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芝，1948年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来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教。1962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撤销后，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公共语文教研室任教。改革开放后，他受命与其他教师一起筹备恢复新闻系。1988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恢复后，他任系主任，一直工作至离休。

问：张老师，听说你是一个“红小鬼”，是不是？你小时候的经历很丰富，是吧？

红小鬼我算不上，因为红小鬼呢，讲的是红军年代的，一般跟随父母长辈参加部队。我当时参加部队已经是解放前夕了，是1948年秋天跟国民党打仗的时候。我13岁的时候是老家儿童团团长，又是区儿童团分团长，中心小学4个村庄的团长。我从来没说过是红小鬼，说不上是红小鬼，这是误会，我不敢当。

我父亲不是一个革命工作者，他是一个商人。他这一辈当过八路军，在八路军服务过一段时期，他不是经常的，也当过小学教师（党领导的学校）、供销社社主任。但干了一阵子，他又不干了，又到城市里去当他的职员或者私人资本家商店里的经理，断断续续的。解放以后，他彻底回到政府部门，当过供销社干部，领导过一个公司。因为家庭负担重，他不能长时间地当一个革命工作者。实际上我父亲是一个不坚定的革命者，原来是小商人出身，他参加革命已经是解放战争时期。

那时候我学习稍微好一些，全靠老师们扶持、帮助和张罗出主意，我作为小孩子干不了什么事情，我无非是到处喊喊口号的角色，没做什么要紧的事情。

我15岁参加工作，在烟台工商局工作。国民党军队进攻胶东地区，把烟台占领了，但是很快又被解放军赶出去了。烟台解放以后，我就和我的一个同学去工商局工作了，我们都有点文化，年纪也小，去考试看看能不能行。考试以后，我能行，我那个同学呢，稍微差一点，但是也录取了，到农场去了。那个农场是管理劳改犯的，他就去管他们了。我被分配到县里的一个公营大酒厂，生产并销售烧酒黄酒的，我在营运科里做练习生。

在酒厂干了不到一年，我办了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和我一起南下的厂长感觉我还有点本事。当时厂里要查一下资产，把烧酒和黄酒倒出来称一称。大仓库里，一缸酒可能就有几千斤，一桶一桶地倒出来，又倒回去，这是很费劲的，一天称不了一缸酒。所以我就想办法，我们用不着磅秤，也不用篓子，也不用倒出来倒进去，干脆用大柜子。它有体积，是可以把它的容量计算出来的，从外面判断一下（也不是很准确）。原来一缸酒要两三天来称，用这个方法几个小时就完成了，也不必倒出来倒进去。曹冲称象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整个酒厂的酒两三天就统计完上报了，领导就觉得我这个小孩了不起的。平常工作都是一般性很啰唆的，唯独在这件事情上，算是有功了。当然这也不算什么了不起，也是属于正常的工作。不到一年，我就调到烟台总酒厂去了。我本来在营运科，被调到营业科去了，就搞搞统计计算。在这里住了不到两个月，我马上就南下了。

问：南下后你干过哪些工作？

南下以后，我一开始在浙江台州的烟草管理处。1951年调到台州专署人民检查处当检察员。做了不到一年，我调到台州地委宣传部。宣传部有两个科，宣传科和教育科，我呢就在教育科。我在教育科初期干了几个月，我有一次可以到报社工作的机会。台州地委要建立台州地区的报纸《台州大众》（1953年元旦创刊），当时宣传部的两位部长准备要我去，至少给我做个副社长。但是我不大想去，文化水平我不够高的，中学还没有毕业完。我说让宣传科科长去，他比较老练，又是当地人，说话比较灵光，我是北方人，听不太懂当地的话。他对当地的生产，种水稻什么也比较了解，我对小麦、玉米有一点懂。结果他去当《台州大众》的社长，我没有去。这个人原来是老地下党员，后来“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被红卫兵弄死了。红卫兵说他反革命，他在大众面前要叫，要讲道理，红卫兵就用刀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他的嘴巴里乱捅，让他没有办法叫喊。

在地委宣传部不到一年，我又被送到省委党校学习，一学学了半年，这是最长的一期。我毕业以后再回去，还是在教育科管地区干部教育。实际上我是变成做教育工作的。过了一年多，也就是1954年，台州地委撤销了，我就调到省委办公厅做了一名干事。我们一共就5个人，包括部长、秘书和3个干事。做了不到一年，我又从办公厅里调到省委工作处检查队（临时的），小组10个人中，我当了组长。

当时农村比较复杂，搞合作化，强迫命令，生产也受到很大影响。想了几个月，我觉得在农村工作不好干，第一，我没有长期在农村工作过，尽管我是在下面工作，但是都是在机关，农村工作包括种庄稼（南方水稻）都不熟悉。第二，当时政策我不是很赞成，我现在老老实实地说，合作化有点强迫命令，结果村民生存不下去了，大批农民跑到江西去了，所以省委要组织工作队下去，把这些农民弄回来，而且省委又要拨出很多粮食去救济他们。

