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浙大新闻传播学发展:进农村的土记者

浙大新闻传播学发展:进农村的土记者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郑梦熊,195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浙江青年报》、《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单位任职长达47年。他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1988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恢复后,他担任了新闻系的兼职教授。土改宣传队里,我当团支部副书记。农民是深受教育的。我还在农村里面跑了一圈,去宣传队宣传土改。当时主要写的是农村的新事,农村的感受,短小精干,贴近农村的实际,报纸也容易刊登。

浙大新闻传播学发展:进农村的土记者

郑梦熊,1958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浙江青年报》、《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等单位任职长达47年。他是中共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全国政协第九届委员。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1958年,他曾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过一段时间。1988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恢复后,他担任了新闻系的兼职教授。在北京工作时,也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兼职教授。

问:郑老师,杭州大学1958年创办新闻系的时候你是不是来过的?

就那年。

问:那么,1958年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这样子的。1949年10月我参加工作,在江山中学参加了青年团。这是我第一个参加在江县刚建立的青年团组织。城镇里是工会,农村里是农会,学校里就组织青年团。杭州1949年5月份解放的嘛,江山是10月份解放的,我就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就是后来的共青团。我是学校里第一个青年团员,还当选了第一届的团支部书记、学生会主席。

问:那是一个什么中学?

江山中学。当时我在中学里带领学生勤工俭学,到火车站那边给铁路里面打石子,一颗一颗地打石子。手掌都打出血泡的,就是攒点钱嘛。勤工俭学很辛苦。学校里面大家也搞宣传,演戏,演王秀鸾、演大生产。王秀鸾是延安大生产时期的劳动模范。解放初期,我们就这个样子。

1950年的冬天,我去参加江山县的土改宣传队。土改宣传队里,我当团支部副书记。那个时候到下面演《白毛女》。演的时候,很多农民十分激动,往台上扔东西。农民是深受教育的。我还在农村里面跑了一圈,去宣传队宣传土改。1951年5月,在团县委动员下,我参加工作。县团委还动员我到衢州工作,先后在衢州地委、县团委做宣传干事。当时刚刚解放不久,地委从各个部门把我们抽出来组织农村工作组,后来我就在农村工作组里工作,去开化县龙山底山乡甸村蹲点。我们工作组大概有十几个组员,在一个乡,每个人分包一个村,发动群众。

问:每个人包一个村?

每个人包一个村,我也包了一个村。那个时候我们这些学生刚刚到农村里面,对农村对农民不适应,开始是很不舒服的。农民去劳动了,我们坐在祠堂里,坐在农民家里,很没有意思。思想出现包袱,我想回去考大学,不想工作了。工作组领导就对我做工作,学毛主席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的语录。毛主席的语录学了以后,我们就听了进去。跟农民一起劳动以后就有事情干了,我每天用半天跟他们到田里面插秧。我拜一个老农民为师傅,让他教我学插秧。我们学生不会插秧,我读到高中从未插过秧。老农民教我站起来,这里插两株,这里插两株,这里插两株,一行就是6丛。我就这样学会了插秧。老农民再教我耕田、割稻,田里的农活我都学会了。这样,农民去劳动了,我也跟着去劳动了,休息的时候一起喝点水,过去不像现在这样还可以吃点水果,那完全没有的。在山村里,妇女在家里磨豆腐,我就帮她磨豆腐。对抱孩子的妇女,她们要干活,我就帮她们抱小孩。我坐在田塍上、坐在门槛上与他们说话。所以我跟农民打成了一片。还有呢,那个时候,我们那个群众关系很好呀,虽然我是一个团员在那里作报告,但是他们都在认真地听着。这样,我在农村里工作了7年。

问:那你后来又怎么搞新闻工作了呢?

当时受家里环境的影响,喜欢写东西。我爸爸是个语文教师,我从小很喜欢看书。我很小时候就看过四大名著读书的时候,老师在台上讲课,我经常在下面看课外书。我数学不好,而语文很好的。因为语文好,我就写稿。还有,也受农村老作家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觉得能在农村的报纸上登了自己的名字,有点自豪感、荣誉感。刊登了一篇,心里高兴,高兴了就再写。我一般是在下雨天或者晚上这两个时间段写稿的,白天是要劳动的。

写什么呢?老百姓有什么新人新事呀,我就写稿,投稿给《浙江日报》、《建德大众报》、《浙江青年报》。我稿子经常被采用,写作的兴趣也越来越深厚。就这样文章一篇一篇地写出来和刊登出来。那时我的文章没有长篇大论,也写不来通讯和报告文学。我是当了记者以后才写通讯。当时主要写的是农村的新事,农村的感受,短小精干,贴近农村的实际,报纸也容易刊登。

