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爱国，男，1982年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1986年毕业留校，在新闻专业任教，同年9月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进修硕士课程，1987年6月返校开始带班，担任班主任和助教。一直在新闻系任教，从未离开。目前是浙江大学新闻系系主任。

问：你是1982年考进当时的杭州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时是不是算是我们第一届的新闻专业的学生？

这个第一届是指本科，全日制4年本科的第一届。因为在这之前，1978年的时候，有过两年制的专科，就是中文系新闻专修科。“文革”以后，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闻专业的学生，是大专两年制的这个班。到我们1982年，是4年制全日制本科的第一届。那个时候，我们班里一共有40位同学，后来有一位同学因为身体原因，休学到83级去了。所以，4年以后，1986年毕业的时候，我们班是39个同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问：当初你为什么要报考杭州大学新闻专业呢？之前，你对这个专业有多少了解？

应该说是没有任何了解。因为这是杭州大学第一年招收本科新闻专业，在此之前是没有新闻本科的。我们在小城镇的中学里面，老师的选择、判断、兴趣，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在高中阶段，数学、物理这些课很差，化学还可以，但语文总是班里第一、年级第一的。所以，语文老师对我特别好，不断地鼓励我。这也就是现在经常讲到的对孩子的教育，赏识教育，就是欣赏和鼓励教育。高考成绩出来后，我知道自己上线了，要填志愿了。我们那时是先出成绩再填志愿的。那当时如何填志愿？简直就是两眼一抹黑，父母亲都是农民，一窍不通。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我就向最喜欢我的、也是我最钦佩的语文老师去求助，让他帮我们参谋参谋。我们什么想法都没有，就完全听他的。我们那个语文老师叫张炜，是个文化人，他书法很好，板书写得很好的，现在也有书法作品出来的。听说“文革”的时候，他在县委报道组干过，所以他对新闻这个工作是比较有兴趣，也是比较了解的。当时，张老师知道杭州大学第一年招收新闻专业学生，他觉得我的写作能力好，就建议我去报这个专业。他说，你这个分数进杭大这个专业，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他也知道学新闻的话，复旦大学的更好，但是，他说复旦你是考不上的，这个分数是不够的。那时我们完全不懂。在此之前，我对杭州大学是什么，对杭大中文系是什么样子，一点都不知道。农村里的孩子，在高中阶段就是一门心思埋头读书，然后呢，考上大学，才开始在他们的人生历史中打开了一扇窗子，让他们来了解这个世界。这就是我当初选择专业时候的状况，我就这样懵里懵懂地选择了这个新闻系。

我在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我们德清这个县。到学校报到那天，第一次坐了4个小时的船，第一次踏上杭州的土地。我还从来没有坐过汽车，老家是平原地区，进出都靠船。所以，第一次坐上了学校来接新生的大巴就晕车。从武林门到杭大门口，现在看看就一炮仗的路，就一点点路，我却严重晕车。为什么呢，就是闻不了汽油味，一闻到汽油味就要吐。我爸爸陪着我来报到的。杭大门口有很多迎新的牌子。我一下车，就先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哗啦啦”地吐个天昏地暗。

问：你刚才讲到你是1982级的，你们有40个同学，当时你们班的班长和团支书是谁？

我们班比较民主，第一年进来的时候，是指定了班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同学当班长。他好像是1960年出生的，在部队当过兵，退伍回来以后再考大学的。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吴工圣老师，教中国新闻史的。我们第一年的班长就这样指定的，年纪大一点的，经验丰富一点，就让他来管。以后每一学年开始的时候，班长都是重新选举。第二个学年的班长就是我了，我在班里年纪最小。然后，第三年又换了一个，第四年又换了一个。就是每年一个。团支书呢，倒是4年下来，一个叫林荫夏的女同学一以贯之。那么班长呢，第一个叫戴放，现在在金华电视台；第二个是我；第三年是童惠敏，现在在绿城足球俱乐部当老总；第四个是另外一个年纪相对比较大的，现在在《联谊报》当副总编，叫何云飞。我们班里有3个是1960年的，一个是戴放，一个是何云飞，还有一个是朱冬菊，现在在新华社总社工作。我们班里只有两个是1966年的，一个是我（生日最小），另一个是吴天根，海盐人，现在在《嘉兴日报》。

那么多同学中，你可能会关心有多少人留在杭州的这个数字，是不是？1986年留在杭州的是26个同学，我记得很清楚的。

问：你刚才讲到了班长、团支书，那么，在那么多同学里面，哪些同学让你印象深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对每个同学的印象都很深刻，能如数家珍。每个同学的老家（籍贯）是哪里的，家庭基本成员，比如说有没有兄弟姐妹之类的，我基本上都知道。比如说胡宏伟，他爸爸是永康人，从部队转业到湖州，妈妈也安置在湖州当地的丝绸厂上班，他有姐姐、哥哥，他是老三，是部队转业干部的孩子。当时，宏伟是我大学期间关系最好的，我们都是从湖州考出来的。我跟你讲一个细节。我身上的零花钱，大学第一年几乎是没有的，就靠助学金，一个月19.5元，其中，17.5元是发饭菜票的，剩余的两块钱就是零花钱。第二年，我爷爷在一个乡镇企业里面干活，每个月拿工资的。他就省吃俭用，省下5元钱，每个月汇款给我。爸爸妈妈是一分钱都没有的，农村里非常穷。而那个时候，部队转业的干部子女，他们爸爸妈妈的工资拿得挺高的，可能有七八十元一个月。他们经常饭后有水果吃的，一个苹果之类的，晚上肚子饿的时候还有饼干吃。我嘛，一开始两块钱，后来加上5块钱，7块钱的零花钱，哪里有钱去买那个东西吃，对宏伟他们很羡慕啊。因为与他们关系比较好嘛，有时候从他们那里去匀一点过来吃。这同学关系，印象很深刻。我们班里面，每个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每个同学的印象都很深刻，每个同学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好讲。

问：那就讲一个吧。

比如说我讲到的跟胡宏伟的关系。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与他都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他结婚的时候，我去做伴郎，叫男傧相。一般来说是关系比较好才会去做的，我们又是湖州老乡。现在每次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的时候，我经常请他来做答辩主席。

当时，我们班里还有一位同学叫查晓强，在生活上照顾我，像个老大哥。他现在是《钱江晚报》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管广告的。他是杭州人，父母亲好像也都是事业单位的，经济条件也不错，至少是有工资拿的。我从他这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照顾呢？我是到大四才有机会买第一辆自行车，他是从一进学校就有自行车的。我会骑自行车，但没有自行车。怎么办呢？只要有校外活动的时候，我就把晓强的自行车借来。他很大方的，每次都借给我。还有就是借来骑以后坏掉了，我又没钱修，回来之后老老实实向晓强汇报，你的车让我骑坏了，轮胎破掉了。他都说，没关系，因为他有零花钱嘛，他用一两块钱去补掉。

