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综合性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普遍存在着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非综合性大学通识教育资源相对匮乏

非综合性大学开展通识教育，最大的困境就是缺乏完整的通识教育资源，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偏科”的现象。非综合性大学一般会侧重于自己学院主流学科的建设，在学科布局和学院设置上是不完整的。如西南财经大学的财经和管理学科比重很大，四川音乐学院则是以音乐艺术相关学科建设发展为重，电子科技大学则是以电子信息科学技术为核心。通识教育要求给予学生宽厚的学科基础教育、综合的素质提升和全面的能力培养，开设的课程也自然需要做到全面通达，通识教育资源的匮乏使得非综合性大学开设课程的时候捉襟见肘，“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没有专门通识教育师资的机构，学校通常会采取给专业学院派任务的方式，要求每一个专业学院都要面向全校开出一定数量的通识选修课。这种开课方式存在诸多弊端。一是通识教育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通识教育课程对很多专业教师来说只是一个副业，或者是被摊派的一个任务，不仅教师开课积极性不高，课程质量也很难保障，有些老师甚至是应付了事。二是开课教师水平良莠不齐。优秀的专业课教师自己的课时量已经饱和，部分愿意开通识课的教师只是想通过这一渠道来增加课时，甚至有的学校出现了通识选修课程教师主要由行政人员和辅导员来担任的情况。这些人员普遍学养不深，导致课程缺乏理论支撑，课程质量得不到保证。三是因人设课，课程的延续性比较差。很多课程都是根据开课教师的特长、研究方向或者兴趣爱好来开设的。这种开课方式，一方面并不一定能满足通识教育课程内容结构的需要，可能会出现学校希望开出的课没有人开，而有些课程却开设过多的局面；另一方面，这种开课方式把课程基本上维系在一位教师的身上，如果这位教师退休、调出或者没有兴趣，课程也就中断了，导致课程缺乏延续性。

（二）非综合性大学的专业教育过于强势，造成通识教育的相对弱化(www.daowen.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学习苏联教育模式，高等教育“逐渐转变为与社会分工对口匹配的‘专业教育’”^[2]。“大学生上大学就是为了学专业”这样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逐渐开始重视通识教育，但专业教育依然居于绝对主流地位。西南财经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财经领域的卓越人才。学校对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划分非常细致，除了经济、数学、外语等少量基础性、理论性的学科专业外，绝大部分都是金融、保险、投资、财务管理、精算、证券、物流管理、市场营销等职业特征非常明确的学科专业，这些专业直接对应着学生未来的就业。就如同高考是中学教育的“指挥捧”一样，就业也成为目前高校的“指挥捧”，为了让学生能够胜任未来职业，专业教育被高度突出，通识教育只是专业教育的附庸，是服务于专业教育的。一个学校自上而下，都会有强烈的专业教育为主的观念，这就会造成通识教育的相对弱化，学校资源向专业教育倾斜。正如甘阳所说的那样：“结果就是所有院系的老师和学生基本都把通识教育的课程看成是额外的，次要的，可有可无的，最多是锦上添花的课。因此通识教育的课程目前在大学的地位基本就是所谓‘老师随便讲讲，学生随便听听，千万不要认真，大家拿个学分’。”^[3]还有一种情况，学生出于兴趣爱好，会只选自己喜欢的课，课程内容同质度高，并不能起到让学生“通识”的结果。

（三）通识教育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不高

由于非综合性大学自身的通识教育资源匮乏，许多非综合性大学只能依托综合性大学的资源来开展通识教育，照搬通识教育开展得好的综合性大学的课程体系，用其他学校的课程教学实施方案、教材、慕课等，忽略了与自己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融合。其实，不同的非综合性高校，人才培养在通识教育方面的目标要求应该是不一样的，通识教育要带给学生的，是学生在专业教育外最需要和最缺乏的知识。比如：财经类高校，最需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诚实守信的道德规范和国际化的视野，弥补学生在科学方面的素养的不足；理工类高校，最需要的是培养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创造”方面的素养和学生审美意识，补上人文社会学科的常识；艺术类的高校，应着重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人文情怀，应该弥补学生在理工、社会学科方面的不足。如果让非综合性大学照搬综合性大学的通识课程体系，很可能无法达成人才培养的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