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浙传学科发展口述史:章贤采不惧岁月风流

浙传学科发展口述史:章贤采不惧岁月风流

时间:2023-11-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章贤采,1950年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1953年任平阳县委通讯干事,1956年进《平阳报》工作,1958年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系工作。“文革”期间,先后在省革委会政工组、省公安厅工作。“文革”后在浙江化工学校办公室工作,后在今天的浙江工商大学退休。朱林、范育华也是两年,没有留下来,后来两年的情况他们是不了解的。柳洪芳和陈岩森,报上的毕业计划当中是要留校的。当时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党员,只有两三个不是党员。

浙传学科发展口述史:章贤采不惧岁月风流

章贤采,1950年华东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学习,1953年任平阳县委通讯干事,1956年进《平阳报》工作,1958年进杭州大学新闻系学习,1960年毕业后留系工作。1962年新闻系停办之后,去浙江文联任秘书。“文革”期间,先后在省革委会政工组、省公安厅工作。“文革”后在浙江化工学校办公室工作,后在今天的浙江工商大学退休。

问:章老师,你是新闻系的第一届的学生,请你谈谈你们同学的情况。

我们的同学当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正式报社调来的,搞过新闻工作的;还有一种是没有搞过报社工作,准备调到报社里来的,县委里面决定了的,然后把他送过来的。像柳洪芳、方文石、陈岩森,这批都不是搞报社工作的,数量呢,我现在没办法统计,人呢,我都是知道的,原来80来个人吧,两个班吧,有一半人,包括仇德盛,都不是来自报社。报纸工作有些人是刚开始搞的,比如范育华,实际上还没有搞新闻工作,是《杭州日报》送来的,是杭州师范学校毕业了之后到《杭州日报》,再送到杭大来了。那么搞报纸工作时间较长的,有哪些人呢?徐达会,原来《温岭报》的主编,方明祥是《常山报》的主编,时间最长的还是我,因为我当时在《平阳报》工作3年了,在《平阳报》之前当过县委通讯干事,通讯干事之后,去过地方记者站,严格地讲,我是1953年开始当通讯干事的。所以我1958年到杭大学习的时候,新闻工作的时间已经6年以上了。邬武耀也是搞报纸的,朱林也是搞过的,当时在《浙江日报》也已经好几年了。金苗新也是的。

与《平阳报》同事在一起

学生生源有两种情况,讲讲是调干生,其实呢,就是一批是搞过报纸工作的,一批是没搞过报纸工作的。那么在报社搞领导工作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徐达会,一个是方明祥,两个主编,所以徐达会一来,就是我们学生的总支委员,我们学生的头儿,一直是班干部,以后留系后也是总支委员,一直到调整为止。我当时留下来之后,就在西湖区办报,回来之后,我是支部委员。徐达会的地位比我还高一点。我还有职务,是教研组组长,是教学秘书,教学工作都是我安排的。其他人都不知道这点。

与同学在一起

在新闻系4年中,两年读书,两年工作。新闻系4年中没有离开的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徐达会,一个是我。其他人呢,讲讲在新闻系工作的,其实没有完全做到,比如邬武耀,一共是4年时间,人大进修了两年,回来工作当教师,其实是一年不到一点。我和徐达会两年读书都没有出去过,读完两年毕业之后,一直在新闻系工作。进新闻系之前,徐达会在《温岭报》工作,是主编。新闻系停办后,徐达会到台州,回到老家去了,先后在台州宣传部、台州教委呆过,大概也就是在教委退休的(教委或者电大),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朱林、范育华也是两年,没有留下来,后来两年的情况他们是不了解的。另外有些人呢,也是不了解的,陈岩森、柳洪芳、方文石说说都在新闻系工作过,但实际上并没有。柳洪芳和陈岩森,报上的毕业计划当中是要留校的。陈岩森老婆是在温州的,她不愿意陈留下来,坚决要他回去,所以放假以后,他就没有回来,以后关系也就转过去了。柳洪芳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对象在温州,她也不愿意来杭州,那么他也坚决回去,放假以后,他是来过的,来办了下手续就回去了。方文石也没有工作过,毕业了之后,他也是当时计划留下来。我呢,当时分配的时候是计划去省委宣传部。

我还没毕业的时候,新闻系在西湖区搞了一个实践基地——办了张报纸,叫《西湖公社报》,那个时候是人民公社嘛。那时王芳兼公社第一书记,省委秘书长陈冰兼指导员,陈冰是搞新闻工作出身的,搞实践基地的点子是陈冰出的,一方面是毛主席要这样做,王芳兼书记。搞西湖人民公社,公社要办个报纸,陈冰在那里当指导员,于是叫我们新闻系在那里搞个实习基地,这个点子是非常好的。新闻系搞个实习基地,学生分配去那边实习,就跟医大办医院一样的。《西湖公社报》没有编制,人都是我们新闻系的学生,所以学生都是我带过去的,因为我是实习组长,也是《西湖公社报》的负责人,所以西湖区开会我都是去参加的,我是负责人嘛。我毕业之后,实习基地还在,报纸也还在的,所以我离不开。省委宣传部当时要人,没有办法,就把方文石调到宣传部去了,我么,就留下来了。那个时候,江牧岳已经来杭大参加工作了。我在西湖区办报的时候,是跟陈冰的,他当时不肯让我走,要我留下来。因此,方文石实际上也没有在新闻系工作过,毕业放假之后,他就去宣传部报到去了。

问:《西湖公社报》你现在还有没有?

没有了,我发表文章很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有个剪报册。我发表文章木佬佬了,我跑到哪里,发表到哪里,文章会抓问题,而且抓得准,我在县里很有名的。这些文章后来都发煤炉烧掉了,《西湖公社报》等剪报也都被我丈母娘发煤炉烧掉了。范育华那里不知道有没有?照片是有的。所以我从事新闻工作其实是很长的,是老前辈啊。当时,我那些稿子,烧掉真的很可惜。

与同学在绍兴实习中

问:当时对新闻系,要求很严的,你们能进新闻系读书,感到光不光荣,高不高兴呢?