我有一篇稿子,还得了奖,1956年出版的《浙江民间歌谣散辑》还把它编进去了。我那首民歌叫《来了亲人毛泽东》,我自己创作的,我用的是对比手法,我现在还记得几句:这个旧社会,我这个农民呀,解放以前多苦呀,吃的是苞谷糊(玉米糊),住的是破茅铺(茅房),走的是野猫路(没有公路,没有大路,只有野猫走的路)。哎,前面还有一句:穿的是八卦裤。这个多形象呀!来了亲人毛泽东后,那就变了,吃的是白米饭,穿的是咔叽布,住的是砖瓦屋,走的柏油路。这些东西我是记得很清楚的。这个是我根据农民的回忆对比把它讲出来的。来了亲人毛泽东后怎么样呢?那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变化。结果,《浙江民间歌谣散辑》就把它选进去了。

由于写多了,慢慢地,我这个写农村新闻报道稿子的通讯员变为一个特约通讯员:《浙江日报》特约通讯员、《浙江青年报》特约通讯员、《建德大众报》特约通讯员。后来,我又被《浙江青年报》发现了:哎,还有这么一个通讯员,文章写得那么好,很多报道写得好。好,他们打了一个报告给团省委,向团省委要人。结果,团省委向建德地委(我后来从衢州地委调到了建德地委)发了一个调函,把我调到《浙江青年报》。调我的时候,因为我在农村工作比较好,已经是党员了,我是1957年入党的,入党了就任团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到《浙江青年报》以后,我先当记者,后来当编辑,做夜班编辑。做夜班编辑时,画版(过去一张报纸一个版样,先画版,工人再根据画版来拼排一张报纸)、处理新华社的通稿,我都学会了。从记者到编辑到夜班编辑,一套我都学会了,这样,我就当了组长,提拔为编委。所以,是《浙江青年报》发现了我这个通讯员,并把我送上了新闻工作岗位的。我没有大学毕业,我高中毕业就参加工作的。

问:你后来怎么来到杭州大学新闻系了呢?

我要说一下,实际上,我到新闻工作岗位以后没有几天,团省委组织部就下了一个通知,叫我作为调干生,去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在农村工作时候,我是供给制,每个月发10块钱,就是买买香烟、牙膏牙刷等,其余是供给制,吃饭是大灶。我没有收入,怎么到大学读书?所以我是保送的,是团省委、《浙江青年报》保送我到杭州大学新闻系读书。

报到的时候,接待我们的是个女的,叫洪晨洋,班主任也是她。当时一到学校里,人家就认识我。到学校报到以后,大家就先开始去劳动。到什么地方去呢?到杭钢去劳动。在杭钢劳动也是很艰苦的。夏天大家也还要到农村里。那个时候当学生,那个劳动是很艰苦的。劳动了一段时间以后,大家就回到学校里上课。大概还没有上了多少课,突然洪晨洋找我谈话,说你们团省委来电话,叫你回去,不要再在这儿读书了。她说这是你们团省委书记李式琇的意见。什么原因?开始我还不晓得的,是保密的,就说是工作需要。他们怕影响我情绪呀,学生怎么进来一个多月就要回去了?怕影响其他人。

回到报社后,我知道了大概的情况。李式琇书记下乡去温州,不知到什么地方,下乡去了。组织部长调我去杭州大学学习的时候,没有向李式琇请示过。组织部长本以为叫我去学习是件好事情,不需要请示。李书记回来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发脾气了,说这个郑梦熊到哪里去了?那么,组织部告诉他:郑梦熊到杭大新闻系读书去了。李书记不同意,说叫他回来,他是从农村基层调来的,应该在团省委机关单位工作,他有经验,以后再去学习。其中,李书记与组织部长过去有什么过节,我就不清楚了,反正李书记是这个理由,那我就回《浙江青年报》去工作了。

问:郑老师,当时在我们新闻系大概学习了几天?

一个多月。所以我跟你说一下,我们都老老实实的,因为我考虑到我这个时间比较短,也没有详细的学习。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承认的。到后来就讲学历了,我们班那个金苗新,他就讲:“你那个同学录,我都给你报上去了。”所以,刚开始我都没有讲这个东西,我一个多月,何必填一个杭大新闻系已念。后来有的报纸报道我,有一家报纸就这么个题目《没有上过大学的总编辑郑梦熊》,实际上,我是实事求是的。后来也有人问我:“听说你是杭大同学的嘛,你这个浙大校友都承认你的。”我说承认是承认我的,但是我自己不要吹这个东西了,吹自己的学历很高。我就是高中生毕业,我参加革命的嘛,是不是啊?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是不是啊?我没有真正地在这里毕业,我就不愿意提这个东西。

问:郑老师,你离开以后,你有什么感受?你感到惋不惋惜?

