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场域”。根据他的观点，社会由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场域组成，大学是“教育”场域，艺术领域是“艺术”场域，经济活动的区域是“经济”场域。在每个场域中，都有大家所争夺的资源，谁掌握的资源多，就可以在场域里占据一个支配的位置。这是一个客观结构，而客观结构并不是互动得出的，它体现出一整套的场域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有支配者，有被支配者。接下来，布迪厄又提出“习性” 这一概念进一步对场域进行分析。布迪厄认为，一个人在某个场域中占据某个位置，就会形成一套看待事物和分析事物的模式，他把这一现象称为“习性”。所谓“习性”，就是人们倾向于把哪些事物看得更重要？他会有一个基本价值判断、区分价值的高低，他会有一个分类的模式，这是一个直觉的模式，即他自己做事的偏好。例如，工人阶级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消费上和文化上的趣味，布迪厄认为这个趣味可以称为他们的“习性”。这一习性外在地表现出来就是他们的审美趣味，或者说他们的偏好。他们倾向于购买比较实惠的物品，不会太追求审美或者消费中的所谓精神性的需要；他们有他们自身的生活风格和消费偏好，比如喜欢的运动可能不会是高尔夫球、马球，他们更可能喜欢那种能体现工人阶级力量或者带有很强竞争力、表现力的运动，比如篮球、足球；他们不太会去听歌剧，而是可能会去选择更大众化的音乐——这些都属于习性，而习性就是体现在身体中的逻辑。这个逻辑是由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塑造的。这是布迪厄从涂尔干那里所继承的理论，也就是说，他认为社会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而人的偏好一定是他社会地位的反映——这是一个基本的倾向。同时，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选择的多半是一套相关联的偏好，比如爱好歌剧的人也会喜欢马球、爱好乡村俱乐部。他们所喜读的报纸、小说，所爱好的音乐等，都会是一整套的体系，因为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场域中。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们是在这样的位置上形成了一组偏好，他们就会自发地选择、热爱这类事物。也就是说，一方面社会在外塑造着人们的偏好，另一方面正因为人们的偏好，又继续把这些偏好的事物再次实现出来——这就像生产中的再生产的概念一样。

布迪厄提出这些理论，都是为了便于他来分析人类社会中的种种不同的实践。他认为这些实践都具有辩证的逻辑：个体是在实践中被塑造出来的，在塑造完成之后，个体又变成行动的发动者。简言之，如果人有一套行动的逻辑，他就会自然地这么去做，并且看上去是主动而非被动的，因为人是具有这样的偏好才会主动地这么去做。我们身上的习性，转而变成行为的发生机制——这是布迪厄和涂尔干的理论形成区分之处。涂尔干认为，人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评价、区分等不重要（世界的结构并不因此而改变），而布迪厄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他所说的辩证逻辑：一方面人是被塑造的；另一方面，人们又把这个塑造它的结构再生产出来。

上述理论可以应用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艺术、生活方式、教育、婚姻制度等，而布迪厄运用这一理论探索最多的还是教育。大家一般会认为教育是一个传承知识的过程，而布迪厄却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他说教育社会学实际上不是一门教育的方法学，而是权力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

布迪厄认为人的社会地位是由两样东西决定的，即人们所占用的经济指标和文化指标。马克思只讲经济，他认为文化是由人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而布迪厄把这两样东西并列，因为它们是决定人们在社会空间中位置的两个主要机制，即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那么教育在里面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教育实际上是让人们获得经济资本的一个机制。通过教育，我们在这个社会空间中能够获取比较多的文化资本。我们占有的文化资本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支配位置，这就是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是知识社会学和权力社会学的一个篇章”这一观点的含义。文化资本有几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体现在我们身体上的，比如我们的话语、口音、知识等；另一种体现在制度性的层面，比如文凭。布迪厄把教育看成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机制，因为通过教育，这个社会原有的秩序又被再生产出来了。而且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我们通过教育获得一个重要的社会位置。人们认为这种途径是公正的，认为这个选择的标准是我们的才能、努力以及表现等，这个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就是要给那些读书读得好、语言表达好、有想象力、在知识上表现出优异成绩的人。