所以，我们在大学时，至少有两到三年时间里面，两个人互相帮忙。平时我们都要打热水的，打热水的时候，我们都有分工的，比如说我去打饭，他去打水，明天可能是我去打水，他去打饭。一打水就要打4瓶水，每只手上各拎两只热水瓶。有一次，我打水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哪里跟骑在边上的自行车一碰，水瓶装满了以后很容易碎的，结果，“嘭”的一声，两瓶热水全都浇在整个右腿上。两小时以后，腿上的水泡比馒头还要大。那么没法走路了，上学都没法上，一个星期都在寝室里休息，走不了路。晓强同学要上课去的，每天都帮我把笔记做好。这个是不用说的。他还每天给我买饭买菜。到了第二个星期以后，我可以走路了，但要他扶着我，用他的自行车拉我去教室。因为烫伤需要一个月才能好。那时是夏天，一个月内，从买饭菜到打水，全部都他一个人完成。所以，每天打饭和打水，他要跑两趟，第一趟为我把饭菜端了来，第二趟把我的水打来。晓强比我大3岁到4岁，是大哥哥，很照顾我。而且很巧的是，他和宏伟刚好是同一寝室的上下铺，下铺是我的小哥们，又是我的老乡；上铺是大哥哥。我住在他们的斜对面寝室，这两个人在生活上对我是有很多照顾的。我这个人平时不太有攻击性，成绩又比较好，跟所有人都友善相处，所以，到现在，我们毕业都30年了，每次同学见面，都非常亲切、亲热。今年9月份，我们要搞毕业30周年同学会，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班里有个同学已经不在了，黄黎萍，原先她也是留系当老师的，10多年前，估计是患了抑郁症，走了。

问：你们这个班是“文革”以后进来的，年龄相差比较大，你的年龄比较小，那么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

对的，最多相差6岁。班里大部分同学是1963年、1964年出生的。他们当中很多是高中毕业以后，已经在社会上参加过工作，或者是在农村里务农，然后一边上班或干活，一边复习参加高考的。有些同学还考了一两次甚至三四次的。我是应届生，我们班里当时应届生是有一批的，历届的复读生差不多有一半左右。比如，何云飞1960年的，比我大6岁，他不可能是应届生，但他复读了几年，我没问过他。那么，这些同学从知识学习这方面来说，有时候不如我们年纪轻的记性好。因为大学4年，我的成绩都是班里面第一名。跟我们现在学生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是女生成绩好，我们那个时候，前几名全部是男生。一方面是男女比例不一样，我们这个班40个人，28个男生，12个女生。4年下来平均成绩的话，就是我第一名，胡宏伟第二名。但是，从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这个角度来说，那毫无疑问，这些老大哥比我们要见多识广。所以，在我们眼中，很稀奇、很新鲜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平常了。那个时候的大学，一个寝室8个人，我和老何就是同住一个宿舍的，他们肯定更稳重，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在潜移默化中引领着我们，让我们尽快地成熟起来，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但是没有明确说今天我来帮你，就是潜移默化，互相影响的。

问：那你在班里年龄最小、成绩最好，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是怎么帮你的？或者说你们是怎么互帮互助的？

他们可能就觉得我很幼稚，成绩要那么好干什么？当时有很多同学认为，我这个人脑子有病，成绩要那么好干嘛，何必把自己搞得那么苦。然后，我就成了什么呢？他们到我这里来抄课堂笔记，有些人不去听课，要么睡懒觉，要么去图书馆。我的笔记比较全，有的人从我那里借到笔记后，用一周时间进行强化，然后就考试了。那个时候都考试的。前面一段时间是很轻松的，到了期末，用一周的时间，抄笔记，晚上熬通宵，考试就过了。这个时候，我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都来找我，问我要笔记了。那个时候又没有复印机，都要手抄的，所以这个笔记本借来借去借出去了。我们班，像我这样学习这么刻苦的同学，估计不是很多。宏伟的笔记做得比我更好，有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会互相对照的，有很多他记下来的，我没有的，我就抄过来补全。他也是非常严谨认真的一个人。他现在成就很大，已经是开放式思维了。我们班里面，目前互相之间联系比较多的，大概就10多个同学，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各有自己的特长。其他大部分同学，关系虽然很亲切，但是联络不多，各做各的。平时大家都是互帮互助，他们有很多好新闻作品之类的，到省里来评奖，我要去做评委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会给他们提一些建议的。我有一个同学，在某一年，拿了5个省好新闻一等奖。还有，他们评职称之类的，我也经常要去做专家或者评委。

问：当时新闻专业只有一个班，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说是比较密切的，互相之间也是了解的。那么，你对哪些老师印象特别深刻？

一个是教我们采访课的邬武耀老师，退休以后返聘，然后是脑溢血倒在了讲台上。张大芝老师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专业负责人，教新闻理论的。其他，我印象比较深一点的是俞月亭老师，教新闻编辑学的，主要是画版样，做标题。可惜我们在实习的时候，编辑技巧用不上，我们更多用到的是新闻采写知识。还有一个老师叫王欣荣，教我们写作课的，好像是从山东调过来的。我们的新闻评论课是徐艰奋教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杭州日报》的“吴山夜话”栏目的，是徐艰奋指导的。还有哪些老师呢？新闻摄影课是徐忠民教的，他请了《浙江日报》的一名摄影记者一起来跟我们讲的。张梦新老师那时是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管学生工作，没有给我们开课。

当时我们的师资力量，都是从早年的复旦和杭大为代表的这些新闻系毕业的。但是，毕竟大部分人可能离开新闻实践岗位的时间比较久了，都已经人到中年了，又是从各个地方抽调来的。所以，他们当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肯定要更早，不太有接近性，套用一句当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不太接地气。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讲规则的东西比较多，讲实用的东西比较少，说句实话，我印象不深刻。

问：你刚才讲了那么多老师，在那么多老师当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比如上课过程当中。

怎么说呢，每个老师都有个性，很鲜明的。比如邬老师，我们可以用严谨一词，但这个词的潜台词就是刻板。他的板书一笔一画，这个跟他搞了几十年的信访工作有关系，很严谨。本来新闻采访课应该是比较活泼的，但他讲得相对比较古板。张大芝老师有较重的山东口音，我听起来比较吃力。吴工圣老师是教中国新闻史的，是我们的班主任。我们见到他很怕的，因为他年纪跟我们差很多，他是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1982年本科毕业，然后就分到这里来。他第一年带班，很认真，但就是不苟言笑。我们跟班主任距离比较遥远。俞月亭老师倒是蛮有亲和力的，对我们很照顾，非常为学生着想。他曾经在《青海日报》、《福建日报》工作多年，实践经验相当丰富。当时，他跟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些老记者、领导也比较熟，我们班上有六七个同学是通过俞老师的介绍，去了新华社实习。或者说，老师们也有分工的，要去新华社实习的同学，包括朱国贤、胡宏伟，还有钱渭南、王营、林荫夏等等，由俞老师负责联系。他们这一批人，后来就和俞月亭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俞老师从福州来杭州的时候，会给《钱江晚报》的钱渭南同学打电话，然后，由钱渭南召集我们一起吃个饭。