农村事情不好干，我也不能干，干不了，所以我就写信给办公厅主任，说我要去读书去，当时读书是党的任务之一。所以我就回到省委办公厅，当时刚好在搞一个反胡风运动。我又要准备考试，又要参加运动，我就不太耐烦。总算考得比较好，考到复旦去了。有些人考了“鸭蛋”，还要回去。

问：你对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还有什么印象？

我在复旦学生中年龄算是大的，同学们普遍比我小一两岁或者两三岁。我到学校已经22岁了。我在复旦专心学习了5年。新闻理论这门课很重要，我在复旦上过这门课。我在复旦学生里面成绩还是比较好的，虽然我只读过初中一二年级，但是我毕竟接触过新闻工作，读起来呢也容易理解。所以，新闻理论我还是可以的。我系统地研究新闻理论就是在复旦读书时候开始了，写的话，是“文革”以后上这门课以后开始的，以前我没有写过，只写过通讯之类的新闻文章。我在复旦大学学得比较全面，每门课都很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都如此。古文基础在复旦大学是一门很重要的课，它从三皇五帝讲起，一直到民国时期。

我在班上是党小组长（不是支部书记，也不是班长），在班长之上。但是，形势我越来越不适应了。学习是不错的，就是那时运动越来越多，反右派、下农村等。下农村我又是甲班的头，我们头要管理王中教授，他是我们新闻系的主任、前山东《大众日报》的总编辑，我觉得非常难做。但是我们同学还好的，对王中并不迫害他，他年纪大了，又是老革命，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右派，中央点名了。我们私下里对他还是比较同情。但是我不行啊，我在风口浪尖上。我们有4个班，每个班25个人，我管着100号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觉得很不愉快。王中呢，我们交代的，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对待他，党委也这么说，我们学生也应该这样做，不会麻烦他去干什么大重活。

我在县里一个镇上人民公社，兼任他们大队的副大队长，和公社里的大队长们一起开会，原来是开半天，结果开了一天一夜。一天一夜开会，都在那里胡说八道，讲有关于大跃进的一些事情。第二天早上我才回到家里去，天已经亮了。我也不是说去指导工作啥的，也是听领导命令。劳动我们倒无所谓的，是和农村的农民们一起劳动。但是，他们在胡闹，粮食乱七八糟地烂在地里，积肥都是1万斤、10万斤那么积，那里能积那么多肥？都是往大坟墓上浇上大粪，看起来显得肥料多，然后拍成照片。农村搞大跃进，搞的都是这些东西，实在讲不过去的。

所以我觉得呢，在农村和在学校学习都是很好的，就是有时候太过分了，太左了。有些青年学生不知道，而我是从小就干革命干出来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怎么可以这样做呢？所以思想上有点疙瘩。

在学校5年写的并不多，下乡的时候也写过一篇，写下乡时在农村的田野上劳动，和农民们一起的感受。毕业以后我写过一些，但是没有发表。那时候已经没有兴趣了，已经工作，不是学生了。但是在复旦的时候，我写过两三篇杂文，发表在上海的一个文艺刊物《文艺月报》，姚文元也有文章发表在那个刊物上。我看到过他几次，个子不高的，坐在资料室里看报纸。刊物的总编辑我认识，他的妻子我也认识。我写过几篇杂文，通讯也写过，两篇小说写什么的我忘记了。刊物派两个女同志跟我联系，一个是《文艺月报》总编辑的妻子，另一个记不清楚了，她经常到复旦大学来找我。其实我毕竟是一个学生，没有毕业，主要精力不在写文章上，偶尔会写两篇，在《文艺月报》有几篇文章，而且有一些影响。我在《人民日报》也发过许多好稿，好稿是在《人民日报》北京总社评出来。应该说写得比较多。

问：你怎么来到杭州大学新闻系？

当时，我的对象有问题，因此我在复旦大学党委和新闻系里都是有点名气的，所以我的分配呢她也不知道。毕业分配是把我送到边疆地区的。分配的档案送到学校党委副书记那里后，他把我作了调整，说这个人不可以这样处理。因为他是浙江人，我也就被调到浙江了。他在复旦大学的校门口见了我，告诉我这件事情，说把我调过来了。这件事我从来没有说过。所以当时我确实是有点问题，那么，这个党委副书记不管我有没有问题，看在我过去为革命干过十多年，照顾我到杭大来了。我跟你是无所不谈的，我现在年纪也大了，无非也就影响声誉，声誉不好而已。

问：你对当时新闻系还有什么印象？

杭州大学新闻系实际上是独立于本部的，在分部，在我们西溪校区对面的生科院那里。当时生物系、政治系、新闻系都在那里。新闻系在生物系隔壁，生物系在西面，我们在东面，就是今天学军中学那里面。当时那里有3幢楼，前面的楼是新闻系，后面的楼是政治系（也即在今天的省工会干校），西面的楼是生物系。

第一任系主任是江牧岳，第二任系主任是林淡秋，这两位都是做新闻工作的，都在新闻单位里做过头，后来也当过我们杭大的党委书记、副校长，兼新闻系主任。我有时候会和他们这些高层领导见见面，或者到他们家进行谈话，但是都是很一般的话，不会讲特别的话，无非是鼓励鼓励而已，不会告诉你做什么或者研究什么。