我开始是感到惋惜的,后来呢,在《浙江青年报》学了很多东西,这个时事处理、新华社电讯稿处理、画版,这些东西,我都学会了。所以说有得有失的。失掉的东西是,学习的机会失掉了,毕业证书失掉了。后来,事实证明,在《浙江青年报》工作3年,我学了很多东西,编辑版面那套,我学会了。

问:郑老师,你到《浙江青年报》后,对办报的那一套,从陌生到熟悉,中间肯定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你能否较为具体地说说?

当时,《浙江青年报》在长生路后面的未央村,团省委也在那里。《浙江青年报》自己没有印刷厂的,《浙江日报》在众安桥,它租给我们一间房子,作为我们的编辑部,我晚上就到《浙江日报》上班,上夜班。我跟《浙江日报》电讯组联系,用他们的稿子,所以我跟《浙江日报》电讯组的夜班编辑也熟悉了。这样,我就开始研究《浙江日报》的电讯,它在新闻上是怎么用的,标题又是怎么做的。我慢慢对电讯熟悉起来。那个时候,从长生路要到众安桥来回走,晚上回来还要跑一段路。

问:郑老师,你从长生路要到众安桥来回走的?那比较艰苦的。

是的,来回走,是比较艰苦的。新华社有个规定,每天晚上会发通知:今晚截稿,就没有稿子了。接到这个通知后,你就可以画版、拼版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截稿之前就画版、拼版,那第二天,其他的报纸用了后来发来的稿子,而你没有用,如果有重要东西遗漏,那就犯错误了。当时中央有规定,重要新闻不过夜。这一段时间对我的锻炼和帮助是很大的,稿子怎么处理,什么样的稿子是重要的,哪个稿子放一版,哪个稿子放二版;时事和重要新闻要放一版,这个怎么处理?这里体现各方面的东西,像政治观点、读者的喜爱以及中央的宣传。第二天还要跟其他报纸比较,他们为什么要放头条,我们这个报纸应该怎么放?这里面就很有学问,因为各个报纸都不一样的。党报与青年报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我有一个习惯,认为做事要万无一失。有的句子,特别是标题,尤其是头条新闻的标题,我在回来的路上还在想:这个标题有没有问题?如果觉得这个标题还有问题,那个小标题还有点毛病,我又回去修改。因为大样有我的签名,以后出问题是要受到处分的。有时候报纸快要开印了,我就叫工人们停下来,对文章再修改。有时候已经回去睡了,躺下后脑子还在想,瞬间想起来哪个地方还不行,又爬起来了,回到原来夜班的那个地方去修改。不仅在《浙江青年报》是这样,即使后来在《浙江日报》、《人民日报》(特别是在《人民日报》),这种情况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我已经习惯成自然了。所以,现在报纸出现错字、错别字,出现不准确的标点符号,我看了就很不舒服。

问:郑老师,从《浙江青年报》调到《浙江日报》,也就是从小报调到大报,之间会有不少不一致的地方,你适应吗?

《浙江青年报》当时有20多个人,全部调出新闻单位了,只有《浙江日报》看中了我,调了我一个人。当时,我也不知道能调到哪里去,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县报和行业报全部停办了。省级只剩下《浙江日报》。《浙江日报》怎么看上我,我也弄不清楚。我在《浙江青年报》时就已经是编委了。我进《浙江日报》的时候,已经是青年报的副总编。管人事的张雪梅同志找我谈话,她说:你在那里是编委,我们《浙江日报》是省委机关报,级别不一样的,所以你来了以后,先在农村组干一段再说。她把话讲明了:你那里编委,我这里不能给你什么职务,连部主任都不能给你。因为浙报的部主任是处级干部,你们青年报是处级单位,团省委是厅级单位,所以你来了,级别不一样,你来了先干起来。这个说法我能接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问题出在其他方面。我在农村工作了7年,一直在当通讯员,后来到了《浙江青年报》又当编委,我自认为自己的笔头还是可以的。哪里晓得,我写的几篇稿子,有的编辑把它们改得一塌糊涂。有的组里的主编,比如农村组的主编,还把我有些稿子直接给枪毙了,因为稿子写得不好。这样的事情对我刺激太大了,因为本来我认为自己笔头是好的。我的思想波动起来了,我想回去,回到团省委然后再到其他单位。我还想去读大学,没有读杭大之前,我就在想读大学。现在你们说我不好,我去读大学好了。我要去考大学,我认为我是可以考上的。不过,这些情绪我没有跟领导讲过,我只是跟我老伴发发牢骚。我感到委屈,老伴看到我委屈,就劝我:你刚刚去总要干一段时间,开始总是生疏的,大家都一样。那时到党报工作不容易,党报思想性、建设性,各方面要求都比较高的。还有,毕竟办小报跟党报是不一样的。后来想想,我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浙江青年报》的人全部调到外面去了,你一个人到浙报工作,你还要拣三挑四,这个不行啊。