当时新闻系在杭大来讲,是特殊的。因为都是党员嘛,原来说都是骨干,都是刚刚反右派的时候从各地县委抽调上来的。我们这批人呢,有优点,也是缺点,就是比较左的。优点缺点都比较明显,反右的就是积极分子,都算是骨干,不管你原来在报社也好,不在报社也好,都是属于培养对象。当时的同学大多数都是党员,只有两三个不是党员。我们都是解放之后的新干部,解放前的都是老干部了,我们都是属于新干部,新干部当中呢,我们这批人都是党龄比较老的,都是属于培养的人才、培养的干部,像我当时去杭大的时候,已经有将近10年的党龄了。我之前是“华东革大”的,“革大”之后去平阳工作的。杭大其他系都是统考生,基本上没有党员的。所以学校党委对我们很重视。

问:章老师,你先是新闻系第一届的学生,后来又留下来当老师,对新闻系十分了解,你能不能谈谈当时新闻系的情况?

中央在杭大下放的都是9级干部,一个是林淡秋,《人民日报》的,一个是江牧岳,后来管我们新闻系的,还有一个叫叶克,他原来是农业学校的,被安排到中文系,3个人都是9级干部,比学校党委书记陈烙痕还要高,都是副部级吧,都是高级干部,下放的。

还要强调一下,新闻系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历史的事实,事实不好搞错的。有这么一本书(指《杭州大学校友通讯录》),里面的信息不知道是谁提供的,是不准确的。如果连新闻系当时的领导班子人员等情况都搞不清楚的话,那就闹笑话了。江牧岳没有当过新闻系主任,他调来就是副校长,管新闻系。我先把要纠正的事情弄灵清。

新闻系老师是倒霉的,老师靠边,是不了解情况的。我们学生是当家的,都是学生说了算,徐达会说了算的,再加上新闻系没有系主任,洪晨洋在《浙江日报》管资料的,很老很老的老同志,原来在四明山打游击的。洪晨洋是个女同志,她也是不容易的,当时把我们这批党员管得蛮好的。当时新闻系是没有系主任的,后来来了一个李文放,她来了以后没有工作过,待了几个月后就走掉了。她来新闻系也只是挂个名,她老公以前是中央的建设部长,很有名气,陈冰当时想把她老公调到浙江来,但是那边不肯放人,于是先把李文放调过来,然后再想办法把她老公调过来。但是最后没有成功,所以李文放也就离开了。她来了之后,没有给我们上课,也没有给我们开过会议,也没有讲过话,住是住在杭大,见面是见过的,但实际上是没有工作。当时总支书记叫陈树棠,是绍兴调来的,他讲讲是总支书记,权呢是在洪晨洋手里。洪晨洋的职务是行政秘书,又是总支委员。徐达会、洪晨洋、陈树棠都是总支委员,实际上呢,徐达会和洪晨洋掌权的,陈树棠待了一年不到,觉得没啥意思了。他是农村调来的区委书记,教育工作不懂,新闻工作也不懂。徐达会以前是报社主编,洪晨洋在《浙江日报》也待过的,所以教育工作之类的都是由他们两人安排。陈树棠人是蛮好的。他走了之后空了一段时间,后来辛航来了,他原来是我们杭大宣传部部长。

问:章老师,你讲得很好,别人都没有说过。

他们不了解情况的,金苗新、邬武耀都是不了解的。邬武耀在我们同学中是非常好的一个人,非常优秀,学习也很好,但是他对新闻系的情况不了解,因为他在新闻系只待了一个多学期,就送到人大去培养了。他培养的时间最长,洪晨洋他们都是提早回来了,他是结业回来的,等他结业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也快关门了。

问:章老师,你们进了新闻系之后,读书用不用功呢?

我们当时在新闻系,读书是很用功的。那个时候随便什么,劳动啊,搞卫生啊,我们样样都比人家好,其他人可能有惰性,但我们都是很勤奋的,晚上学校是9点钟关灯,我们就到楼道中、厕所里去看书的。我们当时学生宿舍在3楼,走路都是很轻的,怕影响别人,统考生就没有我们这么勤奋刻苦。

问:那么当时大家也很喜欢自己这个专业吗?

我们首届毕业生,老实跟你讲,其实专业课是没有上过的,就是上了点技术课,因为没有开课啊,所以讲讲是新闻系,首届毕业生的新闻业务水平,实事求是地讲,除了原来办过报纸的这批人,他们还有点懂,没有办过报纸的人,就根本不知道新闻是搞什么,只晓得一个什么概念。那个时候我们搞运动,就觉得新闻是宣传工具,要听党的话。新闻是宣传工具,这个观念我们是非常牢固的,一定要服从党委的领导。服从党委的领导呢,不是说听党的方针政策,而是说在县里听县委书记,省里呢就听省委书记,单位听第一把手,所谓党的领导,就是第一把手领导。这个观念是很强烈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比较愚痴,如果领导是对的,那么你照做是没有错的,如果这个领导对中央的方针政策路线理解是扭曲的,那么你听他的,就会做错。当时这批人是南下干部,是战争年代的功臣,打仗很厉害,但是搞建设呢,却没什么文化的。你不能怪他们本质不好啊,这批老同志,我们都很了解的。我也是从小参加革命,跟随在首长身边,就听领导的。但是有时候,比如大跃进的时候,这批人是乱来的啊,空话乱讲的啊,你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文化嘛,没有知识嘛,对毛主席,对中央的指示,他们理解不了嘛,或者理解很片面,劲头很足,就干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如果听他们的话,那就要糟糕透了。你可以翻一下报纸,大跃进出事情,报纸有很大责任,报纸在那里乱吹啊,空话乱讲啊,都是套话啊。

问:章老师,你能否再介绍一点当时新闻系的情况?

