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帕斯克莱拉*^[1]

马雨乔**^[2]译

今天能够在此见到诸位是我的荣幸。首先，我想对韩国通识教育协会和韩国国家通识教育研究所的热情款待表示感谢。博雅教育曾一度是美国传统，近些年来，它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趋势。对于我们的共同目标——我们要辩护的是，博雅教育是学生成功的必需要素——而言，21世纪的今天，是确立全球合作关系和国际合作、推进我们的共同目标走向实现的关键时刻。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简称AAC＆U）已推进实施了一项综合战略计划，旨在恢复公众对博雅教育之承诺与其内在优势的信任。这项计划试图创造一种占据优势的叙事，以此反驳那些不实也不合理的指控，无论是针对广义上的高等教育，还是狭义上的博雅教育。此外，这项计划还发挥了集体呼吁的作用以促使大学的改革力量为公众所知。对于我们这些相信高等教育与为民主而教育的任务息息相关的人而言，这项工作似乎比以往显得更加紧迫。

我们所处的时代，即表面上的后真相时代，加剧了这种紧迫性。这一时代拒绝权威的知识、鄙弃专家；在这个时代，建立于实证之上的理性探究已确立起来，却遭到遗弃。为雇佣服务的修辞（a rhetoric-for-hire）在一套设计用以影响公众意见的全套的工业（entire industry）中发源。它诞生的背景是，说服的技艺被无礼和讹传所取代，导致了反智主义的广泛传播。在这样的舞台上，哪怕证据缺乏、问题百出，人们随意宣称的主张都能成为可以接受的说法。这样的趋势标志着危机的程度：观点的市场正被那些有能力操纵公共意见与政策形成的人所控制。

关于高等教育作为公共利益、通过教育服务社会的探讨已经被投资回报，即拿学费换取工作的论题所取代。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商品化得到了政客们的推波助澜，他们都热衷于推行立法，将求职情况作为公立学校经费分配的唯一标准，或者说，从大学系统所宣称的使命中剥去他们所谓的“装饰品”，诸如“追求真理”“公共服务”及“改善人类境况”等。

而今，博雅教育面临的处境是它被视为自我放纵的奢侈品、为象牙塔内的人所准备的东西，这反映出他们自愿地与日常生活的实际事务相割裂。这导致人文学科项目被大学削减，尤其是那些重视就业和职业预备项目的公共学校，而这些项目是被认为应该特别顺应经济机遇的需求的。

在韩国也出现了一种类似媒介驱动的说法，诸如《韩国内外：面对渺茫未来的博雅教育毕业生的内在思想》这样的文章佐证了这些说法。这篇文章中所提及的学生似乎支持这样一个广为流传的主张：韩国人大多学历过剩、就业不足。该文建议，如果韩国人想要拒绝令人不满的人生，拒绝被钉死在那些沉闷的工作岗位上（对于这些工作岗位而言，他们都已经超资格了），就应当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渴望。该文提到了一个流行语：“Mun-song hamnida”（对不起，我是博雅教育毕业生），用以重申高等教育的唯一价值就是在某个确定的标准上成功谋得职位。

这些暗示的后果十分严重。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就是不断增长的经济隔离。然而，当所有博雅教育的宣传仍然被质疑者当作精英主义嘲弄时，精英主义的真正危机却源自它无法辨识出对这些修辞的全然不同的冲击，冲击着几乎被挤压在社会边缘、无法被正常服务的群体。许多美国人相信这样一个观点：我们需要更多焊接工而不是哲学家；我们应该培养更多工程师而不是艺术史学家；我们需要更多商人、工人而非人类学家。只有那些最有名望的机构才能为宗教研究、性别研究或者古典学等学科的研究发放资金。这些机构同时冒着增加不平等的风险，原因是其保持着托马斯·杰斐逊所指出的非自然的贵族统治。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当下的韩国——反对者们通过向博雅教育收费的方式进行就业培训，借此来促进经济发展。

基于这些理由，我们需要警惕起来，拒绝那些对人文学科和科学的指责，并且认清这些指责的真面目：它们和日益猖獗的知识寡头主义狼狈为奸，试图将通识教育的传统限制在某些极其富有和最具声望的机构的垄断之中。2012年，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的董事会扩大了组织目标，将与通识教育紧密相关的美德也包括在内。这一目标致力于表明这样的观念：对于所有学生而非部分特权学生而言，教育的卓越显然不仅仅由经济繁荣来衡量，更重要的是政治民主。民主政治无法在被分割为“有”和“无”两边的民族中盛开。因此，通识教育与职业、生活导向的教育之间的错误二分法并不利于民主的未来发展，也会令这样的现实——大学依然代表着强有力的制度性力量，是个体和社会身份之间转换的催化剂——变得更加模糊。