我知道林淡秋名字比较早。林淡秋是浙江台州三门人，在1928年亭旁农民起义的时候，他就参加过这个起义，是个知识分子，在老家鼓动这个事情。亭旁是三门一个镇，林淡秋就是亭旁镇上的人。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在1952年的时候，《人民日报》一个记者受命来亭旁这个地方采访亭旁起义，把这个事情在中央的报纸上登一下。我当时在台州地委宣传部，管这个事情。记者到宣传部来，宣传部决定让我陪他去采访一下。这事情后来我和林淡秋见面的时候也没有和他讲过。林淡秋夫人唐康是上海人，林淡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的时候，就住在唐康家下面。唐康是家庭妇女，她随林淡秋一起调到杭州大学，当杭大幼儿园园长。林淡秋是中共的老新闻工作者，后来也在北京《人民日报》工作过。1958年到杭大来当校长，兼新闻系主任，没有受到右派的牵连。我对林淡秋有些了解，但是也无非是了解而已，因为他年纪比较大。

再来说说其他教师。华祝考比我高一年级，他来得比我早。复旦大学来的还有几个人，有的在复旦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了，一个是朱振华，是一个老讲师，我来时他已经被调到金华的浙江师范学院去了，华祝考还在这里；还有一个复旦大学调来的教授，这个人是英国留学出身的，调到杭大来当教授的，他不到一年就自己走门道调到北京去了。还有就是从人大调来的孟还和王旦凤。

跟我一道来新闻系的是陈克澄，他跟我不是一个班的，但是两个班常常在一起上课。陈克澄来新闻系不久，就被下放到食堂里去。新闻系领导不太会用人，他其实是一个很优秀的摄影师，在我们100多个同学中他是专家了。摄影课应该交给他，但是他连摄影这门课都没有接触过，就被下放了，做了几个月后，他又被下放到德清当中学老师，没办法了他只好回上海。他家是大资本家，很富有的（因此有条件购买摄影器材和设备），在上海也有名，但是在上海他也没办法找到工作，他干脆到美国去了，在美国开了一个很大的摄影公司。

朱振华在复旦当讲师，是个老先生，当时已经50岁了，南京人，一口南京话，黏黏糊糊的，学历是有的，就是讲课不很理想，所以复旦把他调到杭大来，等于是丢掉一个包袱一样。他一辈子也没有结婚。他生活很苦，但为人慷慨，同学同事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帮忙。他总体上来说是不错的，政治上不是很开放，不是党员，也不是民主党派，所以他在系里不是很受欢迎，不到一年就下放到金华的师范学院，在那里工作到退休。这个人，说他不符合大学讲师的水平也是说说的，当时那个情况呢，作为讲师他还是够格的，问题是他发展前途不大，另外他在政治不够开放，被下放也情有可原。杭大新闻系对人有歧视倾向可能是有一点，但是应该还可以接受。

新闻系被撤销的时候，师生都很平淡地接受了。教师对新闻系已经不感兴趣了，调走的调走，剩下的人也不多了。作为从复旦大学刚来的，我和陈克澄、华祝考都没有发言权。本地调进新闻系都是外单位来的，不是原来杭大的。他们对新闻系被撤销有什么反应，我也不是很清楚。

问：新闻系的师生关系如何？

当时学生是两年制的调干生，1958年进来的，1960年就毕业了，我不熟悉他们这群人，但是还是知道这些人的。我9月份到的时候，1958级的还没有毕业，我不清楚是不是政治运动的关系。他们是调干生，出身都很好，但是文化程度就不一定了，因为他们来自基层，公社、乡里、区里都有，而且当时对他们的学习要求也不是很高的，他们在学校学习只有两年，这两年又恰好遇到大跃进，能学到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另外老师呢，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有许多杂牌军，包括我们后来来的老师都没有什么教学经验的，所以第一届学生能学到的不是很多，他们的素质从理论上讲也许不够高，但是政治上还是很靠得住的。

第一届毕业是1960年4月份开始分配工作的。邬武耀留下来了，他很实在，不多讲，不会整人，不会讲假话，不会出孬主意，做事情也很踏实。他原来是在宁波做公安工作当秘书。“文革”期间他到省里参加了一个写作班，造反派把他作为一个笔杆子，被派到省里工作。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受到了牵连，但是没有受到处理，该用还是在用。他没有受到重用，最后就在新闻系做一般事务，系副主任之类。他最初留在新闻系，后来新闻系撤销后，他调到中文系写作教研室，与我在一起。

1959年、1960年，从外地调进新闻系来的老师大多都是当官的，凡是从本地调进新闻系的老师都是在新闻单位或者行政单位有一官半职的，只有复旦大学来的，本来就不是官，也不是很受欢迎，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并不密切，这是我的看法。

