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后勤军需供应是保障军队作战防御能力的根本问题，也是保障长城守御的关键所在。明代守卫在长城沿线的官兵将士数目很多，所需的军需物资量极大，仅仅军粮一项，就是政府和民众极大的负担，尤其是西北地区，远离中原，军粮的问题更为严重。从内地往西北运粮，筹粮难、消耗大，所以在长城沿线实行屯田耕战制度是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河西之屯田由来已久。自汉武帝开疆拓土，设立河西四郡以来，便在河西走廊开始了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晋、魏、隋、唐以来，都因循旧制，所以人民富庶甲于内地。尤其凉州地区水草丰美，农牧发达，为天下饶。《重修肃州志》中张鍊《屯田议》中说：“自古英贤之君，奇智之士当诸侯割据、华夏纷争之代，以师行而粮从。馈运不继，相其临戎广野，使戍卒耕稼其间，耕而有获，以十一二输官，以十八九自赡，由来以为良法、美意者，屯田得也。赵充国以二羌反叛，广田金城，期年之间，使先零坐毙；曹操以征发四方，屯田许下，垦荒积谷，无远运之劳；诸葛亮与魏将严拒，乃从容渭滨，分兵屯田，司马懿畏而敛避；邓艾与吴为邻，开河渠溉田，通于江淮，大为伐吴之资。嗣是历世因之，其法浸备，其利浸溥。于今，强敌陆梁，非兵无以御敌，非粮无以养兵，乃百计集兵，千方足食，而独不及屯田者，何也？我太祖体国经野，田遍天下，而西北边，最多开屯之例……”

明初，朱元璋便以“强兵足食”为“兴国之本”，其目的是“足兵足食，并有天下”。据《河西志》载，明代初年大量迁移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的移民到河西屯垦。河西走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祁连山是一座天然的固体水库，靠着祁连山雪水的滋养，河西走廊的农业生产有着稳定的保障。在垦荒时期，政府借给移民土地、耕牛、粮种等生产资料，并且提供衣服，待有了收成以后，移民向政府缴纳较低的租税，这样做，既解决了广大移民的生存问题，又就地解决了军粮问题。

明代沿长城一线设立了九边重镇，由总兵统领防务，河西的长城都属于九镇之甘肃镇所辖，下设卫所、戍堡。卫所是明代各省下设的军事机构，既负责调遣、训练士卒，也负责管理军事屯田，下设屯田百户所，“且耕且守”。

明代河西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和商屯。

军屯，顾名思义，就是让各个卫所的军士进行耕种，从军队中抽出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所以军士中既有“田卒”，又有“守关卒”。田卒由屯田官统一指挥，田卒可以带家属，有自己的“田舍”，除屯田外，所开荒地归他们私有，甚至可以买卖。政府给予屯田士卒的各种福利措施是比较优厚的，以期吸引更多的士卒长期留在长城沿线屯田，扩大军屯的队伍。军屯缴纳的谷物主要供应军粮。除自给以外，还要储备和上缴一部分，以补充其他地方的军粮不足及中原战乱粮食紧缺的需要。河西的军屯始于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年），是年五月，朱元璋“命邓愈发凉州等卫军士分屯碾北、河州等处”（见《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兰州、庄浪、甘州、山丹、永昌、凉州等卫军事屯田，每岁所收，谷种外余粮，请以十之二上仓，以给士卒之戍守者”（见《洪武实录》）。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朝政府正式制定了《军事屯田则例》，其中明确地规定了“边地卫军，以三分守城，七分开屯耕种；内地卫所军，以二分守城，八分开垦屯种”，每个军士授田五十亩为一分，发给耕牛、农具、粮种等，三年后缴纳赋税，每亩一斗。明惠帝建文四年（1402年）又定科则：“军士一分屯田，征粮十二石。所征之粮贮于屯仓，由本军自行支配，余粮为本卫官军俸粮。”当时，除了新增加的镇番卫外，河西十一卫屯田军士已达三万三千五百余人，屯地达一万六千三百余顷，河西的军屯不仅满足了自己，而且还向缺粮地区输出，《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记载：“洪武三十年（1397年）凉州、永昌、肃州、庄浪诸卫，累岁丰熟，而甘州、山丹等六卫地寒，军伍每以缺粮为病，地方请以凉州等卫输官粮，储济几其不足。”

民屯，是由政府迁徙内地的无地农民，或是发配来服刑的罪犯到指定的地方耕种。《明史·食货志》记载有：“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徒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民屯的人称为“垦军”，以区别于“军屯”。史称“田利大兴”的，就是在嘉靖初年右都御史刘天利督办甘肃屯政期间，奏请让肃州的壮丁以及山西、陕西等省的流民在肃州周边耕牧，而且在周边其他地方大力推行，使屯田达到空前盛况。嘉靖十八年（1539年），杨博在《处置屯田疏》中奏道：“河西事体，重且大者，莫过于屯田一事。遂即案行巡、守、兵备四道，各将境内荒芜田地，通行查出。或上下水利不通，应该挑浚；或人力牛种不敷，应该处给；或从未抛荒未种，应该开垦……以其土地肥饶，犹可耕牧故也。臣自入境以来，见所至荒田，不下万顷，遂极力经营，期于少效，乃今备咨舆情，始知受病原委，全在于催科之不法，而法令废格，实由于劝惩之未至，若不急为处分，河西生计，日就穷蹙。（《重修肃州新志》）”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右检都御史甘肃巡抚杨博“大兴屯利，请募民屯田，永不征租”（见《明史·杨博列传》），并且增加设置了屯庄墩三百六十五座，对民屯者实行“寓兵于民”的屯田制度，也就是说民屯者也有守长城的责任，他们一样担负着本地的防御任务，战时打仗，平时农耕。由于大量移民到河西屯田，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使当地的大量荒地得到了开发，实乃一举多得之措施。(www.daowen.com)