将今天的学生培养成未来所需要的人才，要求我们探索出新的道路，确保学术机构可以处于全球高等教育的正在显现的系统之中，而这一系统的基础是人文学科与科学。当然，高等教育机构和雇主一方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对于当下的学生而言，受教育经历的最重要价值在于批判性思考和交流技巧的提升、文化水准的提高、对未来全球问题未知挑战的适应和必要的创新能力的发展。

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近期一份关于雇佣方的研究报告《博雅教育与工作前景》显示，全球知识经济的实际情况是雇佣方对博雅教育毕业生的需求正在逐渐增长。这份报告由代表我们协会的哈特研究协会（the Hart Research Association）出具，涵盖了商业主管和人事经理两方面的内容，目标是评估市场多大程度上保有“大学教育十分重要也十分值得为之付出”的观点，确定他们所信任的学习结果是当代经济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了解不同的受众如何评估近期毕业生在相关领域的准备情况。

这份包含了501位私人部门和非营利组织的商业主管及500位人事经理——他们现在的工作职能包括招聘、面试和录用新职员——的采访的研究报告结果与较早的6份调研结果一致。这6份调研由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委托完成，是“博雅教育与美国的承诺”（Liberal Education and America's Promise，LEAP）计划的一部分。雇佣方极力赞同广泛的学习和跨领域技能是长期事业能够成功的必备因素。

行政主管和经理们最看重的大学学习成果是口头交流、批判性思考、伦理判断、有效团队协作、写作交流能力及技能和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运用^[3]。他们同样高度看重寻找、组织和评估不同来源信息的能力，看重分析复杂问题、与不同背景的人合作的能力，看重创新性和创造力及跟进前沿技术的能力。这些交叉技能可以在所有类型的院校机构和各种供选择的专业中得到提升。

因此，社会的主流说法——似乎一个人的本科专业就是全部重要的事情，而只有一些专业可以帮助学生在工作中获得成功——并不符合现实。一个学生的本科经历，尤其是那些经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进批判性学习成果，才是最重要的。80%的雇佣方表示，所有的学生都需要有博雅教育和科学上的扎实基础。在科技迅速变化的时代，比起狭隘的技术训练，雇佣方更愿意押宝在他们认为更加凸显创新力、适应性和灵活性的学生经历上，其原因就显而易见了。

此外，研究还显示，雇佣方对实习经历、学徒经历和社会实践表现出了特殊的重视。93%的行政主管和94%的人事经理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雇用有实习经历或者有在公司或组织实践经历的应届毕业生。同样，非营利组织的雇佣方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雇用有社会实践或社会服务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不出意料的是，仅有33%的行政主管和39%的人事经理认为应届毕业生已经充分准备好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应用于现实世界的环境中^[4]。

最后，在评估职位候选人的问题上，仅有51%的行政主管和48%的人事经理认为成绩单有参考意义。相反，他们向应届毕业生索要学生工作的电脑文件夹，以此来探明毕业生对复杂问题处理的熟练度。这是审核候选人的更加可靠的方式。

这些发现能够帮助课程的改进吗？在搭建沟通课程和劳动力的桥梁之外，大学必须对“已经不再有关于大学学位价值的统一意见”这一事实给出一个解释。雇佣方的关注点已经从文凭转移到了能力和成果上。21世纪的博雅教育致力于加快具有高度压力的学习机会与保证每个学生能够应对劳动力环境中的复杂问题之间的结合，而非分裂二者。对课程的强调，应当着重表达学习成果（人类文化知识、物理和自然世界的知识、智力与实践技巧、个体与社会责任、综合和实用学习）的必要性——无论是对所有学生的智力、公民意识、人格和专业技巧的提升还是在全球经济上的成功都同样必要。课程分配需要将不同知识领域之间的关系澄清，确保学生将学术训练看作是以启蒙为目的的多样化路径，而非从学习中割裂出来自成一体。

