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特别是15世纪以来，明（中后期）、清两代封闭自守、夜郎自大的专制王朝，遵循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非常贫乏，中国自处于国际化浪潮之外。而这一时期恰恰是整个世界大发展、大跨越的时期，伴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到处抢占殖民地。此后，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17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的启蒙运动、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把人类从古代世界带到了近现代世界。

1793年，英国派出乔治·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访华，名义上是参加当朝的乾隆皇帝83岁寿辰的典礼，实际上是想打开中国的国门，与中国开展贸易。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英国的礼品共19宗、590余件，都是当时英国的精品，也是英国先进科学技术的代表作。但是当时清朝统治阶级对此不屑一顾，斥之为“奇技淫巧”。当时的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帛，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最终以失败告终。

既然和平手段无法敲开中国国门，那就只有采用武力手段。果然，马戛尔尼使团访华47年之后，英帝国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其中的林则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称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但这时的整个清朝上层统治阶级依然沉睡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克北京紫禁城、火烧圆明园，才使得清朝上层统治阶级图强思变。1861年（咸丰十年）至1894年，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洋务派主张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是，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即仅仅将西方的坚船利炮作为工具使用，而整个社会思想体系、政治经济体系依然保留中国专制王朝制度不变。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他们没有认识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甲午战争的结果表明，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而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期，同为亚洲国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他们在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销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引出竞争机制，强力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教育方面，构建先进的教育体制发展近代义务教育，将全国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8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考道和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日本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军事方面，实行义务兵役制，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须一律服兵役。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筑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可见，与洋务运动不同，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全面向西方学习，其目的是“脱亚入欧”。当时日本思想家、哲学家福泽谕吉撰写了《文明论之概略》一书，提出要“求知识于世界”，全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特别是学习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思想哲学等。

在中国，自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撬开中国的大门，中西方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联系日益紧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人开始自觉地向往、学习与世界文明合拍的、现代的各民族新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但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融入全球化、国际化的进程，却屡屡被革命和战争打断。20世纪以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连年战火，国家建设与发展无从谈起。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历了50年代短短8年的黄金发展期。1958年以后，极“左”思潮泛滥，直至1966年，最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国家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当时冷战加剧、中苏关系破裂的国际形势下，我们的国门再次关闭。

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终于赶上了20世纪世界发展的最后一班车。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与改革开放国策相配合，他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教育方针。那是在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再一次提到，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线路、总任务，对教育战线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20多年来，这“三个面向”的题词所蕴含的深刻的教育理念，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针，“三个面向”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我们教育改革的旗帜和灵魂。

其中，教育要面向现代化，强调教育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我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最重要的生产力因素，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能否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各行各业的高端人才，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专家、教授、学者，是摆在教育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www.daowen.com)

教育要面向世界，强调了教育的改革发展，不仅要着眼于中国，而且要放眼世界。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国际间的经济、科技和教育文化的交往越来越密切。面向世界的教育，就是要吸取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事业，它发源于社会成员对知识技能的需求共享，其主要使命就是传授利用人类的文化知识的遗产，而人类的文化知识乃是全人类的财富，是不分民族、国界的。特别是今天科学技术正迅速发展，整个世界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必须拓宽视野，打开大门，加强横向联系，把学校置于更加广阔的领域，只有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既立足国内又放眼世界。

教育要面向未来，强调教育不仅要考虑当前，更要着眼于长远。教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是面向未来的前瞻性事业，“不仅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教育必须从现代化建设的长远目标出发，使今日的教育能够适应和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使人类的交往更加突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培养具有“全球意识”的国际型人才成为各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我国已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加入WTO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难得的机遇，同时使得我们面临巨大的挑战。其中，国际型人才的匮乏是比较紧迫的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将增进教育的国际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据教育专家指出，在世界日益缩小为“地球村”的时代，国家之间人员大量流动，各种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加强。对于人才的要求更加趋向于国际化，要求较强的国际融合能力，具备积极的合作意识和协同能力。然而，以我国目前的教育模式来看，用应试教育来全面培养国际需要的人才有相当难度。有关专家指出，中国社会对国际化人才的需求和教育制度之间，已经形成巨大的矛盾。这种情况使得部分家长已经开始让孩子出国进行学习，以适应国际和中国社会人才需求趋势。

据权威教育专家调查分析表明，孩子的学习天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降低，尤其是语言能力。经研究，3～15岁是孩子接受新事物能力最快、可塑性最强的时期。同时，这个阶段孩子的记忆力最好、模仿能力最强。在语言学习能力方面，由于母语发音尚未定型，口腔肌肉弹性好，对于外语的掌握有巨大的优势。但是文献研究表明，国内对国际化教育、跨文化交流等研究大多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而基础教育阶段，特别是小学阶段，还缺少经验与研究。基于启元教育的发展目标，特别是中原郑州这块古老土地，时代呼唤着必须加强国际化教育。因此，加强国际化教育，并将其与“面向未来”一道，作为启元教育创新的战略定位，正是我们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