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清华校史，各个阶段的人才培养都很重视说理写作的训练。早在清华学堂时期，高等必修科目便有“国文”“修辞作论”两门^[2]，“国文” 偏于文学，“修辞作论”则偏于说理。周诒春校长尤其重视国文的说理功能，“他对国文的重视，也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将国文教学定位于“让学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3]。这一传统在以后清华学校时期也有脉络清晰的传承，罗隆基曾进行过如下概括：

清华之国文，非专科的，乃普通的；非美术的，乃简明的。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苟能达心意，明事情，则沉浸浓郁、含英咀华者，非吾学生志也。^[4]

罗隆基所论及的“达心意，明事情”的文章，重头便是将来工作和生活所需的说理文。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清华园，受新文学和西方翻译小品的影响，校园写作呈现出“走向纤弱趣味的一方面”，尽管“文字非常活泼美丽，结构颇为缜密”，情调却绮丽而乏理性^[5]。吴组缃以当时清华园中的代表人物灌婴（余冠英）为例，认为其“文章里只有一团温婉委曲的情绪，绝没有所谓‘理’的东西存在，所以竟有点‘理不胜词’”^[6]，故亟须以筋骨思理矫正之。(www.daowen.com)

民国时期的清华写作教学，离不开朱自清的擘画与付出。在朱自清的理念中，国文的读赏与写作，皆具要义，不可偏废。朱自清、杨振声于1929年所拟定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总说明》，重视对中国式的“精神、气味、格调、思想”的培养，并且将白话文习作列为必修^[7]。至1934年，朱自清重拟《中国文学系概况》，将研究和写作并重，“国文课分为读本及作文两项”^[8]。西南联大时期，朱自清有感于“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遂与西南联大同仁浦江清、罗庸、魏建功、王力等共同创办《国文月刊》，刊物的宗旨之一，便是对写作的条理畅达加以指导，使得《国文月刊》上“关于语文教学理论和实践经验的论文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壮丽景观”^[9]。比较有代表性的写作研究，如高名凯《中国语的特征》、吕叔湘《语文杂记》、魏建功《中国语文教育精神和训练方法的演变》、张存拙《中国国文教材的改进和社会本位文化》，皆就写作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从20世纪20年代以降，清华校园的国文教育形成了对“什么是好文章”的共识，即义理之清晰与文辞之优雅并重。当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读到清华毕业生潘光旦的《冯小青考》时，也不由地赞叹其文章思维之清澈与感情之充沛二美兼得。当杨振宁教授谈及科研工作者写作风格时，更是借用“秋水文章不染尘”来综合这两点融合时所能呈现出的境界^[10]。2018年5月，彭刚教授在谈到清华写作课时也说：“将自己独立思考后得出的观点和想法，清晰地、有逻辑地表达出来，能够对自己的目标读者有足够的说服力。更进一步，是做到优雅地表达。”^[11]既表达了对当前写作课所要承担的职责的预期，同时也与清华固有的说理写作传统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