由美国国家科学、工程与医学研究院出具的一份题为“同一棵大树的分枝”（The Integrat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Arts with Sciences，Engineering，and Medicine in Higher Education：Branches from the Same Tree）的报告证实了这一结论。我曾在该研究院供职，参与“高等教育的平台与劳动力”中的一个项目。该项目意在测试艺术和人文同科学、工程、数学和医学相结合是否可以提升所有学生的学习成果。报告的题目引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写于1937年的一封信，彼时欧洲的中心正处在法西斯势力日益增长的背景下。爱因斯坦在信中表达了他对“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科学长久以来建立的基础被腐化、操纵、暴力控制——的危险暗示”的恐惧。爱因斯坦说道，“所有的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大树的分枝”^[5]。

通过对基于宽泛基础的跨学科技巧（这些技巧因其可以灵活运用于不同工作环境而受益终身）来实现的诉求，该报告发现了对“实现21世纪的工作者和公民所需能力的更加有效的方式”的需求。该报告结论如下：“在一个科学和技术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的世界中，历史的、伦理的、美学的、文化的能力比以往显得更具批判性。与此同时，民主政府当下问题的复杂和技术性本质要求受良好教育的公民能够鉴别出技术知识的本质与它在民主政治中扮演的历史、文化和政治角色。”^[6]因为，“真正原初的知识依赖于一种能够辨识出特定认知方式的批判性限制的能力” 并“实现适用于内在的民主社会的社会关系”^[7]。

近五十年前，在认识到这样的危险——将一个学科提升到远高于其他学科的霸权地位之上的危机之后，在认识到我们的信任已然增强，信任自然科学方法可适用于全部研究领域后，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他的著作《反对方法》（Against Method）中发出警告，要提防科学家滑向科学至上主义。科学至上主义主张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求知的唯一合法方法是科学方法^[8]。

尽管费耶阿本德警告在先，但科学在解释世界上获得的成功已经导致了一种文化上的不当挪用，即将科学和科学至上主义等同起来。这一“等同”引发深刻社会影响，导致天体物理学家亚当·弗兰克（Adam Frank）对科学至上主义卫道士提出挑战：他要求澄清科学至上主义自我显现的方式，以“帮助我们理解它对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造成的威胁：人类文化光谱的全部建设空间都由科学塑造定型”^[9]。

通过弗兰克的判断，在考虑了科学至上主义如何自我显现，尤其是关于意识的形而上学如何提供了帮助构建他所提到的空间的必要工具的问题后，我们需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所有的学习和实践活动都仅仅来源于科学，我们会失去什么？”对于建设21世纪的课程而言，这一发问是准确而必要的。正如费耶阿本德提示我们，真正的科学家并非教条的科学主义者——他们更加细致入微和深刻地理解到，感觉并不能通过科学实践得到完全解释。科学是审视形而上学和知识学命题的工具。但是，丰富的感觉可以促使我们理解关于人之为人的形而上学，促使我们得到真实地活在这一世界的感觉。而反思关于这种感觉方式的经验具有其独特价值。我们提供给学生的博雅教育与其说是一些外在物，毋宁说是这样一种感觉：好的文学批评可以把我们带入一个经验的空间，将过去与当下世界联系起来。哲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等学者也能够胜任在这样一个经验的大学中讲学。而且，有必要估测多少人对他们所接受的影响有所理解。最后，博雅教育代表的是一个现象学承诺：科学至上主义的转化是不可行的。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中强调了这样一点。他痛惜这样的现状——“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人类都没有准备好迎接人工智能的崛起”^[10]。基辛格对人类未来日益增长的关注，既源于他三年前的研究，同样也源于可以自我学习的机器所带来的魅力——这些机器通过自我学习超越他们的人类程序员，并且能够在策略类游戏“围棋”中胜过人类一筹^[11]。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他想知道，“自我学习的机器，可以通过它们独有的过程获得知识，并将其运用于某些目的上，而这些目的可能并不在人类的认知范畴内。这会对历史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追问到根本：“我们要如何管理人工智能？是发展它，还是阻止它产生更大的危害？我们要考虑到这最为不祥的预兆：人工智能比人类更快、更准确地掌握某些能力，尽管对它而言，这只是数据处理，然而人工智能却能让人类的能力退化，造成人类境况的恶化。”^[12]

未来我们将难以回避技术应用引发的伦理问题和政策问题。科学进步将无可避免地引发关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的问题、关于个体与社会责任的问题。基辛格简要地提及了一些电影和游戏中流行的科幻情节，类似于人工智能攻击它的创造者。比起这些，他更加关注人工智能在细微程度上偏离人类指令的能力是否会产生蝴蝶效应，继而酿成大祸。