我再回到新闻系。当时我们没有上过业务课的,新闻系的老师有个叫朱振华,从复旦调过来的。这个同志呢,我们当时杭大没有用他,他在复旦是一个蛮好的讲师,人也相当好,很老实的。他就是讲课的口才比较差,但编报啊什么的,都是很不错的。很好一个老师,没有用他。朱老师和学生关系也很好的。我当时在新闻系同学中属于二类的,一类呢就是比较左的,二类呢就是比较西方,读了点书的。徐达会、洪晨洋派出去是任副职的。正职呢,是要搞思想工作,要搞运动的,副职呢,是管业务的。我呢,是搞业务的,所以我和朱振华是比较要好的。他喜欢喝老酒,我也喜欢喝老酒,一起约着老酒喝喝。他搞了个每周的读报活动,全国报纸我们资料室都有的。他让我们读报纸、评报纸,看报纸,写心得,这个是一直坚持的。这个对别人来讲,可能不起作用,但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看报纸,写心得,对于报纸的情况,写评论什么的。他把我们学生的读报心得拿去看,看了以后,编了一个《读报札记》,是不定期的,是铅印出来的一个刊物,是朱老师在那里搞的,其他人都不重视。读报活动是他提出来的。毕业之后我们也一直有联系,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朱老师关系很好,他曾来找我诉过苦。他后来去了浙师院,去了之后境遇就不是很好了。那个时候我在公安厅工作,他来杭州,我都接待的。这么好的老师一直单身,40多岁都还没有结婚。

那时候我们新闻系还有个老师叫赵贯东,是北大新闻系毕业的,跟戚本禹是同班同学。戚本禹你知道的吧?“文化大革命”期间很有名的“红旗手”。他这个同志呢,和我是老乡,是温州人。他普通话也是讲得不准的,但读书非常用功,基础非常好。原来是在空军部队的,从空军部队转业到北大新闻系。他是离休的,写文章写得非常好,文字功底很好,好得不得了。他写的文章,《人民日报》都可以发。所以新闻系不是没有人才,都是没有用啊。赵贯东后来去了武汉大学,离休之后就在上海定居。赵贯东与我也很好,我们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一直是来往的。

问:章老师,那么当时新闻系的老师对你们要求严不严格的呢?

当时新闻系的老师对我们没有要求的,我说过,新闻系是总支领导的,老师都是靠边站的。学生叫老师做什么,老师就做什么。

问:章老师,当时新闻系的老师是不多的吧?

当时新闻系的老师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的。

问:你们学生当时是如何看待新闻系的老师的呢?

我的看法嘛,就是我对老师都是很尊敬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少很少的。

问:那么其他同学怎么看呢?

有些同学则是认为这批知识分子是没用的。

问:学生也是这么看待他们的吗?

学生么,就是我们这批同学呗,大多数同学都是看不起他们的。看得起老师的没几个,像我这样和老师还保持好关系的,不多的。

问:那么他们一般都有什么表现呢?

他们都是不搭理老师的。什么表现的话,下面讲个故事说明一下,我和江牧岳关系是最好的,他来了之后,为什么会对我好呢?因为我当时在办《西湖公社报》,办报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见过面的。我们第一批办报的同学,包括范育华、陈岩森、沈本善这批人都回去了,都毕业了。第二批呢,1959年这级的过来了,一个学生在我那里实习,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学生了,已经是助教了,变成辅导老师了,还是《西湖公社报》的负责人。虽然身份变了,实际上也算是同学,只差一年嘛。来的这批人当中,有一个叫杨成兴,现在是已经去世了,是从金华报调过来的,是跟过地委书记的。这个学生很左的,蛮红的,他怎么看待老师的呢?

他那个时候是我的下一届,杭大新闻系当时有两个助教,一个叫陈裕祥,复旦来的,和华祝考他们是一起的;还有一个是王旦凤,孟还的老婆,现在还在杭大。这两个人当时下放到西湖区去劳动,叫我代管一下。他俩是交给西湖区区委宣传部的,区委宣传部和我关系很好,我当时是《西湖公社报》的负责人,开会我们都是一起的。那个时候公社领导开会,王芳、陈冰都是一起来开会的,我也参加的。西湖区有什么劳动呢?后来叫王旦凤到龙井去搞茶叶,春天里要采茶叶,平时就搞搞管理,也没什么劳动的。水塘劳动,都在古荡、黄龙洞那里。王旦凤原来是上海人,上海小姐的样子,说她是资本家,其实也不是的,也就是以前家里条件比较富裕,所以被人说成什么资本家之类的。她从小参加地下党,是我老师啊,我对老师是很尊重的。西湖区又没什么劳动,我就跟老师说:“没什么事就可以回去了。”其实劳动不劳动也无所谓的,王旦凤就回去了。陈裕祥的家属不在这里,他也是上海人。我把陈裕祥老师调到我这里来,调到《西湖公社报》来,帮忙编编报纸。当时我是负责人,要负责签报,我定的下来的话就我签,我签不了就要区委书记签。我让学生把稿子交给陈老师,陈老师负责看学生的稿子,编一编,他是复旦大学毕业的,是本科生啊,文字水平都不错的。如果学生的稿子有什么毛病,就请陈老师给学生们指导指导,上上课什么的。这不是蛮好的吗?但是这个事情是没有向新闻系党总支汇报过,是我自己的主张。

我们新闻系学生基本都是党员嘛,所以有支部的,那我们也当然要参加支部会议。一次,有人突然在支部会议上向我发难。发什么难呢?讲我投降,说我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投降,把陈裕祥调过来,把学生的稿子拿给他看,给他去编。一发难,当时新闻系大多数同学很左的啊,都跟上来,说陈老师是下放劳动,领导没有批准他可以改稿子、搞辅导。可是我没有违反原则啊,最后稿子都是到我这里来的啊。稿子发不发,最后是我定的啊。我看陈老师编的稿子很好啊,编得比我还好,文字水平也比我好。我讲的是实话。但是我比他红,我有红帽子,他没有红帽子而已。一发难,这件事情就被西湖区知道了,就是现在园林管理局的地方,那边印象就很差了,啪啦啪啦开大会,然后就惊动了西湖区委,也惊动了陈冰,因为这个报纸是陈冰搞的。陈冰、王芳两个人都对我蛮好的。当时班里很多党员同志,都反对我,都说我是右倾,我当时还是有点慌的,因为我自作主张了嘛,虽然,西湖区委是同意的,但是新闻系领导还不知道。事情闹大了。江牧岳就是这个时候来新闻系的,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处理这个事情。陈冰后来也发火了,说新闻系这批党员向我发难是胡闹,他还讲了个故事。

高光,《浙江日报》副总编,是右派,后来被摘掉帽子了。当时浙江有一本刊物叫《求是》,是陈冰兼主编的,他当时主要负责秘书长的工作。他把右派高光调到《求是》杂志,让编辑编好的稿子都给高光看过,再由陈冰自己看、签字。他说,高光我都是这么用的,有什么错呢?权还是在我手里嘛,高光是有这个能力啊,以前是《浙江日报》副总编,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人是很聪明的,文字水平是很不错的,报告文学写得很不错,与于冠西差不多(于冠西的文采当然要比他好一点)。陈冰说:“章贤采有什么错呢?陈裕祥看看稿子,有什么不好的呢?给学生辅导辅导,有什么错呢?为什么要发难呢?”

