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育华，1953考入杭州师范学校，1955年进《杭州日报》工作，1958年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仍回《杭州日报》工作，并一直负责科教部的采编工作，直到退休。范育华曾任第三届杭州市政协委员。

问：请你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我这个人蛮简单的，考虑问题简单，处事简单，生活也简单。先和你们讲一下我简单的经历。1955年，我从杭州师范毕业进入《杭州日报》工作，那时候《杭州日报》刚刚筹备，我进入其中工作以后就从一而终了，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机关门，那时候《杭州日报》还是机关单位，受宣传部管辖。

我一生被采访过两次。当时电视台来采访我，我把门关了，对方在门外等了20分钟，我说真的没什么好采访的，就拒绝了。第二次是我们报社搞的金婚活动，报社搞了一个版，当时副总编说范老师你还是讲讲吧，我就接受了小记者的采访，但最后稿子出来有点问题，所以对接受采访有顾虑。

问：请你谈谈当时杭州大学新闻系创办的情况。

1958年，在浙江师范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杭州大学，师范学院是师范类的，杭州大学是综合性的大学，综合性以后办起了新闻系。我觉得那个时候办新闻系非常需要。

杭州市是1949年5月3日解放的，《浙江日报》在接受了东南日报社的设备后于5月9日创办。当时杭州报纸很多，民营的也很多，都叫它们去登记。登记以后，当时杭州市批准了两家报纸，一家是《当代日报》，一家是《工商报》。《当代日报》的总编叫李士俊，是个地下党员，该报里面有6个党员，他写申请的时候估计将其报告上去了，所以批下来了，当时申请时挂的是工商联名头来办报。《工商报》办报的人大概是解放后对政府移交有功，但是办了一段时间办不下去了。我们市委没有机关报，市里面从1953年开始办报，1955年5月30日《当代日报》停刊，《杭州日报》接受了它的设备，人员选了一部分留下来，11月份创刊。等到1958年的时候，报纸已经很多了，就好像雨后春笋一般。地区报很多，县里面都有，党报很多很多。党报里面呢，人员基本是工人里面会稍微动动笔杆子的通讯员，真正科班出身的很少，真正学过新闻理论、受过系统教育的非常少，县报就更不用说了。像我们报社就2个人正儿八经科班的，一个是南京中央大学的，一个是复旦大学的，复旦大学那个是读了2年后就去参干了。所以当时杭大成立新闻系我觉得是需要的，你看县里地市报雨后春笋来了，这方面是有需求。再一个像我这样向往在新闻战线里好好干的人，有机会圆大学梦。我是杭师毕业的，当时保送去考浙江师范学院，结果没考取感到很遗憾；分到《杭州日报》后，1956年国家号召机关干部考大学，当时有4个高中学历的人申请，批准2个，领导说你安心工作，不批准去读大学，以后有机会你再去读。当时批准的2个，一个考进上海同济大学，一个没考取。所以，当时杭大办新闻系对我而言是非常需要的，领导问我要不要去，我说太好了要去读。杭大新闻系就是在地市报纸大量发展的背景下创办的，顺应时代，在单位需求和个人需求下应运而生。

从当时大学的生源来看，一般是要考试的，但我们新闻系是保送的。我的想法是，报纸是党的喉舌和工具，所以对人的要求比较高，特别是政治方面的要求，所以我们第一届同学90%是共产党员，那些同学都有相当的阅历和工作经验，有的原来就是区委书记（比如徐达会，温岭人，当时是总支副书记），有个同学当过志愿军，叫金崇柳，这个人一到冬天就一件军大袍，写了长篇小说，还找我们校长林淡秋提意见，校长还真给他看；还有一个叫仇德盛，晚了两天来，是我们小组讨论的时候来，穿的是水兵的迷彩服，后来成为《温州日报》的总编。郑梦熊也来过的，后来一会儿就走了，是《浙江青年报》保送来的，后来可能单位需要又把他调回去了，换了一个吴绍荣，江西景德镇人。所以我感觉那帮同学都蛮了不起的，大多数很有来历的，而我就是一个很一般的同学，是高中过来的。

我们那时候一共两个排，有排长，排里面再分班。我们班一共3个女的，一个是桐乡的党员，她丈夫是省级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后来到省委组织部；一个是文工团出来的，新登来的；再一个就是我。当我们坐下来讨论的时候，同学们都一套套的，真当是很不错的，我是系里最小的，他们都是大哥哥大姐姐。

与同学游览西湖

我们的生源基本由报社人员或者是准备去报社的人员构成，我们的系主任是江牧岳（《浙江日报》总编），后来是高光（《浙江日报》副总编），所以这样一个新闻系和其他学校的新闻系是不一样的。我认为当时的新闻系办得是对的。这些学生后来回去都很不错，像仇德胜当《温州日报》总编，我们排长朱林后来当《浙江工人报》的副总编等等，这些人无非是新闻理论、文学理论不是很好，而实践经历是很丰富的。有人觉得当时新闻系挺可怜，我觉得是蛮好的。

