5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党委（社长）办公室主任张彤、浙江省记协常务副秘书长傅亦军、《浙江日报》编辑中心要闻编辑部主任谭伟东、《浙江日报》编辑中心时事新闻部主任冯晔、浙江物产集团群工部部长姚俊等等。在市级新闻单位担任中层领导的有好几位：杭报集团杭州网总经理陈华胜、台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台州日报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胡韶光、浙中新报总编俞平。具体的你们可以再了解，我有做过一个详细的调查。从这一统计可以看到，一是有26人目前还在从事新闻工作，占全班学生数的78.2%；二是在新闻单位当干部的比例高，其中担任副处级以上的有14人，占从事新闻事业人员总数的53.8%；三是业绩突出，其中多人获得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飘萍奖，以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多人被评为全国的优秀新闻工作者、浙江省劳动模范、省市“五个一人才”与优秀新闻工作者等称号。窥斑见豹，通过解剖1985级同学的个案，可以看到我们新闻系的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

第二个亮点，勇于改革和创新。新闻的定义是“新近发生的事件”，当然现在网络时代来看，已变成“正在发生的事件”。从新闻本身出发，无论是新闻教育还是从事新闻的职业人员，本来就应是勇于创新的，所以我们新闻系一直就是勇于创新的。说到勇于创新，我觉得主要可以说是这么几个地方创新：

第一个是办学的体制机制创新，最明显的就是刚才提到的1978年4月和浙江日报的联合办班，这个事情它的意义可以说就是在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学校和媒体共同办班培养学生模式；第二个就是1993年的11月25日，成立了杭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刚才讲到了是杭州大学和浙江日报社、浙江广电厅、新闻出版局等这些单位共同发起成立的。第一任的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就是原来浙江日报社社长江坪，当时省记协的主席杜加星、省广电厅的厅长方文、老杭大的老新闻系主任张大芝、1993年调过来担任新闻系主任的李寿福，这4位是副院长。我在《杭州新闻百年史纲》里面有一章专门提到杭州的新闻教育：“这是我国最早由新闻院校和新闻单位联合成立的董事会形式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办学体制的一大创新，学院与董事会的成立为新闻学科的发展和新闻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契机，成为新闻系发展壮大的新起点。”这个体制一活，当时除了原来的本科专业新闻专业以外，我们还办了广告专业，当时广告是在新闻专业下面的二级学科。同时成人教育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单是靠学校里面每年招收40个学生，是远远满足不了新闻单位的需求的，所以出现了很多成教。当时有夜大、有函授（含大专、二专、专升本）、培训班等，在1989年招了新闻系首届硕士研究生，现在的院长吴飞就是第一届的新闻学硕士，他的导师是张大芝教授。到了1994年，又新设了广播电视专业。这样，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都齐了。1996年1月，杭大又成为新闻学硕士学位的授予单位。1993年，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董事单位是18家，到1997年扩大到35家，全省各个地区的党报、电视台我们基本上都把它覆盖了，这为我们学生的实习就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特别是这些董事单位、董事长也不是随便当的，比如说浙江日报社每年给我们学院10万元、20万元，杭报集团也是这样。浙江日报社还在新闻学院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这对我们的办学是很有益的。

第二个创新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刚才讲到学校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上面，原来新闻系提出了一个培养链，叫做校园记者——实习记者——社会见习记者。当时新闻系的大一学生进校后，就被分派到全校各院系和部处机关当校园记者，比如某某去联系哲学系，某某去联系物理系，某某去联系经济系；也有一些同学去广播台等地方，这些都是校园记者。第二个是实习记者，当时一定要有毕业实习，整整一个学期，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是人才培养的创新。

我举个例子，1997年分管教学的副主任是王兴华老师，由他牵头，加上老的系主任李寿福老师，我当时是作为新闻系的负责人，还有张英华老师和黄旦老师（后调至复旦大学，也担任过复旦大学的新闻系主任），申报了《新时期新闻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和实践》教改项目，这项教学改革获得了浙江省教学改革成果的一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改革成果的二等奖，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也说明了社会包括教育部对我们办学的认可和赞许。