实习中的同学

我印象中，《杭州日报》是由邬老师负责联系的，所以我的毕业实习，就去了邬老师的大学同学那里。当时，杭报有一位科教新闻部主任叫范育华，她跟邬老师是同学。她表面对我要求很严，实际上内心对我是很好的。我们读书的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对新闻单位的清晰认知，也没有老师更多的指点，就是完全凭自己的感觉。我就觉得《杭州日报》还挺好的，没想到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那个时候，我如果选择去通讯社实习的话，估计也有可能留下来就业。

至于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可以说说。那时候，老师少，五六个老师，代沟也很明显的。老师下我们寝室的情况是比较少，同时，老师来了以后，我们见了也很拘谨。自从我自己做老师以后，这个风气开始变了。因为我们跟学生的年纪差距不大，可以与他们打成一片，包括在课堂上的亲和力之类，学生就比较认同我了，很欢迎我去他们那里，跟我聊天、交流之类的就很多。再后来，我与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也慢慢地拉大了，与学生课下的交流也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学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言传身教、潜移默化是很重要的。

那个时候，老师和学生很亲近。而现在，学生似乎成了生产线上的一个产品。我们虽然年纪慢慢大了，可也有年轻教师不断补充进来的。但遗憾的是，年轻教师和学生之间有些疏远，老师讲完课就走人。师生之间，教书育人，教书可以是在课堂上教的，育人绝对不会是这样育的。哪里是几堂课讲完以后就可以育人的？与学生打成一片的优良传统，就这么丢失了，比较遗憾。

人文精神，总体来说就是比较有人情味。杭州大学是文科为主的学校，会关注个体的发展和成长。我们现在见个校长，多不容易，那个时候，路上见到校长，叫他一声以后，校长还能认出我，说你好像是新闻系的那个沈爱国吧。我说，是啊是啊。他还能知道我的名字，党委书记也是一样的。校长和书记在校内碰到以后，我们那么小的一个普通老师跟他们打个招呼，他们会知道你是谁。现在是衙门，门难进，人难看，话难说。这个绝对是一种异化。高校里本来就应该是社会上最具有人文气息和情怀的地方，就是象牙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比较单纯。你现在要让年轻的教师，对学生全心全意地去付出，要求是高了一点，他们也做不到。我们那个时候与学生是打成一片的，每个学生的名字都叫得出来。

问：你们当时的学霸是怎么努力学习的？你是不是学霸？

我大学4年下来，平均成绩第一名，是班里的学霸。然后，第二个就是胡宏伟。我们当时就是在课堂抢位置，抢第一排，为什么呢？就是坐后面的话，听起来效果很差。我们有的时候还让同学用书包去占位置。我们听课很认真，做笔记，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考试主要是考课堂笔记的，那个时候教材也不健全。另外，那个时候，晚上夜自习的时间还是蛮多的，不会每天都去，但一个星期至少一半以上的时间会去。本来那个时候流行“60分万岁”，考合格就够了，60分和100分是一样的。那时，我们也没有多少的业余生活，就是图书馆去借书看了。学习就是这么学出来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就是花时间多。

问：你们同学之间竞争大不大？

那个时候成绩高低是无所谓的，不像现在这样有保研的，那时候没有保研的，都要考的，也不要出国。那时候就是“60分万岁”，只要你考到及格就够了。所以没有那种为了成绩互相之间激烈竞争的风气，对成绩看得很淡的。我成绩好，是我自我要求高，有好胜心。我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基本素质都是不错的，各种表现都是因为当时受一时一地的教育环境的影响。我这里有一个故事。

小学阶段，我是在农村的村小读书的。一个村小管周边几个村子，大家从一年级读到五年级。刚刚进去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张白纸，任你描画。5年下来，我的成绩是第一名。那个时候也是要象征性地考一下，考到了中心中学。中心中学，是很多大队加起来组成的学校，大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的概念，不是自然村。中心中学是几个大队加起来的，每一个年级有4个班，人多了很多。上初一的时候，比较一下，我记得我的成绩是中等偏下。主要是村小的师资问题。初中3年中，老师是一模一样的，我就开始追，第一个学期考下来以后，就基本上奠定了年级第一的位置，一直保持到初三。老师也知道，我在中心学校再提高成绩，也不太可能了。

后来考高中了，考到了德清县第三中学。这个中学把德清东部五六个乡镇的人集中起来，每个年级又有4个班。高一进来一评估，我的分数又是中等偏下。高一不管它，后来文理分科，仍是同样老师教的，最后，在高中毕业考大学的时候，我又成为文科第一名了，考上了杭大。杭大是全省来的同学，睡我上铺的同学是东阳来的。东阳的教育多好啊。我印象中，1982年高考分数线是412分，我只有427分，东阳那个同学是439，比我高出了12分。当时评估的时候，我在班里面最多也就是中等水平。好，一般第一个学期打翻身仗。第一个学期上完以后，老师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我自己要求上进的。啪，一弄以后，我成了班里第一，4年大学一直在班里稳居第一。所以你看，每到一个新环境中，你在某个程度上之所以到达这个高值，是因为当时你所获得的最好教育资源就这些了。所以，我当时就说，如果我分数能够再高一点，考到复旦去，可能我现在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了。那个时候，大家的平台和起点是一样的。

问：你们班里有没有这样的人，考试及格就好了？

有的，好多，大部分同学都是这样的，无所谓，只要考得及格就行了，而且公开说，一整天这么学习、这么用功干什么？其实，我说，我也没想到我会这样。我后来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我知道成绩好要留校的话，我还不如不好好学。有很多同学都认为及格就行了，不用补考就可以了。一点不会因为成绩低、成绩差就难为情的。

我们那时候学习，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机会没有这么多，诱惑也没有这么多。三点一线，教室，宿舍，食堂。早上起来去食堂，然后去教室上完课。那个时候环境总体比较宽松。那种竞争的压力和压迫感没现在这么强。也没有明确告知说分配的时候是和成绩挂钩的，虽然后面看到是和成绩排名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大家好像都不在意。没有说非要留在大城市不可，回去就回去了。我们有很多成绩不错的同学，最后回家乡去了。但现在看来，去的城市不一样，个人发展还是有很大差距的。经过30年的发展以后，在一个小地方发展，和在杭州市发展，最后获得的回报，占有的社会资源，个人的眼界，包括对整个家庭的影响，对下一代的影响，还是有较大差异的。

