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践写作课建设的进程中，我们发现，厘清通识教育与写作课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所谓通识教育，在美国是为了重塑高等教育目标、回答时代对人才的要求，在中国是为了呼应社会发展需求、改革过去教育的弊病。大多数国人对通识教育的诉求，其实并未上升到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层面，而是首先要求人才具有一些基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以使其不致沦为高级技工或出活机器。这种基本要求应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1）独立分析和理性思维；（2）不违背公序良俗和人类共识的道德观；（3）自主从事自然或社会实践的能力。或者用另外的方式概括：像人那样——而不是像动物或机器那样——思考、判断和行动。

上述要求看似低阶，实际上要想做到并非易事。它们要回答的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的问题，即独立的人要有自主思考、判断和行动的能力，以及这种自主思考、判断和行动要与人类整体有一定适应性。这就要求受教育者对自己、社会和自然的关系有着较为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这样的基础上，再谈“自由”“奉献”或是“差序”这些“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的问题，才可能会有实际效果。否则，面对动物性或机器性的存在，任何想回答“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教育理想都会落空。

有人或许会问，这还是通识教育的目标吗？其实，要问的本不该是这个问题，而是通识教育到底要导向何处？如果我们要去的目的地是清楚的，那么坐火车还是坐汽车倒是不那么重要的问题。面前停着通识教育的车固然是好事，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坐这班车。要是上了车反倒发现不能到达目的地，那才会导致大问题。(www.daowen.com)

回到“人如何成其为人”的问题上来，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其相应的人应当成为人的条件也因此受制于具体的时空边界。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会不同，因此也就不应该有哪种通识教育模式能够适应所有时代、所有社会。我们今日要建设的，不应该是一个僵硬保守的封闭体系，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开放模式，它能够回答当下时代和社会对高等教育机构提出的要求，并在未来保持自我调整与革新。

在这种分析与理念下，写作课及其相关课程才能找到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准确定位。写作与沟通是语言文字的技能，而语言文字则是文明传承与发展的唯一载体，一百年前，还是清华学生的闻一多在《清华周刊》上撰文曰：“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20]将国文写作上升到“经国之大业”的地位。因此，任何一个接受过通识教育的现代公民都应当对其有着基础了解。习得符合时代与文化特征的写作与沟通能力，正是上述使得“人成为人”的要素之一：如何像人那样行动。在此基础上，某些人才可能继续探索语言和文字的边界，从而推动社会的演化。但不管如何，其基础是当下时空的语言文字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