还有就是学生培养，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举例子来说，在老师们的支持和指导下，1990年，新闻系的同学创办了刊登学生习作的刊物《新闻与评论》（现已被杭州新闻史料馆收藏），广告系的同学则创办了《未来广告人》。《新闻与评论》创刊号的《发刊词》写得很好：“《新闻与评论》的宗旨有二。其一，加强理论联系实际。新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脱离了实际，就没有生命力。新闻教学离开了实践，也必然走进死胡同。学生在课堂学习理论基础知识，在课外广泛接触现实，去认识社会，报道生活，有利于牢固掌握理论知识，变革思维方式，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才能在未来的就业竞争中显示优势，发挥特长，为我国的建设事业作出贡献。其二，为学生提供相互交流切磋，不断提高的机会，督促、鼓励学生勤动笔，多写多练，使学生不仅熟练掌握一般新闻的写作技巧，而且会拿起＇思考的笔＇，写出有深度和独到见地、高质量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成为真正合格的新闻人才。”我觉得这个创刊词写的是很到位的，从个各方面而言，不光是一个技能方面，更从政治思想上明确了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人。

第三个就是积极为社会服务。刚才讲到了有35家董事单位都加入到了我们新闻学院，那我们总应该也为他们做些什么。所以自然而然地做了很多事。比如刚才讲的办函授啊，办夜大啊，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啊，对媒体现象、工作进行研究啊，搞广播电视的就是对于它们的节目啊什么的进行一些研究。比如《钱江晚报》，作为《浙江日报》下面的一个子报，它搞起来也是浙江的第一家晚报，在全国也是很有影响的。它原来的总编叫做孟玉兔，他工作起来是没日没夜的，有的时候三更半夜会打电话过来，因为半夜正好是晚报工作的高峰时间。上世纪80年代电话还并不普及，我家的电话是在写字台那里，半夜听到电话响我以为什么事情，那时是冬天，我披着衣服过去。孟玉兔说：“张老师，明天我们晚报要搞个活动，进社区，请你们派学生，比如50个学生。”有时候，他又打电话来说：“我们要搞＇报社记者在柜台＇（当时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没有那么多记者，怎么办呢，就是把我们新闻系的学生带过去，能力强的就独当一面，能力不强的就跟着他们记者。这样的一些活动既扩大了他们报社的影响，另一方面对于我们学生也得到了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当中，了解、熟悉、参与新闻事件。

再举一个义乌小商品城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义乌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出名。当时义乌小商品城下面有一张报纸《小商品世界报》，刚好我也是有一个学生在那边的。他们过来与我们联系以后，我们就去和他们多次进行了接洽，之后达成了一个商城集团和我们新闻系合作的一种模式，由我们派老师到那边去担任《小商品世界报》的业务副总编。我们先后派去了3位年轻老师，就是沈爱国、吴飞、邵志择。当时我作为系领导是这样想的，我们的老师，不管是教新闻采访，还是教新闻评论、新闻编辑，如果让他们参与到新闻火热的发展当中去，让他们到第一线去“抓活鱼”，这样他们写出来的新闻报道和新闻编辑是来自火热的第一线的，是最鲜活的，就他们自己而言，组织能力、活动能力也得到了锻炼，经历、阅历也丰富起来了。同时，他们在那里工作，对于我们学生的实习和课堂的教学丰富也提供了最好的材料。像这样的一种模式不光是在义乌，我们和《浙江青年报》，也就是现在的《青年时报》也有合作，当时是派了沈爱国老师去当副总编，何春晖、徐忠民、钱永红分别担任总编助理、摄影部主任、总编办主任等职务。这是对于社会服务方面的，既扩大了我们学校、新闻系的影响，也直接为报社的发展、为浙江省新闻事业的发展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问：相比其他高校人大、复旦，杭大有什么特色？