问:后来你是如何适应在《浙江日报》的工作呢?(www.daowen.com)

后来,我想既然不回去就要在这里干下去,要干下去的话还得要靠自己。所以我就想起毛主席给广西省委书记韦国清的一封信,信中说:你要领导报纸你就要先学习起来,就要用报纸来作比较,要研究它们,这样才能在比较中认识报纸。我在农村组就采取一个办法,先学《人民日报》的导语,了解它的导语怎么写,然后再看《浙江日报》的导语又是怎么写的。一篇稿子一般分三层写,一步步深入的,导语就把最重要的事情说在前面,第二就展开具体化,最后是结尾。一般的新闻就这个三部曲。一件事情,标题是如何告诉读者它是件什么事情,正文又是怎么展开的,怎么结尾的,我就是研究这些东西。我就选了《人民日报》、《浙江日报》这两家报纸。《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浙江日报》是省委机关报,它们是怎么弄的,我就是这样子慢慢学进去。我还分析《浙江青年报》跟党报有什么不同地方。《浙江青年报》的写法跟党报不一样,党报比较严肃,党的方针政策要扣牢。我对现在有的记者(包括我孙子,他是记者)——我不是批评他们,我有个感觉,他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对中央领导的讲话学习不透。我经常说你要看看中央领导的讲话,学学啊,他跟我说不要学的,这个电脑里都有的,一查就有的。电脑里是什么都有,问题你有没有看过?我现在都还有个习惯,领导讲话,我要把几点都看过、看懂、记牢。我们宣传的时候,党的政策,中央那些文件表述是很严谨的,你少一个字都不行的。因为这是党报,每一篇讲话都仔细琢磨,中央文件、中央领导怎么个提法,我要把这个提法在文章中用出来,把精神在文章中体现出来。现在我们办报纸也是一样的,要群众办报。当然今天有不少新的提法了,比如现在提以人为本了。我在北京时,中国传媒大学每年开一次党报论坛,请了一些学者领导去的,我就写了一点,即坚持以人为本,报纸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为什么要以人为本?要跟群众办报路线结合起来。中央精神学好了,贯通了,可以让你的思想开阔。所以,我在《浙江日报》之所以站住了脚,一个就是学习《人民日报》和《浙江日报》的写法,再一个,要把中央的精神学懂学透。所以,我后来写出来的稿子能体现中央精神。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这个稿子就渐渐地好了起来。

1963年,毛主席有个“五九批省”,是针对我们浙江干部而批示的,要求干部参加劳动、改变作风。我在《浙江日报》第一篇文章,是报道毛主席的“五九批省”,就要改变作风,就批示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浙江日报》农村组有一个“干部参加劳动”栏目,我就是这个栏目的负责人,专门负责写干部参加劳动的报道。这个栏目前后发了200多篇稿子,其中我大概写了约20篇的报道和言论,结果,收到很高的人气,领导认为我还很努力的。曾有2000干部在一个公社参加大讨论,我把他们讨论的群众言语都用进去了,比如一个群众把因参加劳动太阳晒黑的干部叫着红脚杆干部,把不参加劳动的干部叫着白脚杆干部。我就在文章把这些比喻写进去,表明群众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认可。这是我写的一篇有名气的稿子,是一篇大通讯。一炮打响。1961年我到《浙江日报》,3年以后我就提拔了,当上农村组的副主编。3年以后,《浙江日报》出了两个专栏全国闻名的,一个是“必要的一课”,当时全国唯一的言论,还有一个是“干部参加劳动”。这个是靠自己努力的。说实话,如果我不努力的话,我在《浙江日报》是站不牢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不参加造反派,我是反对的,我是所谓的“保皇派”。虽然我只是个副主编,他们也给我戴高帽、游街、扫厕所,把我打了一通。我到《浙江日报》就是这么个过程。我当总编前在那里干了30年,30年才当上总编,不容易的。

如果当年有学校好老师教我的话,我可以早点成才的。那时候没有那个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只能自己努力。所以,我说我干了半个多世纪的新闻工作,如果要总结经验,就两个字“拼搏”。我高中毕业,没有工作过,直接跟农民打成一片了。写稿子也是偶然的机遇啊,因为我写的几篇报道,被人家发现了,被团省委的《浙江青年报》发现了,把我调去,我去这个岗位也是偶然的机遇,也要靠自己努力的。如果你不拼搏,那你就跟农民一起吃吃饭,劳动劳动就算了嘛,你何必要写报道呢?是不是?

问:你离开杭大新闻系,有没有继续关注我们杭大新闻系啊?