问:你说你与江牧岳关系很好,有哪些表现呢?

这样一来,新闻系学生本来要我吃苦头的了,陈冰讲话了,江牧岳就把那批学生调回去了,并在支部会议上狠狠地进行了批评,具体情况我就不是很了解。江牧岳非常欣赏我,所以我和江牧岳关系很好,说我是江牧岳的亲信,也就是这么来的。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之后不是大跃进吗?没有饭吃,饿死人了,毛主席让田家英去搞调查。田家英一个人怎么调查呢?于是就向陈冰、江华要人。因为我是跟陈冰、江华、王芳的,江华我是不熟悉的,陈冰就让我带上两个学生,参与田家英到浙江的调查。调查是在嘉善干窑公社进行的。这个调查报告后来送到毛主席,毛主席就决定把人民公社停掉,以后中央就发了一个文件,恢复原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把“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撤掉了。田家英的这个调查报告,在调整国家政策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究竟大跃进正不正确?当时也不光田家英一个人调查,毛主席还叫很多人也去调查,包括彭德怀还有其他很多人都是去调查的。我带了两个学生,一个是叶承垣,还有一个学生可能是吴文谦(是不是记不清楚了),叶承垣我是记牢的,因为叶承垣比较能干,后来粉碎“四人帮”之后,当了宁波地委书记,是副省级干部。他就是因为参加田家英的调查,粉碎“四人帮”之后,那就不得了了嘛。参加调查的还有杨源时,原来是金华地委书记,后来被定为右派,被撤销职务,下放基层锻炼。

后来我回到新闻系。因为这件事,江牧岳当然很重视,很多县委书记、地委书记都来拍我马屁,小章小章地叫我吃老酒,来我这里打听消息。但是我们有规定的,田家英是毛办主任啊,一点风声都不好透露的。怎么搞调查,调查什么内容,不好讲的,一点信息都不好透露的。调查的东西交给田家英,田家英向毛主席汇报。

问:那么你对田家英的印象怎么样?

我对田家英的印象,当然是很好的,不得了的好。同时,这件事情对我的教育也是很大的。怎么大呢?因为原来我们系的调查报告,是有一个公式的,有一个八股文,即成绩要讲透,要有典型例子,成绩一定要归到毛主席,一定要归到阶级斗争。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套路。什么毛泽东思想,阶级斗争之类的,总是要把它归到这里来的。讲缺点就是笼统地说,没有典型例子,一笔带过的。成绩与缺点的关系,就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原来我们搞新闻工作,搞秘书工作也就是这么一个套路。这是共产党跟你讲的,如果你不懂这个套路,是没饭吃的,你是跟不牢的。这次调查呢,田家英给我们布置:看到什么写什么,一条一条地记,不要什么陈旧的格式。因为我们搞老套路搞惯了的,田家英就让我们看到什么讲什么,不要讲什么观点,不要讲分析。当时就说要办食堂,怎么个办法呢?我们去调查,老百姓没有一个同意的,都是干部强制性命令的,把灶台敲掉,就这样做的。最后么,饭也没得吃。我们在那里28天,我们的嘴巴都这样凹进去了,我们一天就吃这样的一杯稀饭,食堂一天只供应一餐稀饭。我们去时老百姓都饿坏了。小孩生下来,两三岁了,哭也不会哭的。女同志生了小孩,把奶拿出来,一点奶水都没有,走路都走不动,我们叫她们开会,都是爬着去的!饿成这副样子了,大跃进!你没有看到啊!啊哟,原来的鱼米之乡啊!嘉善多少红都不晓得。于是我们就把这种情况都写下来。原来你敢写、敢讲的啊?后来就发点粮食,是战备粮调来,是黄豆,老百姓没有粮食了嘛。我们国家战备粮有两种,一种是备荒,防止灾害的,还有一种是打仗用的。战备粮不好全部动用啊,不能随便动用的,都是要领导批准的。这件事情对我们教育是很大的。

我回来之后,江牧岳让我再搞府志调查,是新闻系和历史系的学生联合搞府县志调查,响应毛主席号召,主要是调查农业问题。我们从历史上、古县志里搞调查,很多灾害,比如水利灾害问题对农业影响很大,我们把全部浙江省的府县志都拿来调查,找材料,哪年丰收,哪年灾害,把这些材料收集起来,给省委做参考。这个对我们国家调整农业政策作用很大。这是江牧岳叫我们搞的。我们把两个系的人员并起来,把学生老师调来,我们搞了个府县志调查领导小组,共5个人,江牧岳是我们的组长,新闻系是我参加的,历史系是姓张的教授(平阳人,与我是同乡),还有个历史系的副书记(女)。这个对当时的新闻系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江牧岳这个还是搞得不错的,他非常重视这些实事求是的东西,没有半点搞腐化、搞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为人也是非常平易近人,所以江牧岳这个人是很好的。

问:当时政治运动很多的,那你们经常参加政治运动吗?

当然参加的,当时政治运动很多,大家都是参加的。政治运动么,讨论一下就过去了,表个态,也没什么东西的。我们联系杭大的实际呢,就是批原来的教育厅副厅长,以前当过杭大的前身浙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焦某某,当时就要批他。

问:那么我们新闻系的同学是怎么批他的呢?

新闻系全部人都要参加,党员都要参加的,都要表态,小组讨论,认为他有什么不对的,这个是政治运动,都要表态的。就算有人不了解情况,也还是要表态,不管你思想通不通。政治运动么,就是要表态,不表态思想就通不过。(www.daowen.com)

问:哪像我们新闻系的表态,有什么特点?

就小组讨论,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东西,就是开个会,讨论了,大家表个态,不就好了吗?

问:那我们新闻系的同学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政治运动的呢?

大多数人认为是正确的,少数人认为是烦的。当时新闻系很多学生,还是很接受这种政治运动的,少数人么,像我这种,就是很厌烦的。大部分同学还是赞成的,特别是徐达会,徐达会很左的,不左怎么当总支委员吗?当然徐达会这个同志是非常好的,后来去台州宣传部去当副部长了,再后来当电大党委书记或者校长去了。

问:他是不是王兴华的同学?