刚才讲到的3个亮点，就是杭大的特色。比如和媒体联合办学，成立董事会新机制等。我们1993年董事会成立的时候全国的新闻院校，比如人大、复旦、南大等都派人过来，来了以后大家都共同祝贺，都说你们这种模式是全国第一家，现在在浙大传媒学院的教学主楼上有一面大镜子，上面有几个字“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就是那年成立大会的时候全国的兄弟院校凑份子买了送给我们留念的见证。

问：新闻系在建的过程中与新闻单位的联系非常多，那和兄弟院校的合作与互动有什么故事吗？

和兄弟院校的合作，相对来说，主要体现在：一个我们当时是全国的新闻传播学的常务理事单位。因为当时理事长是人民大学的何梓华老师，全国能够进入常务理事的也就是10多所院校，当时杭州大学新闻系也是在这里面，我本人就担任过常务理事。还有一个是我们也召开全国性的会议，比方说1997年的全国传播学年会，全国各地的许多新闻院校都来了。我们在申报硕士点、博士点的时候都得到人大、复旦、中国传媒大学很多的支持。复旦的童兵老师，李良荣老师和人大的陈力丹老师等，也经常到我们这里来做讲座的。

问：我们新闻系与海外交流的情况怎么样？

杭州大学虽然是一所地方大学，但很重视与境外高校的联系和交往。在杭大新闻系的办学历史上，也有着与海外高校的许多交流。

在这里我首先要说说被称为“台湾新闻传播学教父”的台湾文化大学的郑贞铭先生。1994年的2月23日，贞铭先生不期而至，来到当时的杭州大学，和我们新闻与传播学院的5位院系领导见面并座谈。这是海峡两岸正式开放交流后，我们接待的第一位来自台湾的新闻教育界的著名学者，先生的谦和儒雅、平易近人，对新闻教育事业的关心和热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第二天便是元宵节，所以郑先生的来访，我印象很深刻。

第二年，郑贞铭先生又来到我们新闻系。他个人出资，以其母亲的名义在我们新闻系设立了奖学金，每年有近10名同学获奖。虽然金额有限，但对于受奖学生来说，无疑是一巨大的鼓舞和鞭策。从1995年到1998年，共有30多名杭大新闻学子受惠。我想这些学生也一定铭记着此事。

又过了一年，郑先生和李瞻先生一起努力，为复旦大学和杭州大学等多所大陆的新闻院系分别赠送了十几箱新闻传播类的书籍。这些专业书籍的到来对当时专业书籍匮乏的大陆新闻院校来说，可谓雪中送炭，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这一年的6月，由郑先生领衔的“台湾传播发展协会”与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合作在台北举办了“两岸与香港新闻实务研讨会”，当时国内主要新闻院系的12位负责人应邀前往，我们杭州大学新闻系的前后两任系主任张大芝教授、李寿福教授也在其中。

第四年，也即1997年春，杭州大学百年校庆，郑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受聘为杭州大学客座教授，出席了新闻教育改革座谈会与杭州大学建校100周年庆祝酒会，并与时任海基会会长的汪道涵先生合影。

作为两岸新闻交流的先行者，郑先生为推进两岸新闻传播教育界和业界的交流真是不遗余力。我本人也在郑先生的帮助下先后于2000年5月赴台参加台湾铭传大学主办的“网络媒体的跨世纪挑战”和2003年由台湾文化大学大学主办的“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教育新典范研讨会”。郑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悉心安排了大陆教师的食宿、交通和行程，除学术研讨外，还介绍我们访问了多家台湾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和高校，让我们深深感受到宾至如归，血浓于水。与此同时，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在进行。很多年以来，我们新闻系或者新闻学院的许多本科生、研究生参加了大陆新闻院系研究生赴台交流团。同样，我们也热情接待了台湾政治大学杨日青教授、朝阳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林念生教授、铭传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杨志弘教授、文化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沈慧声教授等众多台湾的学者和硕士生。我们一起交流新闻教育的改革、新闻人才培养的方法和思路，探讨网络时代我们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面临的挑战等问题；陪他们游览美丽的西子湖，介绍杭州的历史文化，品尝杭州的美味佳肴。记得1999年11月郑贞铭先生率文化大学师生一行来杭州访问时，那天恰逢随行的王洪钧先生生日。海峡两岸的老师们相聚在杭大路的龙宫大酒店，欢乐地为王洪钧先生唱起生日歌，分享生日蛋糕。此景此情，令人难忘。

