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祝考，1949年考入杭州新闻学校，毕业后在於潜县县委宣传部任通讯干事，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年毕业后在杭州大学新闻系任教，1962年杭州大学新闻系撤销后去浙江师范学院工作，1976年，调到浙江中医学院（浙江中医药大学），负责编辑《浙江中医学院通讯》，直到离休。

问：请你谈谈你的经历，进新闻系以前在哪里工作，为什么到新闻系工作？

我是浙江富阳人，我自己父母很早就没有了。读书的时候，日本鬼子刚刚侵入中国，富阳在1937年年底的时候就沦陷了。我有书读的时候就读书，没书读就务农，有时候日本鬼子下乡扫荡还要逃难，直到1944年的时候才去读高小，哥嫂姐姐都支持我去读。1946年，我考到了富阳中学，毕业以后好不容易考进杭州高级中学，读了1年不到，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年掀起参军参干的高潮，7月份我就报考了杭州新闻学校。这是一个培养新闻干部的学校，我不少同学考进这个学校。这样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分派工作，我就去搞通讯报道工作，业务上是属于浙江日报社领导的，组织关系是属于县里的，那时候叫於潜县，在宣传部当通讯干事，搞了5年。1954年全国高校招生生源不够，领导看我读过点书就让我去考大学，一开始我不想去考，因为自己连高中都没毕业，领导说你去考考看，考取了就去读书，考不取就回来工作。于是我就去考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当时考的作文题目是《你是怎样确定你的第一志愿的？》，这个题目对我来讲驾轻就熟，我本来在杭州新闻学校学过的，又加上搞了5年的通讯工作，于是考入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录取的红榜在《浙江日报》上公布。当时我作为调干生（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工作的，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去复旦的，年龄偏大。我一共读了4年，毕业后到省府人事厅报到，说杭州大学办新闻系，你去当老师吧。

复旦大学当时支援杭州大学新闻系有3个人，一个教授叫胡其安，研究国际新闻的，一个讲师叫朱振华，和一个助教陈裕祥，再加上我和一个女同学。我们5个人作为教师人员，被分配到杭州大学新闻系当老师。后来因为胡其安是搞国际新闻的，在当时来讲发挥不了大的作用，领导就用他去换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孟还和王旦凤俩夫妻。胡其安后来调到《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里了。1960年左右，张大芝来了，又分派了一个北京大学新闻系的赵贯东。当时的教研人员就是这么一个班子。当时系里的党总支书记叫陈树棠，个子高高的，总支秘书叫周斌，他走掉以后来了一个叫孙洁的女同志。系主任是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兼任的。后来不久又派来一个女同志叫李文放任系主任，她行政级别很高，老公是北京建设工程部部长。她算是新闻系第一任的系主任，不过她大概到第二年的下半年就调回北京了。后来领导叫江牧岳，是《浙江日报》的社长调到杭州大学当副校长，兼新闻系主任，我认为他是新闻系能够办成两届的关键人物，系秘书叫洪晨洋，是从《浙江日报》调过来的。系里面行政方面就4个人，总支书记及其秘书，系主任及其秘书，再加上5个教研人员。资料室的管理员是倪凤英，《浙江日报》副总编高光在其右派未摘帽之前也曾在资料室工作过一段时间。1958级的谢禹文毕业以后也在资料室任过资料员。

摄于1959年师生郊游活动，灵隐大殿前，前排左一为陈树棠，左二为林淡秋，左三为朱德熙，左四为李文放，左五为洪晨洋，左七为江牧岳，左九为胡其安，左十一为周斌。第二排左四是华祝考。

问：你还记得新闻系在哪一幢楼吗？

在上宁桥那边的浙江教育学院那里，当时里面只有两三幢房子，楼上历史系，楼下就是新闻系，我们好像是在2楼，那幢楼就是正对大门的那幢楼，朝西的。我们有总支办公室、系主任办公室、资料室，还有一个教研室，共5间房子。

当时的学制是2年，我们办了2年，一共有2届毕业生。那个时候不是大跃进么？基本是各县县报和地区报社报送上来的，这批人素质相当好，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比较少的，在县报里是骨干，到大学里面来提高提高，学习还是蛮刻苦的。所以我认为虽然新闻系是大跃进产物，但是确实符合当时对于新闻人员培训的需要。到第三届（1960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招高中生，但是1962年院系调整以后新闻系被撤销了，第三届刚刚招来的学生调到中文等系去。