王兴华是统考生第三批,是最后一批,是我的学生辈,徐达会后来给王兴华他们上过课的。徐达会之后留下来上课的。王兴华很迟的,与王则信他们同班。

问:新闻系创办的时候,刚好是大跃进,对学生的影响大不大?

新闻系创办的时候,刚好是大跃进,对学生的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大跃进,就是搞浮夸,搞吹牛嘛,所以我们好多学生都是靠吹牛的。

问:章老师,你刚刚提到,大跃进对学生影响很大,你能举几个例子吗,怎么样的影响?

就是“左”啊。大跃进那个时候,还爱喊口号,都是一些虚假的口号啦。新闻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舆论导向,如果弄不好,观点不正确,起的破坏作用是很大的。以前我搞媒体,我有个习惯,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记下来,进行点评。现在年纪大了,搞不了。

问:章老师,当时你们学生又是怎么样看待大跃进的呢?

大跃进么,都是好的呗,哪有不好的?当时学生都是觉得好的,因为毛主席让搞的嘛,后来出了事情,我们这批学生毕业也就走掉了,走掉了么,也就不晓得了。于冠西和江华一起去临安去,成立临安人民公社。于冠西在那里马上挥笔题词:“鼓足干劲生产,放开肚皮吃饭,人民公社好。”回来后,《浙江日报》套红头版头条登出来。那时多少红啦!我们都要学习,冠西同志题词好啊,不得了。江牧岳下放到《浙江日报》当社长一年不到,组织了省委农业检查团,他是丽水温州地区检查团副团长(团长是林乎加,省委副书记),他回来之后就写了6条意见给新华社作内参,谈了对大跃进时小株密植、劳逸结合、亩产吹牛等问题等看法。结果,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有人发难,说江牧岳错了,省委扩大会议开始批江牧岳的6条。之后,江牧岳就被批判,他被下放到临安一个公社当副书记。实际上一点事情也没有的,把他放在那里改造嘛。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文革”后期我出事后,江牧岳跑来安慰我,在讲党内斗争的情况时,他向我讲了大跃进时期他给新华社写内参之事。因此,1958年江牧岳还在临安劳动,他是1960年来杭州大学的,1960年的暑假8月份嘛,他当时来学校当副校长了,是从临安调回来的,《浙江日报》回不去了。

问:三年困难时期,学生遇到了哪些困难?

三年困难时期,学生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新闻系也是很好的。我们杭大伙食还可以,林乎加给我们杭大出了点钞票。最先出现了浮肿病,之后省委就采取了措施,我们用钱向舟山的人民公社买鱼,那个时候买这批东西是要鱼票的,那我们买就不要鱼票了,尽管鱼票我们学生还是有的。我们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我们新闻系、历史系在分部的食堂吃饭。困难时期,我粮票还有得多呢,20多斤粮票,我还吃不完。那个时候我们到西湖区采访的话,在古荡公社搞点菜油、搞点鱼(古荡鱼塘很多)给杭大食堂。那个时候我们学生都不错的。困难时期,对我们杭大学生来讲,影响不大。一开始出了点浮肿病,外语系书记(陈伟成的爱人)晕倒了,后来向省委反映,林乎加就想办法从舟山调配鱼给我们,我们学生总体困难不大。

问:章老师,你们是1960年毕业的,你们对毕业分配感到满不满意呢?

我们是1960年毕业的,当时毕业分配很火的,像我,几家日报要我,县里要我,《浙江日报》要我,宣传部要我,学校也要我,3个地方通知我去拿工资。我一个人怎么可以去3个地方拿工资呢?我怎么选呢?宣传部叫我去拿工资,杭大叫我拿工资,我们平阳县委叫我回去当办公室主任。我当时就选了平阳县委。为什么我选平阳县委呢?因为我是平阳县委给我报上来的,平阳县委叫我回去,我不能不回去啊。叫我选择的话,我还是会回平阳,一个人怎么能忘恩呢?是平阳培养我的啊。毕业了之后,我在平阳拿了9个月工资。后来我们县委书记去省里开会,找了林乎加,省里就要我回杭州,说共产党员什么回去不回去的,都是基层来的,现在杭州有任务,就在杭州干。我们县委书记被批了一顿,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我后来工资也就不发了。当时对于我们这批人,社会上都是抢的。新闻系停办了之后,也是3个地方要我,《浙江日报》要我,杭州市委要我,杭大要我。其他同学也很不错的,都是骨干。我们这批同学,不管去到哪里,都是不错的。现在看来,县里当过局长都不错的。办公室主任什么的,在县里都是骨干啊。现在学生分配哪有这么好的,没有的。我们留在省里当干部也有,吕根土(1959级)不是也当过民政厅厅长?吕根土也在我那里实习过的。在我那个《西湖公社报》里实习过的人都不错的。

问:那你们听到新闻系停办,有什么看法?什么感觉?

也没什么感觉的。对于新闻系,我们觉得也没什么花头。讲讲是新闻系,实际上是中文系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读了一点中文系的东西。中文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不错的,现在来讲都是名牌,比如王驾吾、孙席珍、刘操南等,王驾吾、孙席珍还是三级教授,都是很有名的。我跟这些中文系老师关系都很好的。我去孙席珍那里,他很小气的,他老是让我去买酱油、买老酒,都不肯给我钱的,还让我抱小孩子。我跟他们关系好,我那个时候是调干生,每个月都有工资的,59块钱,生活得很不错。而他教授工资一个月有200多块。

问:那么其他同学,听到这个消息,怎么样?

其他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也差不多,都毕业很久了,停办是在1962年,我们这届也毕业了。我们首届同学没有什么看法不看法的,也就我们几个留校的同学最先知道这个消息。

问:那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看,你觉得新闻系值得办吗?

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来看,我觉得办新闻系没什么花头的,一点必要没有。让学生去县报,乱七八糟。那个时候搞浮夸啊,那个时候如果县报不停掉,同学们去办县报的话,肯定还是要鼓干劲、宣传浮夸,听党的话嘛。但是在同学中大多数人是不同意我这个观点的。现在开同学会,我说我们的新闻系阿弥陀佛的,他们也是不同意的,他们说不管是不是阿弥陀佛,有个文凭总是好的。文凭有啥用场?你要实事求是啊。我们当中很多同学,是不会写文章的啊,搞运动是有一套的,当官也是可以的,文章是一点也不会写的。我跟你讲的是实话,有几个会写文章的?