2007年4月9日，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和浙大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艺术学院联合在浙江大学主办了“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暨郑贞铭先生新闻教育实践研讨会”，郑贞铭先生亲临会场，时任浙大副校长胡建淼出席并作主题发言。参加会议的代表有30余人，他们中有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的王应机先生、赖祥蔚先生，复旦大学的丁淦林、上海交通大学张国良、上海大学戴元光、南京大学段晋肃、湖南师大田中阳等，从各地赶来。我们主办单位浙江大学的邵培仁、张允若、吴飞、何扬鸣等，浙大城市学院的我与其他一些教师也参加了会议。据悉，这是浙江大学第一次举办以台湾学者为主题的研讨会，研讨会以新闻教育改革为主导方向，就网络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新动向，全球一体化与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中外新闻教育比较研究，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郑贞铭先生新闻教育实践研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此次研讨会的圆满举行，对于加强两岸的学术交流合作，对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甚至中国高校，包括大陆与台湾的新闻传播教育均具有重大的启发和促进意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当天晚上，何扬鸣还带领台湾客人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北山历史文化街等处。在回来的出租车上，郑贞铭与其他台湾客人赞许了何老师对南宋新闻事业史的挖掘和研究。

当时杭大新闻系与香港新闻教育界的联系也不少。1996年11月12日，著名学者金庸携妻访问杭大，在杭大邵科馆作了演讲。这次演讲盛况空前，当时学校的校长、书记也亲临邵馆，学生更是慕名从四面八方赶来，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演讲会进展顺利，大家颇有兴趣，然后会议提问阶段出现了高潮。新闻系的何扬鸣向大家介绍了金庸先生曾经在《东南日报》就职时的趣闻轶事，引得全场大笑不断，金庸妻子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在这种气氛下，金庸先生当着我们的校长和书记的面，答应撰写回忆其在东南日报社工作情况的文章。1997年10月，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俞旭主任来访。1998年3月，香港树人学院新闻系黄梦曦主任、李鹤龄先生与39名学生来访。1999年4月，我也前往浸会大学新闻系作了为期一周的回访，还到访了香港中文大学、珠海书院，向浸会大学和珠海书院的师生介绍了杭州大学及其新闻系的教学改革情况。

与香港新闻教育界交流同样成果多多，其中最大的成果是1998年香港树人学院来访的那次，也即两年之后的2001年12月7日至8日，香港树人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主办了“经济全球化与跨地区文化传播国际研讨会”。这次研讨会规模空前，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内地著名高校，台湾地区的政治大学、文化大学，澳门大学，以及香港的香港大学、中文大学、浸会大学、珠海书院等，内地与港澳台及美国的70多名学者济济一堂，时任香港特首的董建华先生亲临大会并主持开幕仪式。副校长胡建淼教授率领浙大人文学院的10余名教师赴会。我和新闻系的邵培仁、沈爱国、何春晖老师也参加了这次盛会，我还在大会作了题为《新世纪跨文化传播对我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及其对策》的论文交流。开幕仪式后，本人还荣幸地与董建华特首合了影，何春晖老师用她的相机拍下了这令人难忘的瞬间。大会结束后，作为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办方之一，我还与香港树人学院新闻系黄梦曦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一起，把大会的近50篇论文编撰成册，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了68万字的《经济全球化与跨地区文化传播》一书。

在我的影集中，还保留着1994年10月美国加州大学新闻系主任来访、1997年5月《欧洲时报》刘畅先生来访时与新闻系教师座谈的照片；还有与美国塔芙茨大学钟雪萍教授、印第安纳大学罗伯特·艾菲教授等海外学者的合影；以及上世纪90年代我系教师与来我们新闻系留学的4名韩国留学生的合影。这些照片记录了杭州大学新闻系与海外高校学者和师生来往的点点滴滴，既见证着我们与海外高校师生的交往与友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新闻系成长的足迹。