我是你们的兼职教授,是吧?在杭州的时候,我是上课的,后来调到北京以后,我事情多了,我成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兼职教授,你们学校的课就顾不上了。我在那边当兼职教授,这边我就想不到了。后来,你们校友会、你们学校好像是认可我的,事先我也不知道,包括现在你们学院的改名,现在这个名称叫做“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这个名字我也没听说过,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比较拗口的,字数也比较多,像我这样的人记不住。“传媒学院”4个字就好记了。

问:郑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啊,你后来当了《浙江日报》的总编,你有没有关注某个记者或编辑是不是杭大新闻系毕业的?有没有特意地留心?比如他的业务好或不好,你都会去跟杭大新闻系去想、去挂钩,有没有这种想法?

我们同学之间是经常见面的,像金苗新,他当年当过老师。我们住在一道的嘛。有时候,空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同学录里,我都看到你在那里。我听他的意思呢,同学录里面有我的名字。这个校友会,他好像也提供不少情况,不然学校里也不知道我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

杭大呢,学校的房子啊都跟我们《浙江日报》还有点纠纷的。当时你们那里的体育系曾经因为房子和我们有过一段纠纷,这件事情跟新闻系是没有关系的。杭大的学生进来,我也不是每个人都把学历查一边,是不是?但是如果碰到有杭大来的同学什么的,这个我肯定也是关心的,因为我也这个母校出来的嘛,虽然我离开学校很久了,离开浙江也很久了。

问:再以后,你与杭州大学有过怎样的联系?

再后来,我调往《浙江日报》。开始浙报只有我一个人去过杭州大学。以后,《浙江日报》又调来朱林、金苗新、韩林夫。他们都是我的同学,其中金苗新曾经还在杭州大学新闻系当过教师。金苗新前一段时间摔了一跤,去世了。

离开新闻系以后,我就跟学校里失去联系了。大约30年之后,我已经当了《浙江日报》的总编辑。《浙江日报》创办了《钱江晚报》,我还是有点贡献的。也就在这段时期,我评为高级记者(那时算副高)。后来呢,到了全国选评的时候,我评上了高级编辑。那么这个时候就正高了。

一天,杭大的校长沈善洪打电话给我,聘请我当新闻系的兼职教授。后来,杭州大学成立董事会,又聘请我为杭州大学的校董和杭州大学的兼职教授。当了兼职教授,我不太经常上课,因为我工作忙,总编嘛,我大概是每个学期,只上了一两次或两三次课,开学我一定去上课。上课我上什么呢?因为我有实践的东西,所以,我上课都讲新闻的指导思想、中央目前的精神、宣传报道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关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东西。具体业务,比如这个语言什么结构,那我没有必要上的。我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一直在新闻单位。每个学期都是这样子的,那几年,我基本上在杭州。我是1981年当《浙江日报》的副总编,1983年当了《浙江日报》的总编,一直到1990年,中央叫我到北京。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浙江日报》的干部,青黄不接,人才缺少。这是有原因的。一方面,一批老编辑、老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其他单位去了,另一方面,一部分编辑和记者犯错误,受处分,调离岗位了,再加上还有一部分人员退休了。就这3个原因造成了《浙江日报》的青黄不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党报的人员问题呢?当时在想,我们无法一下子从外面调进那么多人,当时各个单位都缺少人啊,“文化大革命”中斗来斗去的,人才都走失了。我们就想自己培养人才。怎么培养呢?我们人员是有的,经费也是有的,但是读书要有块招牌,人家才会来读书,不然没有学历,人家不肯来的。所以,我们就跟杭大领导商量,我用你们杭大、杭大新闻系的牌子,办一个新闻班,杭大新闻班由《浙江日报》编委会负责办,经费我们自己解决;学历你们杭大要承认的,你们要盖印的,毕业文凭要你们发的;还有,我要你们帮助一下,有些课程,比如马列主义,或者其他的历史什么课啊,请你们帮我们来讲;业务课,新闻业务课,我们自己来。学生住在我们报社里面,跟编辑记者一起生活和工作。那么,学生从哪里来呢?我们去省招办,在没有录取的落榜生里面,我们直接去挑,挑了40个人,要挑文笔好的,其中有一个人,大概数学零分,但他的文笔很好,我们把他录取进来了。你们杭大给我们的帮助也很大,牌子给了我们,另外,有些课程,由你们杭大的老师来上。我们上新闻课。