问：当时学校的政治空气怎么样？

1958年，反右刚刚结束，我当时背着铺盖进女生宿舍报到，到楼梯口时碰到有学生在擦扶梯，我一看是我的小学同学，她叫黄惠罗，我和她打招呼。她问我怎么在这，我说我来读书呀，她说：“哎！你不要跟我讲话！”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我被划为右派了。”我当时挺奇怪的，后来一想也合理，我1957年、1958年跑文教线的时候，在学校里经常看到大字报贴来贴去，我们报社也把浙大、农大教授请到莫干山开座谈会，请他们鸣放。所以政治运动中学校是一个重要场所。我们进学校以后，政治活动也不少，但是没有像反右那么紧。我们一进去就大炼钢铁，弄小高炉，去捡废铜烂铁，还有在校园边边角角种菜，我们系种黄瓜和番茄，也不是经济困难。后来，批来批去的东西也有，有一次好像排长观点不正确，走上去批，不过都是他们党员发言，我也没有怎么参与，我也不知道批来批去批什么东西，就是一种批评精神吧。我也被批评过，起因忘了。我在西湖公社办报的时候，有一次叫我们4个人去开会，开会的时候要批我，我说批我干嘛，他们说你怎么不听区委书记的话，因为我是跑工业的，我说听徐书记的话干嘛要批评我，徐书记也是书记，张书记也是书记。他们就说张书记大，他是管我们的，你就是要听张书记的。所以这种批来批去也挺可笑的，不知道批什么东西。我说就随你们批，无所谓的，你们3个是共产党员么，我就讲一条，你们共产党员做到的东西我肯定做得到。其实，心里想的是我发的稿子比你们多了，我写的东西比你们多啊，捐的粮票布票也比你们多了。当时批来批去好像也不是什么运动，但确实挺多的。

问：请问当时新闻系教学情况怎么样？

我觉得当时读书还是读的，杭大新闻系算小系，中文系力量很强大，有名的教授很多，我都去采访过的，当时他们都叫我小鬼。数学系也很好的，陈建功、徐瑞云等等。新闻系排不上，教授没一个的，但是我们上中文这方面课的时候都请中文系的老师上，我们跑校本部（现在天目山路那里）和中文系的同学一起上课，我有些杭师和小学同学在那里。我们语法课请的是北京朱德熙，他讲语法很不错，政治课也不错的。新闻业务课方面，师资比较弱，开始就一个讲师叫朱振华，这个人很有学问，在复旦时候就是个老讲师，来我们这里讲编辑，后来北京的孟华来了也讲编辑。助教就是华祝考、丁沂（女）、赵贯东等等。我觉得这些老师非常敬业，助教有些比我们学生年纪小，像丁沂老师从复旦大学来，她原来在《杭州日报》实习的，当时她看到我说：“哎，范育华你在我们这里读书啊！”我说：“哎，丁老师！”她说：“我原来在你们《杭州日报》实习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师生关系挺好的。我们有的学生工资比老师高多了，那个时候有的老师还不是党员，我们这里区委书记啊什么的党员很多。但是这些老师非常敬业，我觉得他们上的课很好，新闻系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你说那些考试100分的人，也不一定能当好记者，只要他们能够把基本的ABC教好、加上中文系的文化部分就好。我自己觉得读不读书是不一样的。我回到报社后，同事就说：“哦哟，范育华你去读了来是不错的。”所以我对那2年是很有感情的，觉得好像没有亏，虽然没有很有名的老师，但是这些老师都是和我们打成一片，上课要求我们写文章然后帮我们分析。

新闻系最让我难忘的就是很重视实践实习，当时实习很多到各个地区如嘉兴、宁波等等。我实习去过3次，一般同学去过2次。我一次是去《宁波大众》，一次是在《宁波报》实习，这两次我觉得还是蛮有收获的。实习的指导老师都是很好的，我在《宁波报》工商组实习的时候，组长姓石，带我的老师姓戴，非常非常好。戴老师晚上叫我一起去江东区采访，我骑个自行车翻桥过去，上面有个坡我就拼命骑，戴老师就在后面喊停下来停下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桥是浮桥，不是你骑的桥啊！后来又带我去九峰纱厂实习，当时住在那里，采访报道写了好几篇，其中有2篇《浙江日报》转载了。有一篇是采访了一个女工，然后用日记的形式写出来，《浙江日报》转载了，我们组长很高兴，给我插了个红旗。(www.daowen.com)

1960年5月在《宁波报》实习时与该报工业组同志合影

1960年前后，全国大搞人民公社化，一大二公。杭州西湖区变成西湖人民公社，时任省公安厅长的王芳同志任公社第一书记。当时公社要办一张报纸，4开小报，报名为《西湖简报》。办报任务交给杭大新闻系，系里派4名学生办报，章采贤任组长，我是组员之一。