做新闻工作,确实是有些人适合,有些人不适合的,它是一种特殊的行业。这是我的体会。比如说写作采访,政治敏感,看问题敏感是很重要的,政治思想水平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木西西的,领导怎么讲你就这么记,没用场的,独立看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们到《杭州农村报》去实习,那个时候快过年了。我们几个学生,没几个会写报道的,文章改来改去,写不出东西来,一塌糊涂。我跟一个副乡长,路过一个凉亭,风雪很大,我们就进了凉亭。副乡长讲,解放前,有人在这里讨饭,有人在这里过夜,有人在这里冻死。就是这样一句话,使我突然来了灵感。我问:“解放前有人在这里过夜,那么现在乡里有没有人就是在这过夜了?”他不能确定,回到乡政府,他找其他乡干部,问过去风雪夜,有没有人在凉亭那里过夜的。名单排来排去,还真找到一个人。我立马就让他带我去采访这个人。我后来就写了篇通讯,叫《风雪夜访老农》,他是解放前在凉亭里过夜的。写东西也要靠运气的。刚好我去采访老农的那天,他儿子回来看他,他儿子是解放军。现在他家里条件好了,去了之后,招待我们。我写了那篇通讯,就是对比嘛,对比解放前和解放后,有人物,有细节,有情节,就是好稿子。所以搞新闻的人,听到一句话,灵感就来了,如果脑袋很麻木的,那就不行。当然,灵感来了,你还要思想深刻啊,肚子里要有数的啊。好多同学去采访,笔记本一大本带回来,资料一大本带回来,翻来翻去写不出来。应该写什么东西,用不着翻的啊!我在西湖区办报的时候,写西湖龙井18棵御茶树,后来发在《中国日报》英文版,还拿了120块钱的稿费,很高的了,不得了。我写的是中文,他们翻译成外文。我这篇文章,为什么他们要发呢?写18棵御茶树的文章资料很多的,什么乾隆来过,赐了18棵御茶。我写的是什么呢?当时是五一劳动节,工人疗养院里一批劳动模范在虎跑喝茶,就是龙井茶、虎跑水。他们以前都没喝过的龙井茶、虎跑水,我就从这个茶水说起,然后讲到18棵御茶,再讲到龙井茶的来历。那么这样子,这个文章就通顺了,就不是一般的资料文章了。所以搞新闻工作的人,思想思路要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角度,就没意思了。光写资料性的东西,就没什么意思了。角度很重要,不一定从正面,可以从侧面,这样就有趣了。原来《浙江日报》还有几篇好文章,比如王亮,原来中文系毕业的,文笔不错的,他写过有关绍兴三条街的报道,写得不错。

问:章老师,新闻系停办以后你到哪里工作了?

杭大新闻系停办了之后,有3个地方叫我选择。中央不是下放在杭大3个省级干部吗?叶克当时平反了之后要去省文联当主席,要带一个秘书去,江牧岳就把我推荐给了他,后来我就跟着叶克去了省文联,当秘书,他要培养我当作家。人物通讯我写得蛮好的,有人物,有情节的,这些东西呢,跟文学蛮接近的。所以我在省文联工作的时候,接触了很多作家。后来搞运动了,情况也就变化了。我跟巴金等众多作家关系很好的,他们来浙江,都是我接待的。我再讲个故事。

粉碎“四人帮”之后,巴金写了一本《十年一梦》,他就送了我一本。人家送书给我,我都是马上看的,看完之后,我就给他写了首诗,他看后哈哈大笑。他说,《十年一梦》这本书写的是“文革”期间被迫害。巴金在“文革”期间就是被迫害的,很苦的。这是事实。问题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呢,不应该老是围着个人的遭遇而斤斤计较,应该考虑到“文化大革命”对国家和对民族造成的灾难。不应该仅仅考虑到个人,你个人的话,就搞得自己受迫害,老是在那里发牢骚,写点回忆录。当然很多人都是说巴金好的,我个人的想法就是巴金不应该写的,没意思,你是大人物,是有影响力的,你不要老是围绕自己个人的迫害写,要写对国家对民族的灾难。你写这个,比你个人的东西有意义。个人呢,恩怨无所谓。我给他写了首诗:“美梦噩梦都是梦,醒来那是一场空。一年三百六十天,哪天不是在做梦?”巴金一直叫我“小鬼”,讲我很聪明,很有见解,说我这个见解和别人不一样的,他很佩服的。他还说,我为什么不早点与他讲,如果早讲,他这本书也就不出了。当时,我就想:你没有给我这本书,我怎么知道你要写这个?又怎么给你评价呢?巴金还真是老糊涂了。

蔡义江是我们新闻系的,他来到我们新闻系就研究《红楼梦》。2013年他回杭州时,《钱江晚报》专门作了报道(编者注:《红学家蔡义江评价〈红楼梦〉姑娘当女朋友都不合适》,《钱江晚报》,2013年3月22日)。他很喜欢喝老酒。江牧岳欣赏两个人嘛,一个是我,一个是蔡义江,他研究红楼梦的,我不研究的。我对他研究红楼梦的注解还有评价的,我就给他一句诗:“满纸频飞荒唐言,红楼看破哪有泪?”曹雪芹没有看破红楼,所以他有泪,有一把辛酸泪。有恩有怨,有盛有衰,有爱有恨,《红楼梦》无非是这些东西,看透了的话,还有什么辛酸泪,还有什么荒唐言呢?我这个看法跟其他红学家的观点都是不同的,没有一个红学家认同我的观点。

问:章老师,你除了在文联工作,后来还去了什么地方?

在省文联工作,就接待作家,那段时间是1962年到1964年,就两年时间,我们培养了好多作者,薛家柱等都是我们培养的,杭大中文系的吕洪年,经常来我家里,帮我抱过小孩的。吕洪年是我帮忙调过来的,写文章也是我介绍的。平阳我有一大批老乡,包括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啊,什么豆腐干的文章,要参加作家协会,也让我送给林淡秋看,也是通过我介绍参加作协的。这批小青年都是找我的。老的这一批,马骅、孙席珍等跟我差不多的。以后就搞运动了,毛主席那个批示嘛,什么裴多菲俱乐部、什么才子佳人,我们文艺界就搞整风啦。当时宣传部长金涛来文艺界搞整风,搞到一半就参加“四清”了。搞“四清”的时候,我在省委“四清”办的文教部,我们搞了两年多,“四清”回来之后就搞“文化大革命”了。

问:那么你是哪一年离开省文联的呢?