新闻课我们怎么上呢?跟你们的课堂教学不一样,比如说,我上课,一开始,我跟学生讲,我今天不是报社领导,也不是你们这个课堂的老师,我是一个厂长,我今天把我工厂情况介绍给你们,你们听,记下来,下课以后,你们每个人写一篇对这家工厂的报道。他们讲,这个好的。我事先准备了一个讲稿,讲我工厂多少人,我工厂是一个什么工厂,生产什么产品,这个工厂我是怎么管理的,我工厂有什么样的模范先进人物。我边讲他们边做记录,因为他们要写稿子,这等于是采访。结果,40个学生写的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写法都有:有的选角度,有的写工厂管理得好,有的写工厂里的模范人物。我们再来给他们稿子进行批改、点评。我是这样来教学的,完全跟实践结合的,这个等于实践采访。所以,你们学校的课堂教学,一定要想办法与实践相结合。当然,课堂教育不要也不行的,比如语言怎么用,还是要的。要想办法跟当地的新闻实践相结合,这样,学生教育出来才有用。学校,不管复旦还是杭大新闻系学生(也有学生干部),到我这里来以后,要一年以后才能得心应手地写稿子,因为他没有实践这个东西。后来,我就在学校里讲了我的观点:培养新闻工作者,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像我这样的教学也是一种方式。

这个新闻班办了两年。毕业以后,就根据他们各自的特长,分配到各个部门。因为我对学生的情况很了解。这个班有40个学生进来,高考虽然都落榜了,但我们给了他们前途了。他们很幸运。结果,这个班有26个人留在浙报当编辑、记者。14个人调出去,是送到了省委省政府各部门,其中有几个,后来都当了省委书记的秘书,比如朱澜平就是省委书记秘书,是省委书记铁瑛还是薛驹的秘书,我不清楚。还有一个也当省委书记秘书,好像是副书记秘书吧。所以,这个班办得不错,能在我们省委里面留下来。

当初在浙报留下的26人,今天全部成了浙江日报社的领导。因为他们都在我们报社里面么,跟记者、编辑经常接触,他们一分到具体部门后,具体情况比较熟悉,怎么弄怎么弄,他们都清楚的。所以,他们很快成材了,新闻班的团支部书记高海浩,现在是浙江日报社社长兼党委书记;新闻班的学生李丹,开始是《钱江晚报》的总编辑,后来是《浙江日报》总编;新闻班的学生李丹、陆熙,先后做过《浙江日报》的副总编;还有冯为民,现在也退下来了,退到省记协当副主席。其他还有好多人在哪一个部门,我一时也弄不清楚了。现在看起来,这个新闻班,杭大新闻班是成功的,非常成功的。当然,这也有你们杭大的支持,给了我们一个牌子,派了老师来上课。所以,这个也不能说是完全是我们的功劳。我认为,这给我们这个新闻事业,给我们《浙江日报》的新闻事业,培养了人才,解决了很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以后,没有这批人的话,我们还要到外面去调干部呢。现在我内部就可以提了嘛,是不是?所以杭大新闻班功不可没。

问:你是如何被中央调到人民日报社工作的?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反对动乱,这是邓小平定的性啊。5月19日晚上,中央开了一个电视会议,会上李鹏和杨尚昆讲了话。李鹏的讲话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首都戒严。这个电视会议,大家都在听、都在看的,全国老百姓都知道的。我们浙江,我们杭州,武林广场在静坐,那怎么报道?当时省委宣传部通知我说,从大概5月18日或者19日开始,报道由你们自己处理,不要送审了,他们也不晓得中央怎么抉择。省委宣传部把球踢给了我们。那么,我就按照中央电视会议的精神,跟中央保持一致,我们党员要跟中央保持一致嘛。我们是党报嘛。