我对学生接触不多，不是很了解。上世纪90年代，他们在杭州有一次聚会，特意邀请我去参加，毕竟教师里只剩下我一个了，邬武耀老师不在了，别的老师都调走了或者去世了。我就去讲了一点话，吃了一顿饭，他们这些学生都是基层干部调进新闻系来上学的，应该说都是骨干，不会是乱七八糟的，但是这些人思想上可能偏左一点。学生对教师接触不是很多，本来教师在这个时候已经靠边了，因为已经快到“文革”了。同学们对在新闻系的经历还是认可的，还承认自己是杭州大学或者浙江大学毕业的，他们在这里读过两年书，晚年的时候还能到杭州来聚一聚。他们当时都差不多离休了，进校的时候差不多是20多岁了。去参加他们的会议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还是有点感情的。

问：今天你是如何评价当年的新闻系？

对于老的新闻系的看法？作为历史问题来看待，要吸取教训。根本问题是，大学就应该像个大学的样子，大学要有一定水平，有一定质量，包括入学的质量和毕业的质量。我们那个时候办学，入学不管，毕业不管，这样子到底算是什么呢。我来的时候，新闻系最初都是调干生，都是区乡干部，顶多是县里的干部，文化水平低，大家相差都大，这是一。没有经过考试，这是二。政治觉悟水平倒是差不多，工作经历也是差不多，但是作为学生的基本条件不具备。在学校中，老师上课也马马虎虎的，因为水平不一样，学生学习也是马马虎虎的，水平也不一样，有考零分的，也有考80分的。

再说说当时的教师。当时新闻系停办了，100多个学生都走了，留下来邬武耀，他还是可以，原来就是高中毕业的，还是机关干部，当秘书出身的。还有几个，一开始留下来了，但是在高校里不行，后来还是调出去了。当时那个情况，第一是训练班性质的，课程也没有正式的要求和规格。第二呢，学生和老师，老师和老师，老师和领导，相互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像官场一样，界限非常清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根本不照面的，学生领导也不大照面，都是官架子十足，办学像走官场一样的，像上党校一样的，根本不是办学的样子。1952年，我在党校培训过半年，就是这个样子。原来培训3个月一期，但是我那次培训了半年，是最长的一次，要学“三大改造”、农业机械化、城市工商业改造等等。党校里，学生和老师之间，老师和老师之间，老师和领导之间，界线是非常清楚的，像衙门一样的。党校一度也与杭大合作过，也进来了不少人，很多人我都认识的，我在那里学习了半年嘛，但见面时，都不认识了，当然有可能是时间长不认识了，但是总能认识几位，他们怎么能不认识呢？当时的新闻系差不多也是这个情况，互相不通气的，互相都有官架子。总支书记李文放不怎么讲话的，一天到晚板着脸孔。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板着脸，我们还行，跟那些四五十岁的老教师也板着脸，那谁受得了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新闻系，一副官腔。学生都是当官的，大小都是个什么长，教师也是什么长，那当时新闻系是副官架子，我从官场里出来的人都不习惯。我官场也待过十多年，到杭大新闻系来也已经我二十七八岁了。所以当时那个新闻系撤销了，大家都是高兴的。

问：改革开放以后，学校为什么会恢复新闻系？

学校为什么要恢复杭大新闻系，这个不是我们下面能解释的。我猜想学校的动机可能是这样的：一是我们原来办过新闻系；二是我们浙江有人才，可以办新闻系；三是我们需要办新闻系来培养人才。当时的党委书记叫黄逸宾，是我的老乡，山东烟台黄县（今龙口）人，是我隔壁县的。他在杭大工作了许多年，本来是绍兴地委的副书记，后来任第一任文化局长（今省文化厅），然后再来的杭州大学。他大概是在1973年过来的，对学校是很了解的，对我也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是老乡的缘故。当时我在杭大里面是个反动人物。我15岁半就出来革命了，竟然弄来弄去扣了顶特务的帽子，逮捕了，其实也没法办，审查一下又放出来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于是他就从头到尾把我的档案查看了一遍。他主张让我到外面去工作，但是我不愿意，我觉得自己在“文革”当中受了这么大的怀疑，我很保守，就没有赞成这个事。后来他还问过我：为什么新闻系解散了呢？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也不在领导岗位上。我只知道，1958年开始建这个新闻系的时候，水平很差的，而且招生质量也很差，毕业出来水平也是比较差的，都是区乡里的干部，招上来的，就招了那么一届。办了4年之后，就撤销了，能够留在学校的，就留下来，不能留的，就离开。我当时从新闻系毕业，但背后却监管着，就是有些政治问题没有交代清楚吧，就把我留在学校里了。

黄逸宾到学校之后，“文革”也快结束了，“文革”那一套也不再实施了，我也是白被抓了。新闻系已经没了后，我就被并到中文系去了。当时有两个人，还有一个邬武耀老师，他也是新闻系留下来的，也跟我一起去中文系去了。中文系后来单独建立了一个公共语文教研室，给其他系上课，我当时当教研室主任，邬武耀当副主任，有十几个老师，就在那里干了几年。在中文系，我是教写作的。我的古文基础和现代文学基础都是不错的。1982年中文系设立新闻专业的时候，我就开始当负责人。矮子里面找长子嘛。学校里新闻学出身的人都不多了，1958年、1959年的毕业生理论不到位。我反正是服从党的领导。