我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离开省文联了,后来就去了公安厅,主要还是办刊物、批文件,还是搞新闻工作,编公安内参,向公安部、省委反映抽象性的东西。后来就去化工学校,在文二街,就是现在的工商大学。后来我就是从浙江工商大学退休。

问:那么,章老师,你在化工学校做什么工作呢?

我在化工学校搞行政,因为化学我又不懂的。

问:章老师,你后面跟新闻工作渐行渐远了?

原来在省文联的时候,还是接近的,联系联系作家,搞搞文章,在公安厅也至少搞搞文件,编编刊物,编编内参之类的,后来身体不好,还有其他原因,就不怎么搞了。到化工学校之后就基本不上班了。

问:那么章老师,你为什么要离开省文联呢?

“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系统的革命比其他单位来得要早,还要猛烈一点,“文革”是从文化界开始的,文艺尖子抓起来了。我先去搞“四清”,我回来是很晚的了,我是1966年8月29日回来的,文联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其实比5月16日还要早。5月16日是“文革”全面开始。我当时在“四清”工作团,“5・16通知”以后,我是从工作团派到县里去搞“文化大革命”的,当工作组的组长。毛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以后,我们变成反动路线了,我们工作组就都撤掉了,我就回来了。根据“5・16通知”,我原来在慈溪搞“文化大革命”,搞文艺界的“文化大革命”,搞工作组的。我一贯比较右倾,在杭大读书也是业务干部。那时候,有3个组,一个负责教育系统的,主要搞重点中学、高校之类的;一个负责医院和卫生系统的;一个负责文化系统的,我就在这一组,因为我原来是省文联的,我是文化组组长。3个组长中,我是右倾的。我们变成反动路线了嘛,左派就起来造反,把我们的笔记本啊什么的,都抄家抄掉了。这批人本来要斗我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把事情做那么绝。我回到杭州以后,他们后来还来看我。但是运动还是要搞的,因为这是中央的命令,不执行不行。我在“四清”蹲点,这里批他们搞资本主义,那里送粮票、钞票给他们。“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说我是“两面派”,白天批斗一个人,晚上给他送粮票。其实,他们是很可怜的,有的家里饭都没得吃,我就弄了张粮票、5块钱给他们,表示一种态度嘛,这样子人家也不会对我有意见。那么人家老婆就会跟老公讲:章同志来过了,看我们锅盖,看我们米缸,米也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他看我们这么可怜,还送了张粮票给我们。开会我还是要批他们的,实际上我就是搞“两面派”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文化局原来有工作组,工作组因反动路线都撤销后,群众把我选上去了。文化系统共有两种人,一种是学生,大学生毕业分配来的,都不是党员;一种是老的人,他们大多有政治历史问题,比如说在国民党搞过什么事情,不那么清白,清白的人不多的。我是清白的人,又是大学里出来的,年纪也很轻,又是老党员,又是搞工作组,搞领导的,有组织工作能力的。当时文化局、文联的党组领导都靠边了,让我出去当头头,把我选上来。“文革”中有两派,两派都要找我当头头。我就说,左派叫我当头头,我不去,右派叫我当头头,我也不去。我说,你们联合起来,我就可以当头头。后来周恩来总理接见我,问我浙江文化局有没有两派,我就说,我把他们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之后,在联合兵团中我就当头头,就一个头头,后来人家又不服,说我有野心。总理听了笑了起来:“当头头也好嘛!有野心也不错嘛!”总理当场表扬了我。

“文革”期间在北京

我的经历蛮坎坷的。浙江“文化大革命”第一个文件“十条”,是我代表浙江代表团成员,在总理接见我的时候签订的。这个文件是解决什么问题呢?把浙江军区司令员龙潜(原军管会主任)调到武汉,把南萍调到浙江来。这件事情现在看来是不对的。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总理找我谈这个事情。我们有13个代表,我是其中一个代表,我是机关干部。所以我那个时候还是不得了的。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接见我,是关于解决浙江问题——“十条”。参加接见的人是谁呢?那个时候“四人帮”还在上海,还没有到北京,是谭震林(副总理)等一起参加的,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也在。总理第二次接见我们,是解决浙江省委问题,就是哪些人可以出来工作,哪些人现在不出来工作,讲话时我们在京西宾馆。我们就一起讨论。以后就叫曹祥仁、赖可可、沈策等出来工作,江华先到北京养起来。陈伟达当时被总理批评了,浙大有些学生不同意,因为陈伟达当时兼浙大校长。所以我回来之后,也算是代表人物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也是蛮风光的。当时我们新闻系这一级学生中,我是老大啊,第一个风光,第一个被总理接见,总理是表扬我的。我呢,就是一个好,讲话实事求是的,自己怎么想就这么说,不考虑后果的,不像有些人,讲话说谎的。所以总理就讲我有野心,又讲我“两面派”,总理都笑起来了。总理问我外面去不去搞的?我说我外面不去搞的,我死保着家里,家里管牢的,别人都叫我看门狗。总理就说,这个看门狗也很好嘛。所以总理表扬是表扬我这个东西。然后他问我这批作家怎么处理,我就说这批作家我们都没有处理,都养着。“战斗队,他们有没有填表格啊?”我说他们愿意参加我们这个战斗队,都算的,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不参加。他们是自由的。这些东西,总理都是蛮佩服我的。

我回来之后,就成立革委会了。文化局、省文联不是砸烂了吗?那么就要成立革委会了。革委会有政工组等4大组,政工组下面有一个文艺办公室,分管文化局,我是文艺办公室的副主任,是革委会的干部,副厅级。所以我们这级同学中,我是第一个(当时是30多岁)当到副厅级。不过,这也为我以后因此犯错误埋下了伏笔。

自结合进革委会,矛盾就来了。省革委会中,张永生是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我们文艺,他要比我大,他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啊,我是他下面的。我与他闹矛盾了。演样板戏、看内部电影,他批条子要票,我不给他的,我说:“新干部,革委会副主任怎么可以批条子要票的?”我说内部票都要登记的,不好乱来。你张永生是可以看的,其他人怎么可以顺带呢?他说你是什么新干部,比走资派还要厉害,我只要几张票。于是他就要搞我了。不过搞我也不是那么好搞的,因为我也是新干部,我那个时候还有个红帽子,总理也是表扬过我的,文字也蛮好的。我内部搞得很好,搞得很团结,我文化系统里18个团级单位,1800多人,我能够控制牢,所以我还是不错的。我那个时候也就30多岁,要把大家团结起来,也是不容易的。内部是有两派的,观点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要把大家协调好啊。