5月19日或20日下午,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部长,这个名字我就不讲了啊,打了个电话给我,说要到我们《浙江日报》、浙江电视台开个会,把一些精神讲讲。这个当然很好,我们正缺这个。那天下大雨,我把浙报所有中层以上干部叫来,100个人,开座谈会。我不知道他讲啥东西,所以我没有搞录音,就用笔作些记录。因为他是我们的顶头上司,讲中央和省委精神,我当然是高兴的。结果,他讲了一番话,讲什么呢?他说首都宣布戒严,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没有过,共产主义的哪个国家宣布过戒严的啊?他认为这是错的。他还说现在群众起来了,去静坐,去游行示威,这是群众运动啊,合理的,应该支持的。我坐在那里越听越不对劲啊,跟中央精神唱反调的东西,怎么个弄法呢?那天是我组织会议的,他讲话后,我讲什么呢?我就含糊其辞,我不讲部长讲话或领导讲话我们要贯彻。我不能这样讲,我这样讲的话就犯错误了。我说现在这个,这个,这个,我们的宣传报道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精神进行。我不讲省委也不行,我不能他讲了话,我就不讲了嘛,我想笼而统之表个态算了嘛。我原本这样算了,但是他临走时又跟我讲了话,说:“你要把我今天的讲话传达到全报社。”我们一个报社800人啊,下面的记者、编辑都要知道这个消息啊?这个,这个我心里打鼓啊!这个东西,我要是传达他这个东西,你没有态度,就变成个问题了。有态度,你反对省里的领导,这也不行啊。我想我是一个党员、我们是党报,本来按照规定,按党章规定,可以向中央书记反映。但是,中央书记那么远,我又不认识,我怎么打得了电话?打到哪里去呢?那我们是省委党报,我们受省委领导的,我的上级顶头上司应该是省委书记,第一把手,那时书记是李泽民。因为省委宣传部长要我明天向全社传达的,我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啊。我要看省委什么态度啊,他第一书记有什么态度啊,我打了个电话给省委书记李泽民。我说:“泽民同志,这个现在,今天,部长到我这里有这么个讲话,他要叫我去传达,你看要不要传达啊?”我请示李泽民书记,看他怎么个说法,因为我又不能讲宣传部长错的。李泽民问:“你有没有录音啊?”我说:“我没有录音。”我是实事求是的,因为我不知道讲什么,我怎么把部长的话音录下来呢?李泽民又问:“那你有没有记录?”我说:“我在主持会议,我没有记录。”李泽民接着问:“那么你下面的人有没有记录?”我说:“下面有人记录的。”李泽民说:“你到下面弄个记录来,给我看一下。”李泽民也不敢随便乱扣帽子,他也不晓得怎么回事情,因为部长怎么好反对中央精神的?我说:“好的。”第二天上午,我就把报社党委书记的记录、机关党委书记的记录,送到省委书记那里去了。李泽民看了以后,马上打了个电话给我,他也看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说:“梦熊同志,他的讲话,你不要传达,我们常委会处理,我来处理。另外,你外面就不要讲这个事情了。”叫我外面不要讲,宣传部长也有个名誉问题啊,他常委犯错误,讲错话,这个传开了以后也不好的。叫我不要传达,省委书记的态度很明朗了,我一听就放心了嘛。真是一块石头落地了!那我就按照中央精神进行了,我就不用支持上街游行了,这些都不要了嘛。管你怎么弄,我就按照中央精神工作。但是,后来我们《钱江晚报》还是有点毛病的,它还是根据宣传部长的精神来弄的。

问:我知道,《钱江晚报》发表社论说,浙江动而不乱。

哎,对的,就是这个东西嘛。我这个处理符合党章规定的,符合共产党员应该跟中央保持一致、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精神。我是没有错的。到6月4日,天安门事件平息了。我没有向中央反映部长这个讲话,但是因为报社100多人听到了,有人向中央反映了,中央中纪委就派了一个调查组来浙江。中纪委常委王德瑛找我谈话,问我,有没有录音?他怕有人造他谣。我说录音没有的,他那个讲话记录有的。“你拿10份记录来。”王德瑛调查很认真的,他也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奥妙。10份记录拿去后,他相信了:是有这个事情的。后来,这个部长就处理了,免职,大概是记过,记过还是警告?大概是记过吧,职务免掉了。当时有这么个过程。

那么后来,大概中央听到了这个情况,因为这个肯定是下面有人反映,因为中纪委都知道了嘛,派来一个中央组织部干部处长、一个中央宣传部干部处长、一个《人民日报》的老同志,到这里来考察我,到我们《浙江日报》开座谈会,征集意见:郑梦熊在这里到底表现怎么样?我们的报道怎么抓,他们都清楚了,报纸也好查的嘛。一个星期以后,他们找我谈话,说:“梦熊同志,中央如果调你到北京去,怎么样?”我很老实的,我不想去当官啊,我不想到那里去。我跟他们讲:“我已经57岁了,在《浙江日报》呆了30年了,我马上要退休了嘛,我就在这里做做好了。另外呢,北方的气候也不好。所以我不想去当官怎么的,我不去的。”他们一定要叫我表态,最后,我表了个态,我说我是省管干部,我的意见会向省委书记反映的。那么,他们就回去了,去了一个月都没有消息。为什么没有消息呢?我以为就这样过去了,不会调了,因为《人民日报》的副总编以上的干部,要经过中央常委会讨论,而他们常委会没有空。可是,一个月以后,常委会讨论好了,说是任命我当《人民日报》副社长,这个我也不知道的。一天,省委办公厅来了中央的调令,说中共中央任命郑梦熊同志为《人民日报》副社长。我不想去,怎么办呢?我就找省委书记李泽民。省委书记一句话,我就没有话语好说了,他说:“老郑啊,中央向省里调干部,如果调不去,省委不支持中央。这怎么说呢?你是个党员,你不去怎么办?”所以,讲起来,我自己没有兴趣当官,没有想出风头,我没有这个想法。我57岁了嘛,我就回来好了嘛。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他们就马上任命我为副社长兼机关党委书记。当时“六四”风波不是出很多问题吗?要清查处理,但是我清查的时候是很宽容的,因为,当时情况大家都不清楚,尤其去游行示威。人民日报社为什么改组啊?因为人民日报社很多人都支持那些的。

