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教育不局限于经典阅读，但经典阅读确实是通识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阅读经典就是阅读者对自己所属共同体的最优秀成员的倾听；经受以阅读经典为核心内容的通识教育，就是让年轻的心灵经过倾听而不仅仅是言说、分享而不仅仅是创造，通过充实和反省、思考和行动，得以健康成长和成熟。

经典阅读是重要的，经典内容的多样性、互补性、启发性和开放性，也是重要的。抽象地说，古与今的经典是缺一不可的，中与外的经典也是缺一不可的。衡量“缺”不“缺”的标准是当代中国高校培养目标下凸显出来的问题意识。

整个中国教育体系的育人目标都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高等学校的育人目标，应该是培养具有上述品质和能力的充满年轻活力的成熟人格。为帮助大学生实现从比较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转化，通识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要针对年轻学子们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实际的精神需要，针对他们实际的思想问题。青年学生日新月异地成长着，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个自我之“认同”的问题；青年学生走出家庭、来到校园并准备走向社会，势必会有一个社会之“规范”的问题；青年学生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乡村和城市，对自己从书本上了解的故土和异乡都充满着好奇和疑惑，因此会有一个世界之“意义”的问题。经典阅读要履行世俗意义上的精神教育的职能，就必须帮助青年学生顺利地形成认同、内化规范、理解意义，使他们今后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在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中生活和工作，在大千世界中体会到意义和美妙。满足这种意义上的精神需求，既是满足青年学生在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特定年龄阶段的现实需求，也是满足他们作为成长中的人类个体所拥有的共同的永恒的需求。

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经历数千年检验、得到几十代肯定的文学作品、史学典籍和哲学论著，是青年学生最好的精神养料。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要使历代经典在当代校园发挥这样的作用，千万不能忘记把这些典籍扎扎实实地放在读者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当代语境当中。毕竟，对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来说，“我是谁”的问题、“我应该怎样行动”的问题、“这世界对我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经济全球化、交往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和各国人民未来命运一体化的当代世界之中的。

再具体一点说，我尤其想强调经典著作的多样性对于满足不同处境的人们和不同阶段的人生的不同需要的重要性，以及对于满足同一个人或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方面的需要的重要性。李大钊曾经于1923年4月在复旦大学做讲演，其中的一些论述对我们今天的通识教育也很有启发。李大钊说：“人们要过优美的、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和文学都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从不同的研究，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与我们以不同的修养。”李大钊认为，文学教我们“发扬蹈厉”，史学教我们“踏实审慎”，哲学教我们“扼要达观”，而这“三者交相为用，可以使我们精神上得一种平均的调和的训练与修养”。我曾在给学生的讲课中引用了我自己的老师冯契先生在63岁、76岁和80岁时给友人的信中的三段话，对其中“价值”“理想”和“责任”三个概念做了一点发挥。这三个概念的丰富含义对于年轻学子来说，如果不通过大量经典阅读而只通过听讲座、谈体会是无法真正理解的。(www.daowen.com)

我还想借助于冯契对古今中西的一些比较，来对通识教育中阅读选自不同学科、不同文化、不同时代和不同思想传统的伟大经典的重要性做一点说明。冯契视中国哲学为辩证思维遗产，但认为它只有与西方已经相当发达的实证科学和形式逻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并且避免蜕变成空话和诡辩；冯契重视西方哲学所强调的“自愿原则”，但不仅强调自愿的意志选择要获得自觉的理性指导，而且认为意志的专一性或坚定性品格与意志的自愿性品格缺一不可；冯契认同中国文化的理性传统，但提出不但要防止“以理杀人”的独断主义，而且要防止因为克服独断主义而走向虚无主义，尤其要防止独断主义的唯我独尊与虚无主义的没有操守的独特结合：拿独断主义吓唬别人，拿虚无主义纵容自己。冯契先生的这些观点，是他自己研读古今中外大量典籍、思考其中包含的大量问题的结果。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引导学生在自己所处的特定语境中跟随前辈和老师进行阅读和思考，从所读所思当中逐渐获得他们自己的经得起批判推敲的意见、观点和立场。

【注释】

[1]童世骏，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