黄逸宾跟我谈过恢复新闻系的事，不仅与我一个人谈，也与王欣荣谈过。大概在1980年或1981年的春天，我邀请黄逸宾、谭克一起去建德参加一个活动，也游览了灵栖洞。王欣荣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在那次去建德的活动当中，黄逸宾就提出，要重建新闻系，而且要招正规的学生，从高中毕业的学生中招，要建立一个正式的新闻系。我觉得要恢复新闻系还有困难，主要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教室问题，教室问题是主要问题，其次是教学的计划、经费、目的，是按照过去新闻系那样的教法，还是按照正规大学新闻系的教法，正规大学新闻系有正规的标准的。如果按照这个来计划，那还有一个是时间问题。黄逸宾让我把这个作为正常的工作考虑进去，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其他同志可以做这项工作，其他人要不是调进来，就不能够做这项工作的。他说：“这个事情定下来了你去做就是了。”我本来应该义不容辞，但是当着谭克同志的面，当着王欣荣的面，又不好讲什么。这次建德之行，黄逸宾又与我作了个别的谈话，他说学校党委想恢复新闻系，想来想去还是我主持工作比较合适。我说我已经多年没有做新闻工作了。他说，第一你是新闻毕业生总是真的，第二你是新闻系的高才生是真的，第三你复旦新闻系学生当中一个党的干部也是真的。他说，党的决定你要服从的。我工作那么多年了，我从来是服从组织分配的，我再小的官也当过，我当什么都行的。党委书记亲自抓这件事，规模、对象、调研，他都有考虑，具体让我去操作这件事。党委书记的谈话对杭大新闻系的重建是有决定性作用的。所以当时要建立新闻系，有什么规矩，都是黄逸宾说的。党委书记除了这次谈话之外，之后就很少有类似的谈话了。

左一是张大芝，左二是黄逸宾，右二是谭克，右一是王欣荣。照片摄于建德灵栖洞。

左边是王欣荣，中间是黄逸宾，右边是张大芝。照片摄于西湖。(www.daowen.com)

问：在恢复新闻系的过程中，哪几个人值得一提？

谭克也与我们一起去灵栖洞的，黄逸宾在建德与我个别谈话时，他也在场。我跟谭克同样很熟悉的。熟悉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原来是山东省《烟台日报》的副总编辑，来浙江后担任《浙江日报》的副总编辑。我也是烟台地区的一个干部，我与他是一个地方上的人。1954年左右，他下放到建德劳动干了一年半年的。当时在搞“新三反”运动，他被反了一下，有一些问题。他回来后，浙报没有要他。是省委把他要回来的，把他安排在省委办公厅工作，在农村办公室，他原来对农村工作很熟悉的。我在办公厅党群办公室。我是干事，他也没有职务。我去复旦读书的时候，他还写了介绍信给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他和王中是在山东就认识的。我到了复旦之后，王中被打成右派。那封介绍信我没打开看过。所以尽管当时他不在杭州大学，但是因为他是新闻局局长，因此新闻系筹建的时候，我也把一些情况告诉他，听听他的意见。我告诉他主要还不是新闻系的办理问题，主要是把情况告诉他，把进展告诉他。

洪一龙对我们新闻系的组建也有贡献。他是中宣部新闻局新闻教育处处长，宁波人，经常到我们杭大来。我们都是搞新闻工作的，就经常在一起聊聊。他来杭大有好处，他在中宣部工作，我们有些难以把握的事情都可以请教他，比如说，我们新闻系办学方向，他的意见就是，不要以自己的小单位为圈子，要向大单位前进，比如说要像复旦一样，要像人大一样，至少这两个单位，新闻系建设的水平很好，要向这两个水平前进。这个我倒是很赞成的。

1982年的一天，洪一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宣传部新闻局一个局长要来嘉兴办事，我们有什么事可去找这个局长。当时我们正在建系过程中，需要跟中央沟通一下，我们去北京的话没这个条件。他们下来了，来浙江了，这个机会难得。洪一龙在这方面消息很多。新闻局局长为什么来嘉兴的原因我是不清楚的，因为是嘉兴地委接待的。来嘉兴之前，洪一龙就在北京打电话给我，告诉我新闻局局长将去嘉兴，他已经跟新闻局局长打过招呼了，我们可以过去找他，问他有什么指示，他可以和我们谈谈。这个局长叫什么名字我想不起来，他叫……