问:我知道的,因为《人民日报》也有人上街游行,《人民日报》还专门开辟了一个专栏叫“广场一日”。

对对对,你讲得对的。实际上,我们年轻人的教育真的太重要啦,有的的确不讲理。《人民日报》的钱李仁,老社长,现在还在,听到一批年轻的记者、编辑去游行,他跑到门口,手一摊:“你们如果要出去游行的话,到天安门广场的话,从我身上走过去。”游行的这批小青年,青年编辑们怎么讲的:“好的,你躺下来,哈哈哈哈,躺下来!”老社长原本是吓唬他们的,真的躺下成何体统啊?结果,他们哈哈哈地笑着,从老社长的两面走出去了,拦也拦不牢的。当时,《人民日报》有的总编、副总编都支持上街游行。所以,要改组《人民日报》的这个班子。

那么为什么会调我去的呢?总编辑邵华泽是从军报调到《人民日报》的,社长高迪原来是中央党校的副校长,再早是吉林省委书记,他们两个搭档,想从《光明日报》调人,从军报调人。不知道哪一个常委说:“你们不要老是从中央新闻单位来调人,你们也可以从省报里那些好的中间调一两个人嘛!”他这一句话促成中央来人到浙江考察我,因为我表现还好嘛。他们还从《山西日报》调了一个社长。这样我就到《人民日报》当副社长,开始他们认为我们《浙江日报》经营比较好,大概老郑经营有一套,就叫我当副社长。但是,我去了以后社长当了并不长。《人民日报》有规定:社长是管后勤、行政的,总编、副总编才能办报啊。有段时间,大概他们都忙着,抽不出人来,邵华泽叫我代他一下。我当过浙报总编他是知道的,就叫我代值几个夜班。值夜班要万无一失,要能够当场处理事情,能够找独家新闻,要配好标题,要找好头条,我讲了一套东西,都有记录的。他们领导、社长看了记录说:“哎,这个老郑还会办报的!”实际上我这里就办报的,他们以为《浙江日报》经营好,我就是搞经营的。所以,过了8个月,中央重新任命:免去郑梦熊同志副社长职务,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这就叫我办报了,但是机关党委书记我还兼任的。后来邵华泽当了社长兼总编辑,他很忙了,再加一个常务副总编,我就从第四把手变为第三把手。所以,我的工作比较严峻的,我晚上要值夜班,白天还要开会,机关党委书记,人事这摊我还管着的。我替邵华泽管了两个摊子,他后来就相信我了:“老郑办事认真的,不会调皮捣蛋的。”所以我们两个比较幸运的,我们两个人关系处理比较好。

问: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工作期间,你做哪一件值得一提的工作?

我在《人民日报》干了6年,退了以后,中央就调我到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在那里,我干了一件确立中国记者节的事情。怎么回事情呢?解放初期,我们就有记者节,但没有具体时间。中央没有定具体时间的。就那一年,中央有个通知,要确定一些节日的具体时间。妇女节、护士节等,都有具体的时间。记者节呢也在名单里面,但是没有确定的时间。当时,我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当书记、常委副书记,很多记者写信来说:“记者节怎么没有时间的?哪一天搞记者节?”我一想,这倒是个问题。我们就想,这件事情要向中央宣传部请示一下。中宣部回复:你们新闻界再去征询一下大家的意见,大家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办。那我就在全国新闻界征求意见,老同志的意见都征求了一通。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为首的左翼新闻工作者在上海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为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我们倾向于11月8日作为中国记者节的具体日子,有意义。1999年,我就写了一个报告给中宣部。但宣传部也做不了主啊,把我们的报告转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决定,因为节日是国务院来定。这个报告传到朱镕基那里,是朱镕基亲耳批准把11月8日作为中国记者节。从此,我们每年都有记者节了。现在我仔细想想,这件事情上,我是做了点贡献的。

打“红机”向中央汇报工作

参加全国政协会议

在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我又干了5年,所以我到72岁才退休啊,这个是比较少的,因为按中央规定,副部级是65岁退休,正部级是70岁退休,我到72岁才退休。我们新闻界有两家单位,一家是中国记者协会,一家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央有两个名额给我们中国记协和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一个是“十五大”代表,要选的,我被选上。这都是机遇啊,不能说是我们本事啊。另外,我是全国政协的政协委员、政协新闻出版组的召集人,因为新闻出版都属于我们中国记协来管辖的,所以我是新闻出版组的组长,书法家沈鹏是副组长。

(何扬鸣)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