基辛格所提到灾祸的潜在可能正在逐渐上升。其原因是人工智能可以在最快和最大层面上犯错、在优化问题上作出和人类选择全然不同的方案。这已成事实。“如果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了我们自己的解释力，社会再也不能以对它们有意义的方式解释它们所居住的世界，人类的意识将会怎样？”^[13]基辛格解释道，“启蒙肇始于基本的哲学洞察力，这一洞察力需要通过新技术来传播”，这项新技术就是印刷术。然而，他认为“我们的时代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潜在的具有支配能力的技术已然形成，正在寻找为之引路的哲学”^[14]。因此，基辛格发出强烈呼吁，要创造出一个国家愿景，探索人工智能已然对人类境况造成的改变，将技术发展与人本主义传统紧密结合起来。

当下世界里，科技进步持续领先于关于技术运用于伦理、法律和社会意义等方面的反思。在这样的世界中，博雅教育的未来需要追求对主题范围的深度理解，将知识和经验联系在一起，接受能够解决多样化问题甚至是包含了矛盾立场的问题的整体路径。在这样的模式中，专业学习仍然是基础性的，但学生可以接触到院系提供的与其他学科相关的实践活动（包括联合课程在内），课程也会考虑到社会的需求，贯穿每个学期。

综合学习和主题路径能够面对专业内外的巨大挑战，要求学生可以将知识应用于新的问题。这是培养学生的最佳方式，它能够培养感性与知性能力，培养出具有创造性思维的学生。这一点对于环球协作、创新推动的经济走向繁荣而言必不可少。然而必须澄清，这样的决定是基于尊重、正义和善行的伦理原则形成的。

社会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O．Wilson）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观察。他认为，当前社会极度缺乏智慧，同时它正在被信息淹没。这证实了他的一个预测：“世界从今以后将由电子合成器和那些能够在准确时间找到准确信息、批判思考并在重大问题上作出智慧选择的人们所驱动。”^[15]我们通过引导学生处理重大问题和重要挑战，帮助学生测试出他们的雄心壮志所能到达的极限。他们在挑战困难、将课程所学和问题相联系、与社会相联系的学习过程中能够锻炼出更加深刻的伦理性反思，理解对自我和他人的责任，获得授权知识，达到作为一个行动者的全新水准。

参与体会不同于自我的经验并从中学习的能力和明白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的能力，同时表现出并限制了一个人的知识。这样的能力对于能否综合把握不同方面的内在关系，如个人、社会、文化、学科、环境、本地和全球之间的关系起到基础性作用。这样的理解对文化上的区分而言十分关键，对合作解决当前世界最为紧迫的问题而言十分必要。出于这些原因，大学需要加倍关注世界公民身份与社群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而后者则是教育的基础。我们需要意识到，愤怒、敌意和怜悯都有可能成为人文主义认同的障碍。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容纳观点各异的个体的社会，我们需要提供社会集体转向的起点。这些都很重要。(www.daowen.com)

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便开始实施“共享未来”计划，致力于推动综合性通识教育课程的提升。这些课程以全球学习、全球挑战作为本科卓越教育的基本组织原则，其重点在于创造跨学科、有问题导向、有深度的课程以促进通识教育的全球推广，进而辨明我们所面临的复杂社会挑战——技术和环境、冲突与安全、健康与疾病、贫困与经济机遇。

我们推进全球学习的承诺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的基础上：世界是内在相互联系的集合系统，但尚有不公正存在。高等教育扩展人文和自然知识系统的同时，也在特权的扩大与阶层分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推动持续发展、培养个人能力、促进海内外公平和正义的持续健全与发展而言，高等教育同样举足轻重。为此，全球学习要提升学生对于个人身份与社群身份的认同感。这是需要通过分析和探索复杂的全球挑战的重要机会、与不同个体的共同协作，并在当代全球语境下承担起责任、付诸行动来达到的。

哲学家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C．Nussbaum）为这种为了未来的全球学习提供了一个辩护：

对于理性慎思而言，政治上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这样一个未经检验的感觉：一个人当下的偏好和采取的方式是中立且自然的。如果教育将国家边界视为道德边界，则会显著加剧这种非理性，它将通过把虚伪的道德分量与道德荣誉加诸在历史的意外之上来完成。^[16]