问：噢，我知道他，他叫钟沛璋，他原是《东南日报》中的地下党员，我搞《东南日报》时与他书信来往过一段时间。

对，钟沛璋，钟局长。当时只有桑义燐在，王欣荣好像已经离开杭大去山东了。所以晚上的时候，我就和桑义燐一起去了嘉兴，到了嘉兴地委招待所，找到了新闻局钟局长，和他谈了谈。我们主要向他汇报了我们杭大要重建新闻系的情况，并作了说明，即我们杭大原来有这个新闻系，后来撤销了，但是社会各界又很需要新闻人才，希望我们继续培养新闻人才，于是我们临时组建了一些新闻培训班，但是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重新建立新闻系。新闻局钟局长是赞成这个事情的，他说，有这样一个条件，既然你们原来也办过新闻系，有新闻系的基础，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改革开放了），能办新闻系，那就最好不过了。我们当时就是谈了这个问题。我们又向钟局长汇报了我们的办系的思路。我们杭州大学是一个地方大学，是为地方服务的，但是，有更远大的目标，也是有要为中央推荐学生，推荐人才去的。所以我们目标就是，形成复旦大学、人民大学、杭大为前三的格局，其他学校很少有新闻系，复旦大学、人民大学这两个大学是我们的学习对象，我们决定是以复旦新闻系、人大新闻系为目标的。钟局长很赞成这个想法。我们还向钟局长介绍我们新闻系的条件。我们建系，是因为原来有基础，在我们初建的时候，可能有点问题，比如会调来调去啊，不一定很稳定，但我们相信，一定会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新闻系。至于学生多少呢，分配到哪里，这些问题都是不大的。关于教师素质的问题，我们也是有条件的，我们把俞月亭、王欣荣、桑义燐他们调过来，可以加上原来新闻系还留下几个人，还有王兴华这些条件还是具备的。我们可以以这些人作为基干队伍，然后再从研究生当中再培养一些，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了。这点，钟局长也是赞成的，他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态度，是好的，要立足于自己，就是数目不大，也要把队伍建立起来。我们请他谈谈我们办系中应注意的问题，他提不出别的意见。所以，新闻局钟局长是很赞成我们的。

问：新闻系恢复起来，师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新闻系恢复后，师资问题，学校要我来解决。我当时说这个我可以解决的，因为我有这么多同学，他们有的不太满意当前工作的，有的原本是搞新闻的，结果搞别的东西去了，有的就是没有条件教新闻的。我觉得组织一批人来教书是没有问题的，毕竟我在复旦新闻系的同学有一百来号人，我也总算是个小头头，这还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并不怕我们建立不起来。领导上有这个意图我很赞成。但是，是不是一定办得很好，这个就不一定了，我就不能保证了。

经费问题。实际上，我们经费用的不多的。房子学校给了，当时经费也没向学校要很多。这个是远任务，最后也是容易解决的。学员呢，我们也很简单，都是从高中毕业的学生中选的，不是像原来的新闻系一样，是调干生，不是大学要求的水平。这也不成问题。师资我们还是自力更生好一些，要立足于学校培养，外校来的，也是可以的，但还是不如自己培养出来的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问题。所以我对重建新闻系这个任务还是很乐观的。后来学校看我们新闻系办起来了，也没怎么管我们了。

尽管黄逸宾、谭克等人对新闻系的重建有重要作用，但是他们对怎么办新闻系也是没谱的，原来他们并不是搞新闻教育的。新闻系恢复后，第一件事情是调人。要调人，有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调不进来，还要跟别人联系，有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速度也是很快的。大概1983年或者1984年的时候，我们把人都已经差不多调过来了。

邬武耀是杭州大学新闻系第一届毕业生，大学只读了两年，又是在大跃进时期，不像我们读了5年，底子不厚，但是他以前因为做过公安局的秘书工作，所以很规矩，就让他过来，让他当副主任，等于把系里的工作包给他了。至于外面的事情，比如和报社的联系等等，课程的安排、审查之类的，都是我和教研室主任来办。新闻系恢复也没花多少工夫，只要学校拨出经费来，拨出指标来，拨出房间来，就可以完成任务。

调人要调可靠的人，就怕有些人进来后，不是很关心、爱护这个事业。现在看起来，调进来的人，基本上符合我们的要求，而且水平也不低，比较高的。我们这些调过来的老师都是复旦、人大毕业的。

第一个调进来的是俞月亭，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浙江新昌人，他原来也是冲着新闻系来这边工作。他做事情比较仔细，非常适合当领导，但他原来在福建省新闻单位就有名气，他们请他回去，有很好的安排。考虑到他当官当大了，比当教师好多了，那我们也是没有理由阻止他的，就让他回去了。

第二个是张允若，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比我高两级，又是共产党员，从政治上讲是好的。他毕业之后去参军了，在中央军委工作过，后来调到上海市委，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到江西。他脾气是大一些，但是学问是不错的，而且工作也比较负责。这是很得力的一个人，但是我不能推荐他当系主任，因为当时他有一个右派问题。

第三个是桑义燐，他和我是同级的，我对他不是十分了解，因为不是一个班，但记得在批判王中的时候，他在学校倒没有突出的表现。我觉得他的水平属于中上的。他分配参加工作之后，在陕西西北大学工作。“文革”期间，他与西安新闻研究所所长（曾来杭大新闻系讲课）一起工作。这位所长跟王中年纪差不多，都是老同志，他的文章厉害的，批判王中时堪出力。我们1960年毕业之后到单位里去，单位还是有点左倾。当时大跃进嘛，但实际上已经到了末流，没有那么火气十足了。桑义燐在工作上还是可以的，他是讲新闻写作的。这个人本事有一点，不是很大，可以使用，所以在我们条件比较差的时候把他请过来。