1960年首届新闻系学生毕业照，摄于新闻系大楼前，一排左二华祝考，一排右七孟还，一排右五朱振华，中间是林淡秋、党委书记陈烙痕。

关于我的去向问题，当时《东海》文艺杂志在招人，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也需要人，林淡秋告诉我《东海》杂志弄得不好也会调整撤掉，叫我还是到浙江师范学院当老师去，做点学问，我听他的话就去了。但是没有想到，1965年浙江师范学院迁到金华去了，作为第一所面向农村的大学，之后“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黄金时间中碰到政治运动了。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到浙江中医学院（后来改叫浙江中医药大学），领导蛮重视我的，知道我是搞新闻出身的，让我办学报。1976年调进时，《浙江中医学院通讯》是内部的，到1978年就改成学报了，一开始季刊，后来就改成双月刊。我为这事去北京跑了2趟，因为学报要国内外公开发行必须去北京报批，当时江牧岳已经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当副社长了，我就去他家请他帮帮忙。批准不是他批准的，他是外文出版社，不过他认识能够批准的相关领导，能够帮忙，因为我和江牧岳、林淡秋的关系都很好的。后来我们的学报《浙江中医学院通讯》成为全国第一家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报，搞得蛮有名气的。

1982年打算恢复新闻系时征求过我的意见，系主任叫邬武耀，问我愿不愿意回去。当时一方面我学报办得蛮有起色，全国有名气，第一次全国学报研究会在浙江莫干山开的；另一方面学校领导也不放，说我工资已经连升3级了，是学报编辑部主任，我自己也觉得对不起他们，而且我年纪大了，怕到时候去新闻系又遇到变动什么的，也不愿意去。

问：请你谈谈当时系里的情况，好不好？

我现在重点讲讲林淡秋。林淡秋是30年代有名的作家，这个人很潇洒的。他原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做主任，调到杭州来以后做杭州大学副校长，兼管我们新闻系，一边做领导一边上课。他兼了一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课，是一门新开的课，学生听得蛮认真的，因为他一贯来搞文艺工作。后来他需要一个助教，因为我笔杆子还可以，挑了我去做他的助手，这个课是新开的，我需要帮他到图书馆借资料，帮他辅导，他很器重我。我记得有一次他在课上讲30年代的革命，说每天晚上把裤子折折好放在枕头底下压一压，每天早上穿起来两条线笔挺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浙江省第一个监狱叫林夏监狱，林就是林淡秋。“文革”期间被打倒时我去看过他，他说：“我打是被打倒了，但是名气还是很大的。他们要来调查材料的时候，我要摆架子，说你们先要登记好，时间预约好，不到时间预约的话，我不接待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是个革命乐观主义的人啊！他爱人是杭大幼儿园的原主任，叫唐康，曾经送我一本很厚的《林淡秋文集》，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当了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第二个要讲江牧岳。他原来是浙江日报社社长，1959年反右倾的时候被打倒，在临安农村里劳动，后来调上来做杭大的副校长兼新闻系系主任，刚刚是国内困难时期。他这个人有一点很突出，很强调调查研究，经常亲自下乡去搞县报调查。有一次他带我去《萧山报》调查，我是一个月才50多块工资，他是省一级干部，但是他对下级很好，他下去食堂都是小灶照顾，我因为买不起就去大灶买买，他就让我与他一块儿吃。我觉得他是领导，一开始有点作忌不敢吃，后来他发现了就吃得快点，把好菜都留给了我吃。还有一次很滑稽，他有一天拎了两只小鸡来让我养养大，让我3个小孩可以补一补。他作为领导能够做到这点，真的非常感人，五六十年过去了我依然不会忘记他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总的来讲，学生素质好，又有这么好的领导，我们的教学基本上是正常的，两年后这批学生毕业出去，要么就是报社骨干，要么当行政办公室的主任，都很不错的。比如叶乃禄后来当了金华广电局的局长，现在退休了。我们既有业务学习又有实践的，我曾带一个小组去《绍兴报》实习，杭州市开运动会我还带了一批学生去运动会采访，有些文章在杭报上发表。

其实当时我刚毕业没资格开课的，我后来先后开了两门课，一门是新闻理论与实践，还有一门是中国新闻史，另外还要辅导林淡秋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这课程怎么开呢？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的。

对于新闻理论与实践课，我就把我在复旦大学的笔记拿过来讲，再加上自己的体会。我的毕业实习是在上海新华社分社做的，由穆青带，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就这样理论讲讲，实践讲讲。新闻史论则根据《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新闻事业史》，这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李龙牧编写的。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新闻史，他寄了一本给我，因为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只允许我自己参考。系领导做我的工作，问我能不能翻印发给学生，我开始不同意，后来还是翻印了，不过书面上没有任何作者信息，只有“杭州大学新闻系翻印”几个字。我后来几次搬家，这本书能保留到现在很不容易。所以这两门课就这样讲下来了。