河西边地的屯田和内地的屯田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边地为了奖励屯田，保障军士的防御能力和边地的军民生活，明朝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宽松、优惠的政策。《明史·食货志》载：“其制……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两分守城，八分屯种。”“每军受田五十亩为一分，给耕牛、农具，教树植。复租赋”，“军田一分，正粮十二石，贮屯仓，听本军自支，余粮为本卫，所官军奉粮”。永乐初年，明朝政府又制定了关于屯田军官的赏罚条例：“岁食米十二石外余六石为率，多者赏钞，缺者罚俸。又以田肥瘠不同，法宜有别，命官军各种样田，以其岁收之数相考较。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地僻处及输粮艰者，屯多于守。屯兵百名委百户，三百名委千户，五百名以上指挥提都之。”

明代的耕战制度中，除了军屯和民屯以外，还有“商屯”。商屯，就是商人代替政府支付运粮的费用。明朝政府实行食盐由国家统一专卖的制度，利用食盐的专卖权，招盐商把粮食运到边疆以获取贩盐的许可。明代在河西一带贩盐的多为陕帮和晋帮商人，他们靠往西北运粮向东南引盐而获利，由于从内地把粮食运输到西北长城沿线耗资很大，许多商人便招募无地的农民到河西地区垦荒种田，所收获的粮食除了自给以外，剩余都缴入官仓以获取贩盐许可。《明宣德实录》卷十中说：“陕西边急缺粮储，宜招商中纳盐。今于西宁、庄浪上纳者，每盐一引，米麦豆四斗。甘州、凉州、肃州上纳者，每盐一引，米豆麦三斗，聚于、俱于淮浙运司不拘资格支给。”

明朝政府在河西地区兴兵屯田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兴修水利。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除了士卒外还要调用移民和当地的民夫。在长城沿线经过多年的建设，逐步形成了许多灌溉系统，仅甘州卫就修建水渠79条，肃州亦有许多。《重修肃州新志·水利》中有关于兴修水渠的记载：“沙子坝，在黄草坝南，水起龙口。亦在讨赖河岸，去城西三十里。尽头果园，东延七十余里，中小坝甚多，若遇河水微细，远田常旱。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参将崔麒见坝有树根盘结水不甚涌，遂捐己地，别挑五十余丈，以避旧坝，阔一丈五，深三尺。洞子坝，城南有二处，一名东洞子，一名西洞子，水向东、西流，故名。二水具在洪水河，凿石崖为洞，引水渐上者也，甚为奇异……乡人谣曰：‘有人修起西洞子，狗也不吃麸刺子’以其食极定也。”

大规模屯田，大力兴修水利，加之不断地推广新的农业生产技术，河西长城沿线的农业生产得到了空前迅速的发展，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都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使得原来许多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变成了繁荣的农牧区。这样，既减少了军需运输之劳，又减少了人民的劳役。在《肃州志·文·屯田议》中有着详细的记载：“随处有田，随处行师。刍粮如峙，内省驽运，外省民输，有卒徒将领以足兵，有沟洫陇畛以助险，有树艺园林以护耕，转盼之间，变荒碛为丰壤，易流莩而乐康，阜民足国，未有善于此者。……沁请发左藏积缯，因党项易牛，铸农具、籴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夏秋耕荒田种之，沃土久荒，收入必多，戍卒获利，则愿耕者众。既因田致富，则不思归，及戍期将满，下令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人家愿来者，本贯给食而遣之。是后，收入即腆，耕者愿留，家人愿来，变关中之疲敝为富强。”这些记载都充分地描述了屯田所带来的富裕。

在河西的屯田中，军屯是最为发达的，但是从总体上讲，无论是民屯还是商屯，都同属于军事屯垦经济体系，如商屯的盐商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屯田，也会组织自己的垦民们修筑烽火台，在长城上守望。尤其是到了明代后期，绝大部分的民屯和民有土地都划归各个军事卫所的管辖之内。

要发挥长城的御敌功能，必须解决守城将士的军备给养问题，明王朝早中期在河西长城沿线实行的屯田耕战制度，使得明王朝在建立之初社会经济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供养了几万大军守御着长城，也使长城沿线的人民有了和平安宁的生活、生产环境，巩固了明王朝的统治，大大地促进了河西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长城与屯田是相辅相成的，他们相互关联着，缺一不可。河西的明长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阻止了吐蕃入侵中原，保障了关内河西各地的安定，长城有效地保卫着屯田和其他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移民屯田既保障了军需，又安定了人民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