第四个是王欣荣，他原来和我是同班同寝室的。他喜欢到浙江来工作，他不愿意在四川工作，他是从四川大学新闻系调过来的，暂时安排在中文系公共语文教研室。他妻子后来也调过来了。把王欣荣调过来不完全是为了建新闻系的，但后来设新闻专业并准备建新闻系了，是希望他搞新闻的，但他不是搞新闻的料，是搞文学的料，所以最初来的时候，和我一起在中文系语文教研室。当时我不在新闻专业里面，我是在公共语文教研室，有10多个教师。从教学方面来说，他的语言表达可能不好，土话太重，考虑问题从自我角度出发的情况较多，但是学问是有的。王欣荣是1982年走的，他走的时候新闻系还没有建立起来。王欣荣因为想回家照顾年老的母亲。他父亲原在上海，他的孩子也是由其父亲带的，后来去世了。他本人希望回到山东去，又喜欢文学，就让他带着妻子回山东，去山东社科院工作。

第五个是吴工圣，他是从人大来的，他是毕业分配过来的，我们要了他。那个时候，我考虑到他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人比较老实也比较保守，不是搞新闻的样子，人倒是好人，他主要是放不开，我倒是从来没批评过他，给了他一个办公室主任做做。他后来到《农村信息报》去了。

其他的人呢，都是后来的一些毕业生，包括王兴华，一些研究生，比如吴飞、邵志择他们，新闻系能够建起来，这几个人能把业务上的问题解决了。后来就寄希望培养一些人，出来承担一些工作。再后来，还从其他单位调进了一些人，断断续续进来不少人，教师队伍越来越大了。

新闻系，人有了，但是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问题呢？工作问题一般不是大问题。在新闻系里，任何工作都可以做，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等等，主要是三大块。张允若可以搞新闻史，也可以搞新闻理论；我可以搞新闻理论；桑义燐可以搞新闻业务，王兴华也可以搞新闻业务，他新闻理论和新闻史不行。其他的，课程都不是主要的问题，所以课程问题，我们都按照标准，特别是按照复旦的标准，尽量靠近复旦标准。

问：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把新闻系办成怎么样的一个系？

我当时办新闻系有明确的目标，我绝对不会办1958—1962年那时候的新闻系，不管是林淡秋兼系主任还是江牧岳兼系主任，他们那种办法我是绝对不会去干的。当时的新闻系的学生不是通过正规考试考上来的，自己看中谁就把谁拉进来，一个人品质和素质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只要你按照正规标准对学生进行考试，按正规大学途径招收学生，那么我一定能办好。

建系问题上没有碰到什么太大的问题，唯一的担忧就是，怎么提高水平，能不能把我们的水平提到老三老四的地位，这倒是个问题。一般水平我是不考虑的。我是复旦出来的，我们主要教师都是从复旦来的，简单来说，搬的就是复旦那一套，复旦的教材，复旦的方法，复旦的课程来办，按照复旦模式来依样画葫芦就行了，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不可能超过人家，但也要办出真正新闻系的水平。至于人民大学模式是不是可以，我并不熟悉，但是人大的模式并不见得就好，他们无非是干部级别高一些，招收的人才可能比我们要广泛一些。但是我觉得这是培养干部的地方，而不是培养学生的地方。复旦和杭大应该都培养有学问的人或者专家，至于政治上的可靠度有多少，这个我们可以判断。我们总要挑选好的学生，挑尖子。

问：新闻系恢复后，有没有什么与海外交流的活动？

是“六四”事件”之后接待北欧一个国家（芬兰或挪威），是对新闻系的一个考验。因为那次是很突然的，“六四”事件刚刚结束，在国内和国外的反应还没有完全结束。这个时候，这个国家的新闻工作协会组织的一个班子，大概八九个人，到中国来考察，实地考察“六四”事件到底是这么回事，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接到这个电话是在上午，说下午就来。当时是新华社告诉我的，学校党委也知道。我当时在家，接到电话后很紧张，因为当时离“六四”事件不到7天，他们会提什么问题，我们学生怎么回答，都是未知数。张梦新一定记得这个事。我当时就立马把这个事情布置下去，让学生们准备，但是没把握啊。提什么问题，怎么回答，都是未知数。这个事情又是逃不掉的。在这之前，党委在我家里装了电话。“六四”时期，学生游行，有电话后党委可以随时找我们，告诉我们学生在哪里，叫我们到现场去。那个时候，学校给各系系主任都安装了电话。我很紧张，在家里都守着这个电话，交代学生怎么讲，怎么做。我觉得这个事是考验我们新闻系能不能站得住脚，如果出了麻烦，那就交代不了了，就要做检讨了。下午，外国客人进了我们安排的会议室，同学（都是87级和88级的）也到了，他们提的问题都很尖锐，我们在旁边都很紧张。有一个问题，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提得很尖锐，同学回答也很尖锐，经过几个同学反复说明，总算把这件事情搪塞过去了。我们可以向新华社分社交代了，新华分社也可以向总社交代了。后来我也不知道他们回去之后怎么报道，我想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也许他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当场回答的问题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是对我们新闻系的一次考验，如果出了问题，就难以交代了。