这时候布迪厄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教育真的是在选拔人才吗？教育对人的选拔，真的就是根据他的能力吗？所以他说教育实际上又像是一个魔术。通常大家都会认为教育就是在选拔人才，是对能力的选拔，但是通过布迪厄的分析，教育实际上又是对出身的选拔。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能力：我们大家参加考试用的是同一张卷子，最后老师给了你高分，给了我低分，老师并不知道你出身家庭好，因为你的出身家庭没有写在你的卷子上。但最后实际上那些出身家庭好的孩子差不多都得到了高分，于是他们就进了更好的学校，拿到了含金量较高的文凭，最后他们走到社会上，得到的位置也是相当的。这个过程在我们常人看来很正常，北大、清华、复旦的毕业生就业时很受欢迎，但如果在不太知名的学校毕业的话，这样的文凭和学历，你的简历可能人家看都不看。大家认为这很正常，都会接受这套教育制度，接受这套选拔制度，接受这套学业评价。

布迪厄要做的工作，就是揭示出这种看上去公正、客观、中立的选拔实际上是带有价值偏向的。这里所谓的价值偏向，不是指事先知道你是什么家庭而专门挑出来。所有这些选拔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匿名的状态下举行的，所有这些评价都是自由做出来的。老师给学生们的评分是自由做出来的，没有学校告诉我们要给某位学生打高分，因为他是什么家庭出来的。学生选择学校也没有人事先告诉他因为你是这个家庭所以要选这个学校，而是他自己自由的选择。工人阶级的孩子也好，资本家的孩子也罢，都在自己选择，是自行选择的结果。老师们在自由地评分，学生们在自由地选择。这些按照布迪厄的说法都叫分类，学校是一个巨大的分类机器，把人从前面的一个阶级继续往下分，就像我们上学，读到初中的时候，发现原来的一批同学分化了，有很多同学离开我了，到了高中又有一批同学离开我了。这都是在选拔，都是在分类，到了大学又要分开了，我们会认为这些过程都很正常。

因此布迪厄说这表面上看是能力选拔，实际上则是出身选拔。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大家马上就会觉得这不公正。但实际上他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在说“走后门”这一现象。布迪厄说的是这样一个现象或者事实：如果你是好家庭出身，那么你的考分就会比大部分人要高。那么造成这一现象或者事实的关键就是这一整套选拔学业的内容、形式、标准，对出身在好的家庭的学生而言已经提前接触过了。比如在法国，最好的文化哲学叫做自由文化。那些最好的学校考试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选拔自由文化上表现好的人。那么哪些学生能够在自由文化上表现好呢？答案显然是浸淫在自由文化家庭的那些孩子，因为他们早早就接触了自由文化，他们的父母早就给他们创造了社会自由文化的环境。我们再把视角转到中国。我们的学生要考清华、北大、复旦，而这些学校自主招生的题目基本上不是靠死记硬背的，自主招生的很多题目都是跟学生们要接触的某一类文化或某一类作品有关，它们很明显不是教科书，而是一些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创造的精品经典著作的某些内容。对于一般的家庭来说，学生们接触来接触去就是那几本教科书，而对于教育背景较好的家庭来说，学生们则早早就接触了这一类的文化和作品。因此，出身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表面上看似公平的考试选拔，实际上是掺杂着出身选拔在里面的。

出身在好的家庭里的孩子，他们早早就接触到作为选拔标准的文化，就是我们常说的“得风气之先”——这个风气就是他们家庭的文化资本、教育资本。他们早早地从家庭那里就得到了这些东西。他们耳濡目染，这就是特权——时间的特权和文化的特权。布迪厄最后讲到“精英”实际上是一种特权。在《国家精英》这本书中，他说国家精英学校就是把精英从那些家庭里面选拔出来，然后用这种方式把他们再培养成精英，因为他们选拔出来的那些家庭也都是最有权势的家庭。布迪厄认为早熟不是说个人有多大能力，它实际上是一项文化特权。他透过“15、16岁就比人家20岁还要强”这一表象看到背后的差异，即他们从家庭那里所继承的资本，包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巨大差异。正是这个差异造就了我们的鉴赏力，造就了我们兴趣的方向，造就了我们努力的方向。