问：你刚才讲过你是在杭报实习，实习对你帮助大不大？

那当然，非常大。

问：实习对你的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

给我完全打开一扇全新的窗户。学校里面除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往还是比较单纯的。到了媒体实习以后，你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一开始去提问的时候，都是属于心惊胆战的，但慢慢地习惯了。我实习了8个月，第一年的下半年6个月，第二年的1月、2月，中间过了一个寒假，过了个年，又回去实习了一下，3月初学校开学了，才回来上课的。近8个月的实习收获大，是因为把学校里面停留在课本上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了，最后在采访写作当中体现出来了。我写的稿子，指导老师的评价比较高，她觉得我悟性比较好，我三下五除二就可以知道她希望让我写成什么样的稿子，我做出来了。我们在杭报实习，有六七个同学。我不敢说我的作品质量怎么样，但是发稿量是第一的。我的稿子经常在评报栏中间贴出来。有人评报，说这个稿子写得不错，细节很丰富，采访很扎实。我作为实习生，受到的鼓舞是很大的。

实习中，范老师带了我两三次外出采访，但这两三次采访，仍让我感受到她的严谨。我实习的时候，每一篇稿子，无论是表扬稿还是批评稿，无论是大稿子还是小稿子，都是必须经过采访对象的单位签字，或者盖章才能发稿。久而久之，就养成了一个严谨的习惯。有一次审稿，一篇稿子“豆腐干”大小，就两三百字，采访的时候指导老师陪我一起去的，写完了以后，她说审稿不会是人家上门来给你审的，而应该是你骑个自行车上门去让人审的。我在内心是有抵触的，两三百个字，何必呢？我事情很多，又没有造假。我就在电话里读了一遍给对方听，问对方有没有问题，对方说没问题。我说那我帮你签上字了？他说好的，我得到了授权。但是范老师一看，发现这个字不是对方的字，是我的字，说我做假。我都要哭了，做假是一个多大的罪名啊。马上跟对方联系，对方帮我说话，他说我是打过电话的，也念给他听过。但是，这个是不符合规则的，必须重新补。这件事记忆深刻。

问：那么你们毕业的时候还是计划经济，你是怎么会留校的？

对的，分配的。我留校就是因为成绩太好。而且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个人原因，一心想要留在杭州。中文系的领导，包括专业的领导找我谈话了。我当时也问过的，如果我不愿意留校，会怎么样？领导给我的答复是这样的：你不留校就回湖州。我们班湖州来了4个同学，我，胡宏伟，朱乐云，现在是湖州在线的总编辑，郑祖兴，现在是《温州日报》专刊中心主任。胡宏伟已经被新华社浙江分社点名要去了，郑祖兴愿意去温州。那时候，温州还属于边远地区，不像现在那样经济发达。郑祖兴不愿意回湖州，要去温州，国家政策是鼓励的。湖州一定要有两个人回去的。但是如果我留校的话，那我就不用回去了，学校会安排其他同学去的，就是跨地区分配了。但如果我不留校，就必须回湖州。我吓了一跳（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拒绝留校，我可能就去杭报了，因为杭报私下里已经3次上门来系里要我了。可惜我不知道这件事，否则腰板就会硬起来）。这是我留校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领导告诉我，说我一旦留校，就去考试一下，9月份就可以到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去读书了。这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研究生课程班。这是一个好机会，对我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的。所以，大四最后一个学期，过完年开学初的时候，领导找我谈话后，我的去向就定下来了，早早地悠哉游哉了。那时，其他同学都说去哪里都不知道。那么，最后湖州的这个名额怎么办呢？我们班里有一位东阳籍的男同学，因为金华地区毕业生比较多，名额有富余，学校就把他分配去了湖州电台。

对了，补充一个小故事。大约是1987年的夏天，我从中国社科院进修回来，系里安排我去武汉大学出差。因为系里打算把桑义燐老师调来任教，让我把商调函送到武汉大学新闻系去。本来，这件事只要寄一封挂号信就可以完成，估计是为了锻炼年轻教师吧，才特地让我出了这一趟差。具体是邬老师向我交代了此事。我印象中好像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桑老师亲自来火车站接我，又把我带到了武大，把相关文件作了移交。我第一次去武汉，武大校园面积之大，以及东湖、黄鹤楼、珞珈山、武汉长江大桥……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www.daowen.com)

问：毕业以后，你们变动是比较大的，那么你能不能简单而又形象地谈谈你们现在工作的情况？

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外面那些从系里毕业的校友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1986年留校，到今年30年了，同时也是30年的教龄了，一直都是在课堂教学第一线。教的课也没改变，就教采访、写作、专业报道采访3门课。中间经历了从杭州大学到浙江大学，从人文学院到传媒学院，一直都在新闻这个学科。没什么变化，30年一贯以来就是这样。

我这里再讲个心路历程的转变。刚刚大学留下来的前8年，从1986年到1994年，我可以这样来说，是8年抗战。那个时候，学校一个普通年轻教师的生活是非常贫困的，工资这么低，没有任何外快，而且我们的资历决定了我们还没有资格到社会上去获得资源。但是，那个时候，我的大学同班同学，要么分到了中央媒体，要么分到省级媒体，哪怕是专业媒体、专业类报纸，日子都过得比我好百倍。

比如说，我的一个也是相当要好的同学莫士安，现在是《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的党组成员、编委，进领导班子了。他当时毕业分配去的是《供销合作报》，浙江省供销社办的一张报纸。没想到这么一张报纸，社会上影响不大，系统里影响却很大。他们的福利好到什么程度？工作没几年，就给他单独分了一套房子，在文二路石灰新村，两室一厅，使用煤气灶。我们学校里是3个人住一间集体宿舍，要啥没啥，连个煤饼炉都没有，只有使用煤油炉，臭气熏天的。所以，一到休息天，我就去他那里蹭饭。他们收入高，主要是物质保障多，都是公家给的。那个时候，我很是郁闷：我如果不留校，跟他们一样在媒体干，凭我的学习成绩和能力，总不会比他们差的吧，那凭什么现在出现这么一个落差？这8年是我人生最苦闷的时期。

1994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同宿舍的人陆续结婚，搬出去了，给我留下来一个相对比较独立的、安静的个人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住在一起的时候，那种痛苦啊，互相之间彼此干扰。第二个变化，是我去义乌《小商品世界报》挂职任副总编，拿两份工资了。学校里这份工资当然很辛苦，两个星期回来上一次课，一上就是一天：星期五晚上回来，星期六上一天的课，星期天下午回义乌。义乌那边给一份额外的工资，这份工资至少是学校工资的三倍到四倍，比如说当时学校的工资可能是只有700块到800块，义乌那边可能给你2900块，因为它是一个市场化的公司，小商品基地。所以，从那年开始，我就感觉到我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我原来靠学校的这份工资也要过日子的。现在突然增加了3倍的工资以后，我这钱是不是用不掉了？而且那个时候，花费也少，来回车票都可以报销，那里饭局也很多，每天有人请我吃饭。我在那边待了一年，回来以后，发现口袋里怎么多了一笔钱。第三个变化，是随着资历的提高，外单位要请我讲课了。实践过以后，讲课讲得更好听了，有讲课就有讲课费。1997年，已经工作11年了，我已经成家一年多了。当时，《浙江青年报》又要跟我们合作，杭州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李寿福老师又把我拉出去了，说我在义乌的第一任副总编干得很出色，他们评价很高，对他们整个业务建设很有帮助。现在，《浙江青年报》要跟我们合作的时候，叫我继续去。所以，我与何春晖、钱永红、潘向光一起去了《浙江青年报》挂职。何春晖和潘向光干了半年就回来了，我和钱永红干了3整年。我又有一份额外的工资，这份工资更高，每个月有4000多元了。当然那个时候，大家的工资都高起来了。学校里的工资好像也有一两千，具体多少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我在经济上是很宽裕了。