以后,张永生就派杭钢工宣队进驻文化系统来搞我。那个时候他没办法搞我,但是工人阶级,那个时候藤帽铁棍,厉害啊!他们不讲道理的啊!你没有看到过、没有接触过,杭钢藤帽铁棍出来,人家是要吓坏的啊。他们批我的反动观点,我那时反动观点蛮多的。那个时候不是有句话叫“造反有理”?我说你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是错的,乱造反,有道理才好造反,没有理由的怎么能造反呢。无缘无故被大字报批斗,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你要讲出道理来的啊,要有理由啊,造反有理啊!他们就说我反毛泽东思想,我当然有错啦。我这些不三不四的言论蛮多的,就被他们揪住。他们还骂我们是“臭老九”,我就说,你们骂我们“臭老九”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他们就说这是毛泽东讲的,我就说你们错了。“臭老九”是怎么来的呢?清华大学有个“井冈山兵团”,它有个报纸叫《井冈山报》,红卫兵在上面写文章,把知识分子放到黑九类的第九类,这是红卫兵骂人的话。毛泽东看了之后,哈哈大笑,说了一句:老九也不能走嘛——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话。他实际的意思不是对知识分子看不起啊,他还是重视知识分子的。所以我说,你们根本不懂毛泽东思想,就在瞎说,你们才是反毛泽东思想。所以报纸很重要,有时候报纸也乱宣传,报纸上写的东西一定要准确。

整了我一半的时候,革委会知道了,军管会知道了。这没道理的,说我保江华,说我是谭震林干将。我说我怎么会是他的干将呢,总理接见我们,谭震林也参加的。我同谭震林又没什么接触的。工宣队轰了我一炮。革委会知道了,革委会把整我的这些人调回工宣队办学习班去,并做我工作,叫我正确对待。后面我头头也就不当了。我们机关都回干校,以后就去农村宣传队。回来之后,文办撤销,要恢复文化局,革命领导小组,安排我当核心小组成员(党组成员),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张永生还在那里的,讲我“二月逆流”想把我打倒,打嘛又打不倒,于是又想搞我,“三结合”的时候不给我结合。我也不愿意,文化系统我吃不消当了。唯一的办法呢,就是在公布名单之前,把我调离文化系统,把我调到人保组,调到公安机关。调离之后,他们宣布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我因为工作需要,调离单位,官是没有了,副厅级这顶帽儿没有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的。文化系统那边,一批老同志叫我不要走,明明是人家在搞你,你不要走。我讲我还是走,我是个小干部啊,吃不消啊,那么复杂的,我烦煞了,我不喜欢高级干部。什么当官不当官,工资又没得加的,苦么苦得要死。这种官好当的?我还是离开的好。后来林彪爆炸了,谭启龙来了,谭启龙的老婆到文化局当局长,文化局干部都解放了。张永生那个时候又要插手了。文化局的干部讲:张永生很难对付的,对付张永生有什么办法呢?原来有个新干部,叫章贤采,对付张永生的,现在让张永生调到人保组去。那么,谭启龙老婆打报告到省委。过去副厅级要省委常委讨论的,就给谭启龙讲,要求我回到文化系统去,还是老样子,当领导小组副组长。省委常委就讨论了,铁瑛知道了,他是分管公安机关的,他叫我小章。我当时在人保组当党委秘书,和他有接触,他们都不知道我原来在文化系统干过。因为我没说过,所以公安系统里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以前是文办副主任,副厅级的。我当秘书蛮好的。秘书么,苦一些而已。他们不同意,不同意我回去。人保组要撤销,公安机关又要找人,那么就把我留在公安厅了。把我留在公安厅,公安厅里造反派闹起来了:他又不是公安厅的群众组织,他也不是老干部,怎么到我们公安厅来结合呢?我到公安厅里来结合,公安厅里就要少一个人当官了。他们东弄西弄,也没有结果,我是省委决定的啊。他们也没有办法。

烦煞了!你不知道啊,“文化大革命”中当干部没意思啊。我说我到农村搞调查去,我专门到农村去调查了一年,待在机关里烦煞了。回来之后“四人帮”就粉碎了,我们结合在公安厅的新干部,通通被审查了,“文化大革命”的新干部都被审查了。我讲讲两次结合了,在文化局结合了,在公安厅结合了,都是厅一级的。查来查去的,有错误,什么花头?头头是当过的,职务是蛮高的,却没啥事情,这样就把我的职务拿掉。新干部、结合的干部统统去劳改。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厅一级的新干部21个人,除两三个人外,其他人都是通通被开除党籍的。我是保留党籍的,就调到化工学校当办公室主任,保留科级干部的待遇。所以我的经历是蛮坎坷的。

问:那么章老师,你是离休的吗?

我不是离休的,离离休只差几个月,我是1950年参加工作的。

问:你在平阳参加工作之前,你是干什么的呢?

在去《平阳报》之前,在平阳最大的酒厂同春酱园里当学徒。解放以后就去平阳县委,平阳县委成立了以后把我送到“革大”去读书,“华东革大”浙江分校,在临安,读了9个月,还是留在省委宣传部。那个时候年纪小,只有16岁啊,普通话不会讲的。留在省委宣传部,一个人留下,我不肯。我也算是个小孩子,其他人毕业之后都走了,我算是被挑来的。但是我不肯,我要回去。他们不肯放人,有人就教我一个办法:不吃饭。实际上我也不是不吃饭,我晚上不去食堂,有人偷偷把馒头啊菜啊带给我。这样子闹情绪之后,他们就找我谈话了。“革大”他们不管的,因为分配工作是省里组织部来挑人的,宣传部的人就来问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就实事求是地跟他们讲,一来我年纪小,普通话又不会讲,省里工作我吃不消,我还是回到县里面去。他们就笑了说,好的好的,就让我回去了。那个时候年纪小,不懂什么领导,什么干部。我讲的全是实话,我很直的啊。没其他理由,就是说胜任不了。

(何扬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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