当布迪厄在讨论精英是一种文化特权的时候，他是从社会学角度去处理的，包括他所提到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但是他也的确忽视了“天赋（或遗传）”这样一种因素。布迪厄不大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天赋即代表个案，而布迪厄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并不是在讲个案。布迪厄试图探讨的是，高等教育已经普及，但是人们的教育机会并没有更加平等，这是为什么？他没有好好讲基因的这个问题，但按照他的逻辑，即使一个人有天分，但是如果没有条件的话，他的天分会慢慢地熄灭下去，因为他得不到机会。他认为一个好的家庭和一个差的家庭非常重要的区别就是，好的家庭是不断地在撩拨和激发鼓励人的抱负，而差的家庭则是在不断地打击和消磨人的抱负。布迪厄强调的不是遗传的必然，而是社会轨迹的必然。他的意思就是工人阶级的妹妹遇到的只能是工人阶级的哥哥，很难遇到资产阶级的哥哥，或许有个别的会跳出来成为资产阶级哥哥家里的人，但是大部分工人阶级的妹妹还是嫁给了工人阶级的哥哥。也就是说我们遇到的就是跟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差不多的人。(www.daowen.com)

布迪厄一方面强调社会的决定作用，但同时他又提出另外一个理论：我被塑造完以后，又主动地把这个结构给生产出来，所以我实际上是社会秩序的被支配者，又是社会加给我的秩序的同谋者。比如当女性接受了“相夫教子”“贤妻良母”这些理念后，女性的合适地位就是贤妻良母，而男性也会找贤妻良母，所以男性对女性的支配秩序是男性跟女性合谋的结果。所以如果一个女性想表现的不是贤妻良母的样子，她就会发现她很难找到婆家。我们生活在这种文化里面。按照布迪厄的说法，这种文化的观点也是一种社会倾向性的观点，所以如果我们要表现出跟这个基本的分类价值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自己跟周围的人都拧巴了，让人感觉不舒服。比如某人在北欧生活过一段时间，回国后带着北欧的生活观念与习俗，他就发现在中国很难生活下去。因为在北欧是很自然的，女性地位也很高，但回到中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布迪厄讲到“合谋” 这一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我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我是在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并且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所以一批工人阶级的孩子在填志愿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填诸如北大、清华、复旦之类的学校，因为他们在寻找的就是适合他们的可能性。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实践感。人们在这样的位置上，形成了这样一套价值判断的倾向，这套倾向有可能会失误，失误就得调整，要调整适合自己的实践活动，最后做出的事情就是最可能做的事，不得不做的事，但的确是我们自己在做选择，所以布迪厄把这叫做“自行选择”。生活风格看上去好像是个人的生活偏好和选择，但生活风格实际上也内在地规定着人们在生活中该穿什么、该到哪里去，在全面地维持着和表达着人们的社会地位。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消费仍然具有分层作用。布迪厄反复强调一点，人们的地位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来表达、表现出来，包括他的消费、符号行为、文化行为等。

布迪厄是一个反思性比较强的社会学家。针对法国的高等教育状况，他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教育的不平等会复制，即教育机会的扩大并没有带来教育平等，反而是延续并扩大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他对法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批判，他指出大学有两个门，一个是精英制门，一个是非精英制门。精英制门进去再出来还是精英。他并不认为精英大学里进了很多平民家庭的孩子就是一种改观，矿工的孩子最后还是走向矿山去，或者做矿业工程师。