在《浙江青年报》共3年，一个是经济宽裕了，一个是享受副总编辑的待遇了，人家见了我，都是喊我“沈总”，叫我老总了。我1998年1月的副教授，出去面子也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种资源开始汇集，讲课机会更多了。

2000年3月，从报社挂职结束后，返回学校，我感觉到了大学老师的好处——自由。这个自由，第一个是时间自由，如果早上没有课，我可以睡懒觉。如果在外面报社里上班就不行，当了领导以后更不行。第二个是心灵自由，我一般不需要仰人鼻息，看人家脸色干事。第三个是言论自由，我能跟大家作学术交流沟通，有时候在教室说什么的时候，以教室为界，不对外扩散。同样我说的话，如果放在机关单位说，就很可能有人会去告状。所以说三大自由。可惜第四个自由，即经济自由，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达到。

我们还会发现，每一届都是跟年轻的小鲜肉们交往，一届一届学生来了以后，我们的整个心态就会比较年轻，新生事物也接受得多。所以，到了这个年龄段，我们很多同学要转型，已经转不过来了。一是学历不够，要转到大学里当老师不可能了，尽管不少人被聘为客座教授，但毕竟是客座的，不是专职的。他们羡慕我，要跟我换。我离退休年龄还有10年，5年前就有人说了，说大学老师最舒服了，有这么长的假期，暑假寒假都是自由支配。其实，不要说暑假寒假，平时只要把课上完以后，也是很自由的。时间是千金难买的，所以他们就想跟我换，我说那怎么换得过来呢？从当年我羡慕他们，到现在他们反过来羡慕我这个工作岗位。所以，这就是我这个心路历程：从刚刚留校的抵触，到现在乐在其中。

问：你的同学资源是很多、很广泛的。那你是如何利用这些同学资源来为我们新闻系教学服务的？

那就多了。首先，新闻学教学中间，要不断引进一些新鲜血液。我现在不仅仅是利用我的同学资源，还利用我的学生资源。随时随地只要有需要，我就能搞出一系列讲座，排个10次、20次不成问题。前几年，我们没有部校共建之前，是没有经费的，系里也不可能给你开这个经费，他们来讲课就是凭面子的。他们都知道，进了沈老师课堂讲课，是没有一分钱报酬的。他们说，只要我把这样的机会给他们，他们一定好好准备，一讲两个小时。这是我把我的同学加学生资源，免费引进到课堂，给我们学生带来了他们每个人最精华的部分。像这个学期，我已经搞了6次讲座，比如，在全球采访中，跑到世界上去采访，如何来进行突破。比如说，到南非去采访世界杯，哪有这么简单？人家脑袋上都曾被顶着枪的。《钱江晚报》的一个资深体育记者聂磊旻，是浙大城市学院新闻系毕业的，我给他讲过两门完整的新闻业务课。我请他来给我们新闻系大三学生介绍当年如何在国外采访各大赛事。再比如，怎么样做一个有情怀的文艺记者，我请《青年时报》文艺部主任张玫来讲，她也是我早年的学生。还有一个题目是讲记者的人脉资源积累，钱江晚报知名文娱记者庄小蕾主讲。她一开始给我的讲座题目是《怎样加入胡歌、靳东的朋友圈》（这两个明星是演过《琅琊榜》、《伪装者》等电视剧的主角，2015年红得发紫）。我在新闻班微信群里预告这一次讲座，整个群里都沸腾了。这样的业界资源，我几乎唾手可得。

第二，为我们学生的实习创造条件。现在实习都要看人面子的，因为办新闻专业的学校，实在太多了。每个学校办个新闻专业以后，产出的学生都需要拉出去练一练。浙江大学在浙江省内毫无疑问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的毕业班学生，和那些三流、四流学校中纯粹是来打酱油的大一、大二学生，都放在同一个平台上实习，导致各家媒体办公室人满为患。烦啊，把整个办公室的资源都占领了，一台电脑前要蹲三四个学生，排着队写稿子的。最后，有些媒体就定了一个规则：大三、大四的要，大一、大二的不要；如果来了以后，3个月以下的不要，一定要3个月以上才要；来实习需要交钱，比如到《杭州日报》实习，每个人每个月交800块钱管理费给报社。所以我们的同学，开始去的时候不知道情况，要交钱的时候犹豫了，给我打电话。我说，这样吧，你暂时先别交，我跟他们有关领导沟通一下。报社有关领导了解情况后回复说，这是报社管理部门搞的一个规定，目的不是说为了赚你学生的钱，而是抬高门槛，把那些来打酱油的人踢掉，因为有些人本来是来玩玩的，如果两个月要交1600元钱，那就不来了。我说我理解你们的出发点，但是，我们浙大的学生，我用信誉跟你做担保，不是来打酱油的，大四是为了毕业实习，会好好干的。在我的努力争取之下，杭州日报对浙大新闻系同学的毕业实习，开了绿灯。

第三，为我们的学生介绍就业。在我手上，每年都要介绍不少同学去就业。《东方早报》副社长胡宏伟给我打电话：介绍一个学生来。我推荐我们的硕士研究生姚似璐去接受考察，两个月后就签约了。今年，浙报集团《共产党员》杂志社招聘的信息，第一时间发到我这里来，我推荐硕士研究生张路去应聘，已经被顺利录取。

第四，为我们的学生从媒体单位争取一些奖学金。目前新闻系有《杭州日报》、《温州都市报》两个奖学金，其中都是有个人的人脉关系起着作用的。比如《温州都市报》奖学金，如果没有96级新闻专业的汤琰琰同学积极牵线，没有新闻系上一届系主任李岩老师和我与该报领导层的积极沟通，没有与报社总编、副总编的日常联络，可能就不会那么顺利。

这就是在浙大当老师的好处，我仅仅举了几个眼前的例子。我们有很多同学，或者学生的资源，许多人在媒体的重要领导岗位，一把手、二把手的有一大堆。那么在同等条件下，对我们的学生优先考虑，这是很正常的。这个中间就不需要任何回报，我个人不需要任何回报，只要我们的学生安排得好，发展得好，那就是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成就。

问：正因为你当时是学霸，才导致了我们新闻系今天有了你，为我们系里争了不少光。

提供了不少机会吧。目前，我们学科和业界发生紧密联系的纽带，虽然不敢说我是仅有，但是是比较少的几个之一。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角色在这里，以后我们这里的学科和本地媒体界的关系，肯定还会更疏远。