问：你能否谈谈我们新闻系与城市学院的关系？

城市学院成立的背景是什么呢？新浙江大学成立后，杭州市政府和杭州市老百姓都需要有一所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的全日制的本科院校，当时杭州市市属高校除了杭州师范学院之外，没有其他本科院校了。因此，当时潘云鹤校长和仇保兴市长一起商量，决定成立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所以，城市学院是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城市发展的浪潮中应运而生的，是一所新型的大学，是中国第一家类似的大学。它的特点在哪里呢？一是名校名城，强强合作、强强联姻，它是全国300多所独立学院中的第一家，所以被教育部称为独立学院的典范；二是体制上的创新，是董事会制的，又是独立法人的，它原来的法人都是杭州市的副市长，主管文教的市长，它的董事长是浙大的校长，所以潘云鹤校长、杨卫校长、林建华校长等都担任过董事会的董事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学院和浙大密不可分，城市学院的院长、书记和院级领导都是浙大党委委派的。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第二点，城市学院的传媒与人文学院与我们这里的传媒学院是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系的。我将从3个层面来讲。一是院系领导方面，比如说李寿福老师，他从2004年起担任常务副院长，我是2005年10月被任命为那里的院长兼总支书记的。2005年7月浙大中层换届时，我58岁了，按照浙大的规定就是“七上八下”，所以我就打算卸任以后可以干点自己的活，做点自己喜欢的研究。那时候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已在1999年成立了，他们的王立人院长、胡礼祥书记多次打电话给我，盛情邀请我到城市学院工作，说城市学院是杭州市和浙江大学强强联合办学，正是初创时期，特别需要人。于是从2005年10月开始，我从浙大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后不久，就受邀担任浙江大学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院长兼书记，一直干到现在，整整10年，3年前我把书记的职位脱掉了。但是再怎么说，我还是杭大新闻系的人，所以只要新闻系一讲，一个电话，我能够出点力的肯定会出力的。

除了我们两个，现在管科研的卫军英副院长、管教学的张健康副院长也是从我们新闻系过去的。二是师资方面，师资队伍里面有钱诚一、陈荣美、顾杨丽、方玲玲等等，都是从这里过去的，而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是那些骨干教师、博士层面，我、卫军英、张健康都是领导层面的博士，方玲玲、顾杨丽、范红霞、江根源、周晔等也都是从这里过去的，城市学院传媒与人文学院至今有8个博士是从这里过去的，占专职教师的28%。除此之外，城市学院刚创办的时候，老师基本都是从这里派过去的，比如黄旦老师兼任城市学院新闻系主任、沈爱国、徐忠民、何扬鸣等都在那里上过好几年的课。三是学科队伍建设、科研队伍建设，比如吴飞院长被城市学院聘为钱江特聘专家、钱江学者，这是经过杭州市政府批准的，因此我们在把新闻学、传播学申报为杭州市的重点学科时，申报杭州市的哲学和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传播与杭州文化创新研究基地”过程中，吴飞都是作为首席专家挂在那里的，作为重要的学术骨干。这对我们整个学科队伍的建设和科研水平的提高，都很有帮助。新闻系还有不少教师，比如吴飞、李红涛、韦路等都去我们那里的人文大讲堂作演讲。另外，吴飞教育部那个攻关重大项目中，我、顾杨丽都参与这个项目里面的课题。再一个呢，我们合作举办或者主办国内重要的学术研讨会”，比如2007年的“新闻传播教育改革暨郑贞铭先生新闻教育实践研讨会，研讨会全国许多高校都有人来参加，那次研讨会影响比较大。还有一次，我记得是前年吧，浙江省的报业改革暨浙江报协的年会就是在城市学院开的，是我们城市学院、浙大传媒学院、浙江传媒学院一起合办的，这样就比较有影响力了。

（何扬鸣、刘向、余晓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