纳斯鲍姆认为，把人类社群边界置于国家边界之上，可以让我们在亟待国际合作的全球问题上更加接近解决之道，但这要求去修订课程以支持对共同未来的认可并促进彼此之间关于地理、生态、传统和价值观的全球对话。

我们的慎思首先应当是“关于具体情况下人类问题的慎思，而非关于从不同国家身份所产生的问题的慎思”，同时也要求学生们不仅仅“认识到人性（无论在哪里遇到这样的情况）”，并且可以“明白人性全部的‘奇怪面目’”^[17]。当每个人都成为我们讨论和关注的社群的一员，以及当我们的政治慎思建立在人类共同的纽带之上时，我们已经无法轻视其他人的幸福。

我们要帮助毕业生应对不断变化的未来景象，所以这些课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学生有必要展示其对复杂和重叠的全球系统的理解，解释这些系统如何产生、受到哪些影响，以及处理不同的结果、影响人类与自然界，最重要的是阐明如何能够改变这些系统。学生也有必要展示他们对于在海内外面向文化、社会和自然界的当下与过去的挑战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系统而综合的理解。

当代博雅教育必须成为连接“博雅”和“应用”两个传统的桥梁。博雅教育的心脏是一系列高压实践的延续：第一学年，研究社群，强化写作，展开协作项目，开展本科生研究、实习、社区实践学习、顶点课程（capstone course），专注于长期计划，并在课堂内外接受导师指导。这些训练可以磨炼出更高水准的学生素养和更好的学习成果，并对学生的一生产生长久的影响。这些内容的共同点是，它们有意引导学生参与到同辈、院系、单位和社群成员组成的互动之中，并且随时间变化提供日常的团队共同反思和个人反思的机会。

后工业时代的知识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要求大学实施课程改革，以确保所有的学生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高压训练之中，让他们能够为将来展开工作做好准备。大学有教育学生成为能从事生产的公民的责任，这便无疑纳入了确保就业的教育内容。任何机构如果未能做到将学生的生涯思考、求职经历和对学习的应用结合在一起的话，都是在给我们所寻求的教育帮倒忙。但是，传授给学生可以获得薪酬的技能与经历仅仅只是通识教育任务的一部分。通识教育通过文学、哲学、音乐和艺术启发我们的意识，可以让我们成为完整的人，丰富我们作为个体和社群成员的经历，并让我们能够直面人类生存最根本的问题。

我想在座诸位和我在很多地方都有相似之处：我们早上起床并不是为了帮助下一代挣钱。这并不是高等教育的原则性目标。我们的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去开阔思维、分享观点、释放想象力以及引导学生走向未来——尽管对于那个未来，我们也只知片面。我们参与的事业是良好的，并且目标明确。这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事业，因为教育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并且将继续通过它的可能性所带来的纯粹的变革力量发挥影响。在碎片化和复杂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这项事业将帮助我们所教育的每个学生找到最好和最真实的自我。

【注释】

[1]林恩·帕斯克莱拉，美国学院和大学协会主席。本文为帕斯克莱拉参加2018年韩国第二届通识教育研讨会的讲稿。

[2]马雨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3]Association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Fulfilling the American Dream：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ofWork”，the Hart Research Association，2018，p．11．

[4]Ibid．，p．4．

[5]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Engineering and Medicine，“The Integrat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Arts with Sciences，Engineering，and Medicine in Higher Education：Branches from the Same Tree”，Consensus Study Report，2018，p．9．

[6]The Na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Engineering and Medicine，“The Integration of the Humanities and Arts with Sciences，Engineering，and Medicine in Higher Education：Branches from the Same Tree”，Consensus Study Report，2018，p．54．

[7]Ibid．

[8]Paul Feyerabend，Against Method，Verso，1975．

[9]Adam Frank，“The Power of Science and the Danger of Scientism”，National Public Radio，http://www．npr．org/sections/13．7/2013/08/13/211613954/the-power-science-and-the-dangerof-scientism，August 13，2013．

[10]Henry Kissinger，“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The Atlantic，June 2018，p．11．

[11]Ibid．

[12]Ibid．，p．13．

[13]Henry Kissinger，“How the Enlightenment Ends”，The Atlantic，June 2018，p．13．

[14]Ibid．，p．14．

[15]E．O．Wilson，Consilience：The Unity ofKnowledge，Vintage Books，1988，p．294．

[16]Martha C．Nussbaum，“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Boston Review，October 1994．

[17]Martha C．Nussbaum，“Patriotism and Cosmopolitanism”，Boston Review，October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