问：你现在上课名声在外了，你至今获过哪些比较大的教学奖项？

名声在外？这个很难说了。教学这个嘛，就是学校里面，一本书获得了浙江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最高荣誉就是“教书育人标兵”，这是个综合奖。教书是老师的天职，它不属于学术类的，它属于综合评估。我既教书又育人。我是浙江大学的教书育人标兵，同时也是浙江省的教书育人标兵，所以证书是浙江省教育工会发的，这是2014年的事。这应该是对我从教近30年的一个肯定，其实就是为学生付出的一个肯定。这个奖，省里奖励一千，学校奖励一千，总共就两千块钱奖金。跟那种一奖就几万，甚至几十上百万的不一样。但它是个极大的荣誉，没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问：那么，你现在教学上取得的成果，跟你大学4年的生活有没有关系？

我如不学新闻，也成不了新闻系的老师。不能成为新闻系的老师，自然也就没有办法取得跟新闻教育有关的东西。这个关系是肯定有的。

问：你现在的教书水平，跟你读书时在各方面的锻炼有什么关系？

大学阶段的4年里面，我对新闻实践有了相当的熟悉和了解。4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有些同学就会死读书。我大概是从大二开始，就参与了校内很多媒体的工作，比如说，当时学校团委有一个叫刊物叫《杭大团讯》，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求是青年”之类的刊物，每月发行一期，我做副主编，管具体的编辑业务。在大二，我还做《杭州大学报》的通讯员。这里又有故事了。校报里面，发的稿子，无论写多少字，总会有些稿费的，1元2元5元的，长的文章有15元。在大三的时候，校报上有我一个专栏，专门去采访一些杰出的年轻教师。这些年轻教师中间，数学系有一个叫王兴华的教授，搞计算数学的，下面再介绍。这些年轻教师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相当于年轻的杰出英才。校报上的这个专栏，是每期都要有一两篇文章，基本上就是半个版面，有时候一个整版。刚才说了，这个专版上的长一点文章有15元稿费，如果有两篇的话，我就可以拿30块了。我一个月零花钱只有5元钱，而且是爷爷省下来寄给我的，一直到毕业。这5元钱，加上助学金里面弄出2元钱，每个月只有7元钱。那个时候，父母亲从来没有钱的，很穷。由于经常从校报上拿稿费，到了大三的时候，我简直成“富翁”了。大三的那年冬天，我用稿费中的35元（好像是），买了一双猪皮的翻毛高帮皮鞋，里面有毛，当时对我来说是一双很贵的皮鞋了。这是我靠稿费买的人生中第一双皮鞋。在此之前，我穿的全部是布鞋。现在说起来，布鞋是妈妈一针一线缝起来的，这叫情怀。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土气不用说，而且有一个问题是不防水。我们住集体宿舍，用的是集体的盥洗间、卫生间，地上一般是湿漉漉的，穿布鞋走上面，布鞋很快就会湿透了。所以我的脚经常整天都是潮滋滋的。当时就希望有一双塑料底的鞋子，可以不用怕被水沾湿。但是没有钱。现在的人返璞归真穿布鞋，那个时候，我穿着布鞋那个恨啊，每天鞋子都是湿嗒嗒的。冬天穿布鞋，问题更多，一有机会就要去晒。我时常在想，人生如果能有一双皮鞋，可以让我不怕水，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家里没法帮助我，那就只好靠自己。写稿赚了一点钱以后，就买了这双猪皮的皮鞋，牛皮的买不起，更贵了。但是，自己感觉已经够好了。我把买皮鞋的事，写信告诉了父母，爸爸回信说，他们也很高兴，因为我靠自己的劳动攒了钱，很光荣。而班里同学们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我的鞋子，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一双猪皮皮鞋，实在算不了什么，他们早就有了牛皮皮鞋，而且不止一双。所以，从大二开始一直到毕业，我就这么努力、刻苦。说得好听，是为了提高业务。说得不好听，就是为了稿费去的。这够朴素、够实在了吧？就是因为写得越多，稿费拿得越多，所以积极性很高。这些东西就为我未来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笔者注：在进行口述的时候，笔者曾查阅了1985—1986年的《杭州大学报》，发现了不少沈爱国老师当时所撰写的通讯，比如《勇于开辟科学研究蹊径的人——记计算机科学系张森副教授》、《社会的需要是事业的最大动力——记我校物理系陈哲艮副教授》（1985年4月18日）、《坚定的信念，事业的支柱——记我国德国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历史系丁建弘副教授》（1985年5月20日）、《我国计算数学界的后起之秀——记我校数学系王兴华教授》（1985年6月3日）、《勤奋换得硕果累——记我校数学系林正炎副教授》（1985年6月20日）、《夜海觅珠人——记我校夜大学的同学们》（1986年4月14日）等。）

我虽然没有完整地从事过新闻实践，但是除了在《杭州日报》实习过8个月，我还在新华社浙江分社帮忙过8个月。那是留校当老师后跟着同学去跑稿子，空下来就去跑稿子。另外，我在《钱江晚报》做过10个月，《小商品世界报》一整年，《青年时报》先后一共干了7年。这中间还有一个阶段，见缝插针，是重叠在一起的，就是1991年到1994年，在去义乌之前，我在《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兼职。《中华工商时报》是北京的，给我一张特约记者证，每个月给他们写3篇稿子。事实上，我的新闻实践一直没有中断过，我之所以最后能够在课堂上把课讲得比较接地气，跟我此前新闻实践的积累和一直关注业界是分不开的。

关注业界，不是说我在这里遥遥地关注，我是直接介入进去。我没办法参与他们的办报，我就跟他们一起吃饭，朋友多，饭局多。饭局是一个很好的社交平台，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我就像海绵那样地吸收，比如头一天晚上我刚跟报社的总编、副总编吃一顿饭，他们讲着讲着就会讲到前两天一个什么报道，怎么策划的，最后社会效益怎么样，领导有什么批示。这实际上就是新闻的内幕。我就竖了耳朵听，听进去了。第二天，正好轮到我讲采访课了，我就把它信手拈来，很鲜活。相关的新闻，同学们早上刚在报纸上看到，因为前一天晚上他们在策划，今天报道出来了。我在讲课的时候给大家讲整个内幕，讲他们整个思路是怎么运作的。这课肯定好听啊。

我们有那么多学生在媒体成为出色的记者、编辑，我们有那么多的同学走上了媒体的领导岗位，我对他们一直敞开心扉，与他们进行大量的互动、交流。所以，有人要在新闻界找人的时候，就会给我打电话，我都知道某人在哪里。我不是死记硬背记下来的，背了要忘记掉的。是因为和他们不断地交流着。现在有了微信以后，就更加方便了。我现在快有4000个实名制的好友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一届一届学生加我的时候，我全部备注了。所以，我就知道他们最近的动态，有时候还会和他们互动。比如，今天2011级硕士严沁发了一篇稿子，栏目叫“严语”，还有一个栏目叫“晓说”，就是郭晓伟，我带的学生，87级的，现在在《浙江日报》要闻编辑部。现在他们开了一个专栏，叫时政观察。郭晓伟写文章的时候，标注为“时政观察·晓说”，严沁写的文章标注为“时政观察·严语”。我就问他们为什么取这些名字，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两个人是交换着用的，是轮流值班。这个就是第一线的资讯。严沁是我带的研究生，工作才3年，就当编辑了，直接代表《浙江日报》写评论了，成长起来了。我很自豪。