以前几次实习都是安排在市县报社，有老记者带教，有领导把关。这次实习是“菜鸟”当家，定点子、采访、编辑、校对都由我们自己搞定，最后由分管宣传的副书记审定签发。这种全方位的实习使我受益匪浅，有些事终生难忘，比如省市领导活动，在报社都派资深的政法记者前往，实习生沾不到边，而在西湖公社，廖化当先锋，我们上阵了。有一次，王芳同志来公社，我接受采访任务，跟在领导身边忙前忙后。王芳同志和蔼可亲，不时和我这个小记者聊几句。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了，还解释了一下：“模范的范，教育的育，中华的华。”王芳同志笑着说：“育华，你好大的口气呀！”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石蓬亭边有一家西湖香料厂，小厂志高，从花卉中提炼香精制成香水。我得到信息后马上赶去采访，写了一则消息，标题为“西湖香水问世压巴黎”。这条消息加框登在一版上，我看了蛮得意的，有点沾沾自喜。谁料，公社赵书记（即市委组织部赵部长）把我叫去，他指着报纸上这条消息，严肃地说：“西湖香水压巴黎，谁给的评价？这种评价不是你自己说说的……”经他一说，我有点紧张了。是呀，课堂上老师不是教导我们“新闻要真实、准确”，怎么写稿时忘记了？赵书记见状，安慰我说：“以后注意就行了，要懂得分寸。不过你这条消息写得不错，很有文采。”多好的领导，我至今还记着。这件事还说明这个领导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头脑很清醒。

在西湖公社期间，我们跑街道，跑工厂，跑学校，跑茶园（龙井、梅家坞、梵村、翁家山等茶区，我都去转过），亲近了农民，身上多了一点泥巴味。一次，我在龙井大队采访，住在支书老高家里，晚饭后他陪我到村里转转。天上月亮很圆，老高挺风趣的，说作家峻青也来过龙井，自己也陪他月夜在村子里散步，后来峻青写出散文“狮峰月下”，文章中的龙井大队真美啊。“你这次采访写什么？”说实在的，我这个实习生能写条新闻就不错了。

第二天，我准备去梅家坞，心里想好去乘公交车，可老高说，这么走费时又费钱，你翻十里琅珰过去，山那边就是梅家坞。没办法，我硬着头皮，独自翻琅珰岭，一个人沿着两边茅草的山路，走呀走，走了两小时，终于到了梅家坞。在那里采访了妇女主任陈午云、采茶能手沈顺招，并交上朋友。后来，沈顺招和我都当上第三届杭州市政协委员，会场上相逢时特别亲热，她还拿出龙井新茶让我品茗。

在《西湖简报》实习的同学

回想起来，在西湖公社实习，是我们独当一面工作，培养了工作能力，新闻业务水平也有提高。当时管我这条线的徐书记，对我很好，有什么东西就叫上我跟他走。后来到毕业的时候，张书记一定要我留下来，我们《杭州日报》在西湖区有个记者站，他要用科长和报社调，我吓死了拼命赶回报社里。

总的来讲，新闻系重视实践这点是很不错的。体育锻炼方面也搞的。当时，学校正在模仿苏联的“劳动卫国制”（目的为增强体质，保家卫国。根据不同的标准，分设一级“劳卫制”证章和二级“劳卫制”证章）全系的同学都要求达标，要冲二级，每天练。有些同学要练长跑，长跑不行要练负重。这就是我在新闻系学习得到的这一证章。

问：你们同学毕业后的去向怎么样？

我们学生有一批是去省级机关，如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有一批是留校，比如金苗新，这个老大哥真的很不错的，我记得我有一次慢性阑尾炎发作，他在办黑板报，他一看我不行就马上打电话给校本部派车，你看这同学多老练！他们这些人毕业以后到人大进修然后再回来。大多数同学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一部分依旧办报纸，还有一部分当干部去了，比如民政局局长，党校校长，宣传部部长，有的去法院当法官庭长等等，真正留在报社办报写稿的不是很多，像我、朱林、仇德盛（《温州日报》总编）、柳洪芳（温州电视台副台长）等。这些同学毕业以后去向都很不错的，有一次我去玉环采访，有个党校校长来看我；去温岭采访，一下长途车就看到徐达会在找我，基本到每个地方都能够遇到老校友，挺好的。

我1960年回报社后，我们报社又派了2个人过去学习，当时杭州一共派了3个人，另外一个是电视台的，这批人最后都不能回到原单位，好像国家有收缩政策，我们《杭州日报》大报变小报了，对开变四开了，人员减少了，县报撤销的很多，可能和经济困难有关，整个报界都收缩。他们3个人中一个到西湖文化馆，电视台的到了农科院，还有一个他们那届的支部书记章锦钰，是我们报社派出去的，他是工人出身，后来到丝绸公司，丝绸公司派他到香港去，之后私人做生意做得很大，现在是香港杭州同乡会的常务副会长，是香港浙江大学同学会会长，他说浙大校长一年总要到他们这里来一次。

我个人觉得新闻系的开头是好的，虽然困难，但是西南联大时候更困难，问题是好的师资，还有就是学生要学。当时我们对新闻工作就是情有独钟，真的是非常热爱。我们现在退休下来就有一个采编联络组，有一次搞一个调查，问我们一生中最幸运的是什么，我填的是一辈子干的是自己喜欢的工作。《浙江老年报》让我去，我就过去了，从60岁退休做到70岁。70岁以后不做了，我要留点时间给自己。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