这是华老师当年使用的教材，现已捐给学校校史馆。

我在杭大新闻系的时候还讲过专题，其中一个专题就是毛泽东早期报刊活动。1982年，邬武耀把我请去又讲了一次这个专题。《新闻研究资料》1984年创刊5周年时，出了纪念号，这集的第一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早期报刊活动》，是我写的，就是我根据当年上课的专题而整理总结成的，中宣部文史研究室也收录了这篇文章。这集《新闻研究资料》后面的《毛泽东同志报刊活动表》也是根据我这篇文章列的。当年，《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寄给我很多本，复旦大学也要去了一本，现在就剩下了一本。

问：华老师，你刚才讲得很好，不光对我们学院有价值，对整个学校都很有价值。

你们这次采访有一个小故事。我的小辈们想让我把文章收集起来出个集子，但是因为要校对，我身体不太吃得消。整理文章的过程中，我发现有篇翻译文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遗失掉了，是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和一个安徽的同学联合翻译的，一共有6讲。我就叫我的外孙女婿帮我在网上查查，但是没找到。那个小伙子很热心，就打电话到新华社浙江分社去问，分社又打到总社去问，联系到了马昌主任。马主任也很热心，帮我找到了稿子，只缺了一讲。他了解到我是最早一批来杭大新闻系的老师，在询问我的意见之后，联系了学院的沈爱国老师。王玲玲后来打电话给我，说希望让你们来采访。我后来还就此事写了《两个热心的年轻人》这篇文章。(www.daowen.com)

问：我们最初建系的时候刚好碰到三年困难时期，这对我们的教学有没有什么影响？

我刚才说了，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另外还有几点，一个是我们师生一起去挖蕨根，可以磨成粉，我之前提到过的江牧岳老师送我小鸡的事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还有师生中得浮肿病的人比较多，因为营养不良。主要就是对生活的影响，对教学影响不大，还是能够坚持下去。

问：当时办新闻系是很郑重其事的，我们的老师和学生有荣誉感吗？

有的。我也说过我们的学生素质都是比较高的，老师和浙报那边联系紧密，可以说大家都很齐心协力想把新闻系搞好。

问：那其他系的老师和学生是怎么看待新闻系的老师和学生的？你们是否略微有高人一头的感觉？

不太清楚。没有的。

问：我们知道办学期间有很多政治运动，对我们的教学是否有影响？

主要是大炼钢铁，1959年的反右倾，江牧岳在浙报当社长的时候被下放到农村（到临安去劳动），但对教学基本没有影响。我记得我当时还带着学生去兰溪的上华公社去采访、锻炼，主要作用是体验生活。

问：那我们新闻系停办之后老师和同学是否有情绪？

我们当时的思想比较简单，党需要我们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没有什么情绪。我当时到金华去的时候两个孩子在杭州，我也就一个人户口一迁就去了。

问：你刚才提到反右倾，那么反右倾对我们系里有没有影响？

朱振华老师被贴了几张大字报，具体原因不记得了，大概是因为他的年纪大一点。朱振华后来也调到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当老师了，他早就去世了。

问：我们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经济条件下，我们新闻系值不值得办？

办新闻系与当时的大跃进有关系，连人民公社都要办大学。虽然说我们也是培养了很多学生，有一定的成绩，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那种一哄而上一哄而下的做法实际上是“折腾”，太轻率了。我第二次不敢再回杭州大学也因为经不起折腾了。

问：你在“文革”期间有没有受到冲击？

我“文革”期间在金华，还比较年轻，轮不到我，但是大字报还是被贴了几张，被说成“臭老九”。另外，我本来详细记录林淡秋的讲稿，造反派要批林淡秋，曾经来找过我，我就有点慌，偷偷把讲稿都销毁了，要不整理出来非常珍贵。

问：后来新闻系停办之后，你们师生之间有没有保持联系？

开始一段时间是有的，后来联系逐渐就少了。我们这些离休干部去疗养院的时候，我还碰到过孟还夫妇。另外，前几届的学生开始的时候每年都要聚一聚，都会请我一起去吃饭，后来我年纪大了，他们的活动我也不了解了。我们的师生关系还是很好的，大家年龄相差也不大，现在大家都80多岁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停课，我还去杭州一个中学里代课，当一个班的班主任，现在当年教过的学生偶尔还会来看看我。

摄于1959年朱德熙办公室。朱德熙是北大中文系教授，语法修辞学的专家，当年暑假时候李文放请他来给新闻系学生上课。华老师陪他游览了杭州的名胜古迹。电风扇在当时是高档电器了。

（何扬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