还有一次是美国一个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主席来新闻系。这个美国人个子不高，是芝加哥某个学校的新闻系主任。他首先来到我们杭州，这个事情也比较麻烦。他是从上海入境的，如果到杭州来逛一圈，问题倒不是太严重。他不是来采访的，是来了解情况的。我要陪他到北京去。第二天，买了飞机票，我就把那个美国人送到北京中宣部新闻局新闻处处长洪一龙那里。那个美国人还要去中宣部新闻局讲一次课，上午和下午都讲，我也在那里听的。那次回来后，我没有在系里传达，但那次对美国人的接待，算是中美之间有一次业务性的交流，这也不简单的，虽然是非官方的，但也有官方的意味。从北京回来的时候，我和省里的人一道回来的，坐飞机的。

大概是1996年的时候，我去了台湾，并讲了话。1996年6月18日，我在台湾讲话，介绍了杭大新闻系的情况。我有一个观点，说杭州大学新闻系1960届毕业的学生质量不如现在的学生，1958年那个是新闻专业不像新闻专业，新闻系不像新闻系。这次会议台湾新闻界的朋友都参加了，事后的反映一般是说好的。这次台湾之行共三四天的时间，和李寿福老师一起去的。当时，台湾方面除了邀请我们之外，还邀请了南大、人大，复旦，都是沿海的大学，内地的大学没有邀请。当时大陆与台湾交往的形式，主要是双方沟通交流。

我还去过几次香港，我们与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互相之间有交流。一开始有一起做一些科研项目，经费他们出，资料我们提供。因为研究的是大陆的新闻状况。但是这个工作没有做好。他们花了钱，我们也出了资料，都是印出来带过去，但是就没有下文了。当时我们对他们说，你们研究吧，我们不发表意见。结果他们没什么意见，也没拿出什么研究成果。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我们钱是收下了，当时我香港之行的钱也是他们给报销的，去了两次。这次活动，虽然我在那边讲过一次话，但是也不好多说，因为照实说了不好，言不由衷也不好。香港方面也来过两次，其实只是来玩玩的。最后不了了之。但是我在香港学生中也介绍过杭大新闻系的情况、学生的来源和出路、学习的内容。香港学校是不管分配的。我没有讲政治问题。

问：“六四”事件后，新闻系招生计划是要取消了，但是你们努力了一下，最后招了14人，招了一半，对不对？

那个时候，决定是党委做的，跟系里没关系的，党委说招多少就多少，除非系里觉得任务重，吃不消，那是可以提出来的。本来要取消，后来又招，这些都是党委的决定，所以89级当时招的学生最少，可能当时有关部门对学生有些感冒吧，新闻又是比较敏感的。新闻系学生参加“六四”当时也是比较活跃的。

当时就做几件事，对外，对内。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总支领导的就总支负责。

问：你如何看待新闻系的党总支工作？

张英华很早就调到杭大来了，但是不在新闻系。她的父亲是老干部。好像是林彪垮台的时候来的，专门就做党总支的工作。张梦新是中文系毕业的，1977年考进中文系，1982年毕业的。系里的工作由总支安排去，对行政的影响不是很大。

毕业分配的问题，当时要找总支，找张英华、张梦新，我们学生毕业以后，成绩都很不错，不像全国其他一些地方的大学，我们毕业生都很可以，可能跟浙江的氛围有关系。虽然跟学生接触不多，但我听说我们学生都很好，反映不错。

张英华还是张梦新，他们统计一下学生毕业之后，变动情况，材料也应该有一些。一般对总支的工作，我不管的，都是交给他们管。他们总的来说，都是任劳任怨的。

至于一些党的干部，我从来不管的，我们学生的分配都是党总支决定的，而且从来不跟行政上通气。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过去学校毕业生是党委分配，系里是党总支分配，名单我都是到事后才知道的。

问：你一生曲折多变，这对你在新闻系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一生曲折的经历对我在新闻系并没有什么影响，也许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更多，但是我能做到这个程度已经满足了。党委书记既然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了，我绝对不会把事情办砸。像王中那样的当右派什么我是不怕的，说我是苏修特务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人以为我好像跟苏联跟得很紧一样。

因为新闻系不比中文系，他们底子厚，有很多老教授，知名的教授也不少，我们要超过他们是不可能的。我们新闻系正式恢复的时候，没有搞过任何活动或仪式。我离休的时候浙江省只有一家新闻系，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他们开他们的，都是当地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官员，考虑到子女问题，对于社会需不需要的问题，想不了多少。我话可能说得重了点，搞这么多新闻系干嘛，需要这么多新闻干部吗？

我很满意新闻系现在的现状。我不知道新到的学生怎么样。我们学校的老师，复旦都欢迎，可以去复旦当老师。这不是证明我们新闻系的老师很强吗？我觉得我们新闻系的老师都是比较不错的。

今后发展，按照现在的布局进一步提高就是了，但是呢，要经常关心人大、复旦的动态，他们是领头人，可能有所创新，要在他们的行列里，跟上队，排上号。我们离复旦这么近，而且有渊源关系，可以多学习学习。我们不要闭关自守。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