问：你在杭州大学学习时，参加了很多实践，校内校外的都有。你觉得在学校里报道新闻和在社会上报道新闻，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比如对新闻的真实性，对采访的细致，要多问细节，写文章的时候要有故事化，要有很多生动的描述，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们受众对象不一样。在校园里面，新闻报道主要是写给校内的人，比如老师和学生看的，它的传播面比较小。它们有的时候没有做到像社会媒体那么通俗，比如有时候，写一些生物专业的，或者是数学专业的东西。我当时就有感觉，就是有很多概念我自己都没有搞清楚，那就堆砌在文章里面，但是大家也都能够理解。但是同样的稿子如果拿到《钱江晚报》去发，那肯定发不出来，编辑肯定要帮你改掉，因为不够通俗。而且，这个新闻价值的判断也不一样。这样一个东西，在学校的校报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在《钱江晚报》上是没有价值的，这里面有一个社会性价值在起作用。比如，写计算数学的王兴华老师，他的一篇论文在国际上获奖了，在校报上可以写一篇很长的通讯，但到《钱江晚报》上最多就一个豆腐干，甚至根本不会刊登出来。这是因为价值判断标准不一样。在学校里面，我们更多的是着眼于老师个人的刻苦、成就之类的；在社会上，社会性会偏多一点，我们甚至更多地着眼于生活了。除非一个教师在Science、Nature之类的期刊上发表论文了，才会在晚报上有这么一点小消息，否则，一般都不登的。价值判断的标准是有区别的。当时感觉不到，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这样的。在校内锻炼的时候，就要把基本功打扎实了，包括采访能力，和人打交道的能力。

我和人打交道的能力很强。举个例子，我去采访数学系的王兴华，印象太深刻了。我跟他约好在办公室见面。我数学本来就很差的，他是数学方面的专家，跟我讲的术语，我听不懂的。每句话都要打断他：“不好意思，这两个字怎么写。”一开始的时候，他很耐心，后来就不耐烦了，他说这样子没法接受我的采访，我什么东西都不懂。那怎么办？他说：“这本书，你拿去翻一翻，里面有些基本概念，你先把名词搞搞清楚。”他和我约定第二天在他家里再谈。第二天，我硬着头皮去了。我脑子本来有一个数学系教授的家应该会是什么样的预先设想。进他家以后，一看他的客厅和书房，比一个中文系的教授更加有文化，挂满了字画，有几幅字画还是他自己落款。“哟，王老师，你的书法这么好啊！”王老师叫我到书房里坐一下。书房里，一面墙全是鲁迅全集、二十四史。我说：“中文系老师家我去过好几家，人家鲁迅全集都没有买全。”那时，鲁迅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人们崇拜得很，鲁迅全集不易买全。他说：“哎呀，我学数学是阴差阳错。”我没有诱导他，他自己就开始讲故事了。他说他对文科可喜欢了，对文学特别热爱。他说当年要不是他爸爸一再坚持，他就去学文科了，说不定现在是中文系的老师了，也就是我的老师了。然后，他就开始讲他是怎么样走上数学道路的。他文理都很好，但是他爸爸就说，学好数理化，一技傍身，走遍天下都不怕。文科那个时候还跟意识形态挂钩，搞文科很容易犯政治错误，他爸爸就逼着他学数学。他数学还真搞出成绩来了。但是他的内心一直有中文系教授的情怀，他很喜欢买文科的书，从字画到二十四史、鲁迅全集等等。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采访场地的变换，导致了谈话的顺利。我前面在他办公室里面，他只能跟我谈数学，到他家里以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谈话的道具，这里说说，那里说说，谈话很愉快。最后，我写出来的王老师就不是单一的、扁扁的一张纸，而是一个完整和丰满的人。这就是学校里面的一些采访经历，最后到社会上去，有的时候，看看话题不行，赶紧要求改时间，改地点。要转换场地，要主动调整。然后，我把这样的经验传授给我的学生，他们一学就学会了。采访的时候，有几个要素，人要找对，时间要恰当，地点更要恰当。我都有切身感受的。

问：你们之前的同学，现在有联系吗？

我们同学之间一直保持热切的联系。我是班级微信群的群主，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出来的时候，我第一个建了一个群，在群里面经常与大家互动，先后把失联了20多年的同学找到了。团支部书记林荫夏，虽然出国了，但是她倒是跟其他同学联系很多，马上就进群了。我们的郭萍同学比较热情，有一天她问我还有谁没有找到。她说，目前除了去世的那个同学，其他人都要把他们拉到群里来。我说，能找到而没有加入的，是戎同学。戎同学是《杭州日报》的评论员，他是不太用手机的，因为他的眼睛高度近视，现在已经提前退休了。还有一位女同学没有找到，就是陶红，我们一直以为她在美国，其实她10年前就回到上海了，但是一直没跟同学联系。郭萍说陶红由她负责找，然后我们两人商量怎么找。我们找到中文系80级的一个师兄王家庆，嘉善人，问他有陶红家里的电话吗？没想到，这小子身上还真的有！他有陶红妈妈的手机号码。然后，郭萍打电话打到她妈妈那里去，说：“阿姨好，我是陶红的同学。”她妈妈说：“陶红的同学？怎么啦？”“我们想联系一下陶红，要搞同学会，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妈妈说她在上海，然后把号码给了我们，我们马上就联系上了，当天就把她拉进了群里面。然后就跟她开玩笑，说她失联整整20年了。所以，我们同学联系非常密切，每个同学都知道他或她的去处。不管他（她）在美国的，在日本的，不管他（她）结婚了、离婚了，再结婚、再离婚，我们全知道。

问：如果再有一个机会让你回到学生时代，那你想和你的同学怎样度过大学的4年？

如果让我回到大学时代，我可能不会像当年那样拼命读书。我可能会用更多的时间，来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包括听讲座，把知识面打得更开一点。像我们那个时候，大学只读一个专业，很窄很窄的，就没有想到经济、法律、教育等学科去有所涉猎。现在我们学生的机会不一样，他们要么辅修第二个专业，要么在学校里面选更多的课来学习。我们那个时候没有的，很死板的，就一个专业走到底的。所以，我可能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

问：那么你在新闻专业教书刚好30年，现在你回过头来看，对这个新闻专业，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说你的同学们是怎么看的？

