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体上看，美国的家长参与策略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具体，因而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我国的策略从根本上来说涉及面相对较窄，内容单一、笼统，不仅针对性不强、难以操作，也难以收到实效。比如“直接参与”，如果把学校的教学质量交由家长为其子女“择校”这种“市场力量”去调节，学校一定会对学生更加负责，并在人员、课程和授业等方面为家长提供选择上的方便；由于学校对家长有求必应，家长也同样会对学校更为满意，并更主动地参与学校的活动，对其孩子的教育也更加尽心。在美国，学生家长可以自由地为其子女选择学校，不必担心学校会不会拒收或会不会收取高昂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而在我国，选择学校不仅会受到诸如户口、学区、家长职业等方面的限制，即使这些方面的关系都能“通融”，大部分家长也会因校方的高额收费而中断其为孩子“择校”的计划。这就使得我们的学校容易产生“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感觉，因而什么“教学质量”、“学生发展”都可以不往心里去，“家长参与”更成了可有可无的事。

又如“为家长提供培训课程”。在美国，作为“学校重建运动”的组成部分，教育者方面建立了“责任制度”，让学生家长参与制定教育目标并获得监督公共教育的知识，在有些学校的制度中明确规定家长可以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在以学校为基础的“管理重建”的倡议下，校长、教师和家长一起管理学校、解决学校中的问题，并对孩子学校教育结果负责。虽然这种家长参与的方式并不总是扩及那些最需要它的家长们，也不总是教一些或许家长们并不想学的技巧，更不意味着只有那些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才能享受到学业上的成功，但这些课程无形中确实增加了低收入及少数民族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本来就存在的障碍。为此，许多教育家、心理学家和社区小组研制出多种旨在克服低收入或文化上有差异的学生家长与学校之间的障碍的家长参与模式。而继续实行以往的交际技巧训练课程的目的则在于使家长们自己寻找教育孩子的最佳方法，增强他们作为学习者和教育者的欲望。设置这些课程的基本假设是：任何一种交际模式都不能单独决定一个孩子或一个家庭的价值。大部分课程都起着“实验室”的作用，但其中的“家政”课则是指向由于家庭经济、家长受教育水平或其他社会与文化方面的障碍而被归于“难以达到预期目标”的家长们的课程，因而“家政”课以在学生家长与学校工作人员之间建立起一种强有力的联系为基础，要求学校工作人员进行家访，帮助家长督促孩子做家庭作业和辅导孩子自学，等等。这些课程力求易于家长们参与学校教育，在“面授”时间和地点的安排上也从家长的方便考虑，目的在于改变家长与学校之间交流困难的现状。而我国的所谓“家长学校”，既无固定场所又无稳定、有效的教材，更没有经过专门培训的师资；想“上课”时临时找个学生教室，教师大多由学生的班主任充任，授课内容或由教师有感而发或任教师信口开河；而且上课时间由教师自定，让学生给其家长捎个“口信”就算通知，基本上不考虑学生家长的实际情况。少数“家长学校”办得比较好的学校，所授课程虽然能教给学生家长一些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基本知识，但基本上还是着眼于“宏观指导”，因而对大多数家长来说并无实用价值。而且，就连这样的“家长学校”在城市学校也远未普及，在农村学校更是凤毛麟角。(www.daowen.com)

再如“社区服务”。美国的社区服务不仅负责协调家长与教师、家庭与学校之间的关系，指导家长如何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课程设置，还帮助家长解决诸如求职、职业培训、购物、医疗以及孩子的学前教育、毕业后教育等具体问题。这些服务项目当初虽是由缓解家长的精神压力的迫切愿望所促成的，如今却日益被看作为了获取教育方面的利益，因为孩子们上学前和毕业后的一切事——包括家里、邻居和社区中发生的一切——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从长远看，这些项目还给家长以直接参与其子女的学校教育的信心和能力。他们认为，与50年前相比，当今社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再不能死抱“家庭训练孩子的态度和行为，学校赋予孩子技能和工具”那种传统的责任分工了，一年一度的“家长——教师座谈会”也已不再是家长与学校之间的唯一联系了。这不仅因为人们的家庭生活已发生变化，也因为学校需要家长的支持。最近20年的经验表明，“公关运动”以及形式上的“家长咨询委员会”不仅毫无成效反而起了反作用，甚至在一些以学校为基本管理单位的学区——尽管这些学区中的家长参与名副其实且交流是双向的——家长也并非总是被学校工作人员当作（且他们自己也不总这样认为）“同事”，而是被当作“监察”。这种做法表面上使学校对家长更为负责，实际上却在学校与家长之间设置了障碍。其中的问题可能在于家长与学校之间的误解或相互不信任，因为家长是否认为自己应该或能够参与学校教育基本上取决于学校和老师的想法：如果教师想让家长自信能够帮助孩子，就应该为家长提供相应的课程计划；如果教师想让家长自信能够帮助管理学校，也必须为他们提供一定的训练和实践机会。与之相对照，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加之我国教育方面的历史“欠账”太多，这就决定了“还账”和“投资”是目前我国教育方面急需解决的“大”问题，因而“筹措教育经费”这一件事就足以使“社区教育委员会”的那些“委员”们“伤脑筋”的了，哪里还有心思和精力去过问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呢。况且，眼下“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既没有得到普遍的实践也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部门的足够重视，更没有正式纳入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议事日程及教育行政领导和学校校长的“任期考核目标”，因而他们既无“动力”也谈不上有“压力”。因此，可以说，近年在我国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兴起的“社区教育委员会”是有其名而无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