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世界，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构成通常包括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和实用型大学三种类型。如果我们把研究型大学当作典型的现代大学，其通常也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研究生院、本科学院和专业学院。高等教育的三类学府以及其中的研究型大学的三个部分，大致分别对应于德式、英式和美式的三种大学理念。

相对来说，强调研究与教学相统一的德国式大学理念会强调通识教育的最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是培养敬畏学术、献身学术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要通过高质量的专业教育实现的。即使一般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也是关于世界、文化和人生的一般知识的传授。大学教育之所以区别于公民教育，也在于它是具有相当程度的研究性的——这不仅仅是指这些课程应该由对课程内容有研究的教授来上，而且是指选这些课程的学生应该以研究者的姿态参与到课程中去。

通识教育所传授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智慧，因而它不仅仅诉诸理智，也诉诸情感和信念，它的载体不仅仅是文字，甚至也不仅仅是图像和声音。大学通识教育离不开融洽的师生关系、美丽的校园环境、活泼的文化生活，都是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意义上的通识教育，与以约翰·纽曼为代表的“英式”大学理念比较接近。

美国赠地学院传统以及很大程度上由这种传统所构成的教育革命使得“服务社会”和“教育平等”成为大学理念的重要成分，使得大学承担起满足社会的工业化、民主化对于实用知识和公民能力的需要的责任。根据这种大学理念，实用知识和公民能力（以及公民德性）应该成为通识教育的重要内容，“务实”和“平等”应该成为通识教育所要培植的重要价值。面向大众的“通识教育”（general education）因而得以区别于面向精英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www.daowen.com)

我觉得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应该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我校首任校长孟宪承在1934年概括现代大学理想的时候，自觉地把“品性的陶熔”和“民族和社会的发展”理念与《礼记·学记》里表达中国教育传统和现代中国大学师生参与社会改革的实践结合起来。蔡元培先生虽然在阐述北京大学的研究型大学理念时强调这个理念的西方来源（尤其是上面所说的德国大学理念），但当他在1922年高度评价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时，说它“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则实际上把中国古代的书院传统与孟宪承所说的“智慧的创获”这个大学理念也密切关联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在中国推进通识教育可以很自然地把中西教育的最佳传统结合起来。

在中国做通识教育还必须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高校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高校通识教育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包括通识教育的整个大学教育都是以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而通识教育尤其对于人的全面发展有重要意义。此外，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因此通识教育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而且本身就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