我自始至终都在学校，没离开这个新闻专业。我的同学们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新闻学科太封闭了。除了像我这样的人，极少数教师会与他们聊一聊。其他老师，他们认都不认识，交流太少了，各管各的。我们当年的老师，有些是在媒体干过的，比如像王欣荣、俞月亭等，都有从业经验的。虽然他们当老师的时候，年纪都比较大了，但是他们好歹还是和《解放日报》、新华社保持着联系，我们现在的年轻老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要么拿了洋博士回来，不接地气，与外界的媒体几乎是隔绝的。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与媒体紧密交流的，但是后来出去了，敞开心扉跟媒体人进行交流。现在我们的教师互相封闭，对媒体有不敢去的，也有不屑去的。有些教师是想与媒体交往但不敢，怕被冷落——被冷落就要脸皮厚；有些是不屑去的：你们这个算什么，我是高大上的留洋博士，我看不起你们。这样，我们与媒体背道而驰，越走越远，你讲你的一套，他们做他们的一套。这对我们学生肯定是不利的，我们是一个实践性这么强的学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大问题。

问：上世纪80年代，我们国家的政治刚刚开放起来，经济也越来越好。你或者你们同学有没有切身感受？

我是有切身感受的。1982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我们家的农村里来讲，还是属于集体经济，凭父母亲挣的工分到年底来分红，所以日子过得非常贫穷。我的印象中，高中最后一年，新的学期开始了，要交学杂费，大概要交17块钱的学杂费。那个时候，我还很小，因为我上大学时是17虚岁，所以那个时候应该16岁，也不懂事。学校的通知拿来以后，妈妈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就哭了。别说17块钱，连1分钱都没有。因为父母亲身体不太好，干不了重活，工分拿得很少的。人家干一天拿14分，我们可能只有拿8分、9分。两个儿子，我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我们饭都吃不饱的，要靠亲戚朋友来支援的。粮食不够吃，连柴火都不够，连烧稻草柴都没有的，捡都没地方捡，都是靠亲戚支援的。所以当时一听说一个学年的学杂费17块钱的时候，我妈妈就哭了，一分钱都没有。怎么办？然后就是把鸡蛋攒起来，换了5块钱。还剩下12块钱，向隔壁邻居去借。你这里借一块，他那里借两块，借了5户人家，凑了12块钱，写下借条。靠什么还呢？没有现金还他们，靠的是未来我们母鸡生了蛋以后再还给他们。所以，我妈妈就说，这17块钱是我们家倾其所有。那么，我在学校又是怎么来过日子的呢？人家是一毛钱的青菜，两毛钱一块肉可以买的。我是没有的，我就吃茶缸里的咸菜，咸菜不会坏。因为家里的菜油是用菜籽自己榨出来的，不用花钱买的。咸菜用菜油炒了以后，带到学校里面，一吃一个星期。饭怎么办呢？米是有的，就挑了一担米，去学校食堂那里换饭票。所以，一个星期就靠一缸咸菜，每天一日3餐都是这样。那时应该是营养严重不足的。

到了1984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了，就是分产到户了。地自己种了，也不用参加集体分配了，开始有点儿小钱。但是我们家还是很穷，看隔壁村子有了自行车。从我们家到镇上，要走7里路。空手走走也不太累，但挑着担子要走一个小时。大一大二，每次到杭州来，在镇上坐船。因为要挑铺盖，一走一个多小时。1984年以后，大三了，突然村子里面多了很多自行车。有些人家，比如说几个儿子全部是在农村干活的，收入大大超过了我家，开始买自行车什么的了。我就跟他们商量一下，让他们用自行车帮我带到镇上。这样我很轻松了，原来要走一个多小时，现在20多分钟，最多半个小时就到了。这就是我明显感觉到的社会的进步，农村开始改革开放了。慢慢地，我们家里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大四的时候，家里和亲戚一起凑钱，给我也买了一辆自行车。这就是4年的变化。毕业走上社会以后，熬过了8年的抗战，在90年代中期，经济上开始有所盈余，日子越来越好过了。改革开放后，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在我从青少年到成年这个过程中间，有着切身感受。

问：大学的时候，你有没有参加与改革开放有关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

那倒没有，可能我们有一些同学有，甚至会做一些小生意。我们班里有些同学会倒卖一些东西。我那时候没有，因为人的精力有限，而且那个时候受到教育也是如此，就是要靠读书来出人头地，如果在读书阶段，做一些生意的话，内心就有一种负罪感，感觉是不务正业，对不起家长的期待之类的。所以当时就一门心思地读书。不过，我们有一个萧山的同学，年纪也不小了，1963年的，比我大3岁，很能干的，倒卖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钥匙扣、明信片之类的都有，在学校里面赚钱的。他很早就抽烟了，抽的烟都是当时蛮好的烟。我没有参与任何这些活动。

问：当时学校里活动多不多？

没有像现在这么多，有是有的，就是讲座比较多。那个时候的讲座是纯艺术类、文学类的讲座。各种社团都160有，比如文学社、诗社。那个时候比较单纯，如有活动也就是请个作家。文学社写小说，一般诗社的人去爬宝石山的初阳台，回来以后每个人写首诗。都是这些东西。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舞会，连录像都没得看的。那个时候，教室的桌椅全部可以搬动的，不像现在这样固定的。舞会就在简陋的教室举行，把课桌椅往四周墙壁一靠以后，中间就空了，再用红色的绉纸在日光灯上面缠一缠，灯光就变红了。然后，录音机一放，跳交谊舞了。这种舞会很多很多，每到周六到处都是交谊舞。很单纯的。

问：你那时候读书，政治环境宽不宽松？

应该还可以的。因为当时正好在开放的过程中间。到了1986年，毕业的那一年，我在北京读书，资产阶级自由化来了，第一个学潮也来了。然后，1987年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没想到，到了1989年，来了第二次学潮。那个时候是比较自由的。

问：我刚才问了很多问题，那么你有没有我没有问到的、你觉得有必要讲讲的一些有趣的、有意义的、对我们新闻系的历史有用的东西？

要讲的话有很多东西。我们这个本科专业从1982年开始恢复招生，一个班40个学生，1983年是20个学生，1984年开始，每年30个学生，一直到1989年，因为学潮，减到了14个学生，到了1990年，又恢复到大概30个学生。当时我们新闻系只是面向整个浙江省的，省外没有的。省内的同学，这么一个规模，小班化教育，学生培养出来，现在来看，都是社会精英。1994年，突然扩招，一下子招了74个学生。到后面越招越多，最多的是2000级，3个专业，136个学生，分成了两个大班。作为老师，我就感觉到，1994年以前，人数少，每个班的同学都认识，交流很充分，也能够比较全面地关注他们的成长过程，包括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现在的就业情况。到后来学生一多，就记不住了，也没有办法像当年那样一对一地辅导。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感觉，课下的交流其实要比课上更重要。过去，我们还经常能下学生宿舍，男女宿舍都去。现在管理严格，女生宿舍，男老师进不去，当然如果登记什么的，也能进去，但是，人为地阻隔以后，老师怕麻烦了。这样，我和学生的交流就基本上停留在课堂，课堂以外就基本上没了。这个对学生的成长是不利的。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