阅读布迪厄《国家精英》这本书，不仅仅是学习其中的一些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发掘它的现实意义，引发我们对现实、对教育的思考。回到之前谈过的那个话题，我们会认为自主招生最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依据的是学生的全面素质，而不是根据他的书写的成绩。但为什么自主招生到最后成就有限，而且问题更严重？读完这本书，布迪厄就能够给我们一些启示。我们可以说自主招生本身没错，问题是自主招生所要依据的标准。比如依据素质这一标准来选人——素质本身是不平等的，因为不平等的社会家庭、不平等的社会轨迹造成了不平等的素质，所以自主招生就是拿不平等的标准作为一个选拔的起点。自主招生所谓的素质是指什么？见多识广？兴趣广泛？想象力强？阅读多？上述所有都是好东西，但问题是，对于所有这些东西，学生们的获得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拿一个由不平等的资源投入所造成的结果来作为选拔的标准，实际上是在肯定这个社会的不平等，这大概就是布迪厄给予我们的启示。所以看上去是个好标准，但是这个好标准是怎么形成的，每个人要达到这个标准的道路是不一样的。这让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社会在教育改革中的很多措施，它到底对还是不对，因为它实际上是要从源头上来解决关于平等的问题。

《国家精英》这本书写得比较细致，包括理论建构、图标制作、数据等，但光有细致是没有用的，关键是如何想出这种细致的项目来。比如布迪厄做的这种图表，绝大部分人是做不出来的。他把老师的评语做分类去对应。老师的评语是个人的评价，是个人的分类。你在什么位置上，占有多少经济资本、文化资本，是社会的分类。他把这两者对应起来，他要找到一种变量，这个变量能够反映出个人的习性所做的那些分类工作，即个人的偏好，结果他却把老师在学生卷子上加盖的那些评语全部弄出来以后，又按照他刚才所做的那个分类，把它再分类。我们刚才说过，评价可以说就是两种文化，一种是学校的文化，一种是自由的文化。譬如老师写在某些卷子上说“很用功，但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评语，这就跟其他的一些评语，像“很好，有想象力，阅读广泛，视野开阔”等不一样。很少有人会想到不同的评语实际上代表着两种不同的评价，针对着自由文化的得分和学校文化的训练。所以有了这种洞见，才会想到把那个浩如烟海的评语做成这样的分类。这是很独到的，它不是细致层面上的问题，是整个方法论上的那种不同寻常。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对定量研究有很多批评。

阅读布迪厄的著作很容易被他吸引住，因为他的著作实际上对人智力的挑战是很大的，当你阅读的时候会觉得够劲，有分量，而且通常一下子又读不懂。我想整个阅读过程还是要进得去，出得来，否则你就像进入黑洞一样。首先要进去，你得读他的话，不要半途而废，不要浅尝辄止。布迪厄的思维和理论还是很有层次的，但要弄懂的话，真的要花费一些功夫。我们可以把布迪厄看成是我们思维训练的一个磨刀石，的确读布迪厄是很烧脑的，但烧脑的东西对我们的思维是有好处的，哪怕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但被他烧过脑以后，你会觉得自己的思维能力得到了大大增强。而且布迪厄实际上一直秉持着科学的态度，他会在他的整个分析里排除那些暧昧的、含糊的或者是过分想象、过分猜测的东西，尽可能向科学与理性靠拢。假如我们读王阳明，就会发现受他的主观影响很大，但读布迪厄就不一样了。依旧拿前面教育像是魔术的例子来说，他在说魔术本身不神秘，而他会给你一层层揭示魔术神秘在什么地方。一张试卷怎么会是魔术呢？布迪厄会发问，为什么对于同样一张试卷，这一群人总是比另外一群人考得好？然后他会给你揭示背后的理论：你处于某种社会位置，某种社会轨迹上，你今天面对的这张试卷其实是你已经熟悉了的试卷，你在感情上跟它有亲和力，因为你的父母、你父母的朋友们所谈论的都是这些试卷上的东西。而对于另外一些家庭来说的话那就会是很陌生的东西。你会发现他在分析的时候非常地冷静，把我们一般看不到的，或者即使看到也没有细想的东西都讲到了，这样一层一层的分析让人读起来觉得很过瘾。

歌德曾说：“理论永远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布迪厄觉得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去打开某种黑匣子，而这种黑匣子可能是被一些看不见的手操纵着。他说他每时每刻都要停下来，所以我们读布迪厄的论述会觉得有一点像读物理学家的论述，有物理学家给人的那种冷静，把人们的幻觉、那种自以为是不断地清除，为我们讲述那些最有穿透力的道理。

【注释】

[1]于海，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本篇书评整理自复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对于海老师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