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塔境内汉代长城遗存主要出土于居延遗址所属的肩水金关、地湾城和大湾城遗迹及部分烽燧，这些遗物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木简、纸、帛文书；一类是兵器等军事用品，有刀、剑、箭镞、转射、燃烽燧用的积薪、草苣等；一类是屯戍农具、工具，有铁镰、铁凿、猎具、木量具、铁马嚼等；一类是日常生活用品，有铜镜、木梳、麻鞋、漆耳杯、陶瓷残片、石碗、陶匙、勺以及丝、麻、毛革制成的衣物残布；一类是文具和钱币，还有辟邪用的人面画杙等，这些遗存对于研究汉代边卒屯戍生活以及汉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都具有极大的价值。

居延汉简：指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遗址中出土的汉代简牍，在汉代，因此地分属张掖郡的居延、肩水两都尉所辖，简牍命名由此而来。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对这一代的烽燧遗址进行了考察，首次发现了约10200枚简牍，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再次在这一地区的烽燧遗址中发掘了近2万枚汉简，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这些简牍年代约在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初）至东汉中叶（公元2世纪初）之间。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其中屯戍档案又包括两大类：一是居延、肩水两都尉及下属候官及亭燧的各种名籍和簿册；二是居延、肩水两都尉及候官亭燧收受和呈递的各种公文文书。这些简牍的内容涉及汉代长城沿边的边防屯务及有关典章制度，屯戍吏卒的日常勤务和他们使用的兵器工具、吏卒及其家属的生活、沿边交通驿传的管理制度等，是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1972年秋，甘肃居延考古队沿黑河，南起金塔境内双城子，北至居延海一带进行了考古勘察。在调查、踏勘的基础上，于1973年和1974年夏秋季，对破城子、肩水金关、第四燧等三处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金塔境内的肩水金关故址，是本次发掘的第三个发掘点。在这里出土的文物仅简牍就达11577枚，加上1930年出土的850枚木简，在这里共出土简牍12427枚。还有货币、残刀剑、箭、镞、表、转射、积薪、铁工具、铁农具、竹木器械、各类陶器、木器、竹器、漆器、丝麻、毛、衣服、鞋、帽、渔网、网梭以及小麦、大麦、糜、谷、青稞、麻籽等，还有印信、印章、封泥、笔、砚、尺、木板画和麻纸等遗物1311件。（照001—028）

1986年，甘肃省又组织专人对地湾城进行发掘，共出土汉简约2000枚。这些简的年份集中于公元前84年至公元前24年，属西汉昭帝至王莽更始时期。同时出土的器物很多，有木器、竹器、苇草器、角器、料器、陶器、铁器、铜器、皮革和织物等，还发现残笔一支。根据这里出土的函检与簿检，认定地湾城为肩水候官所在地。

居延出土的简牍和遗物，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世人惊叹。这些简牍绝大多数是木制的，只有极少数是竹简。就形制而言，有牒、检、板、檄、椠、简、两行、觚、册、符、传、过所、削衣等分类。通常完整的简牍每枚长23厘米左右（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尺牍），最长者达88.2厘米，最短的仅3.8厘米。其中纪年简的上限始于西汉昭帝始元时期，下限至西晋武帝太康四年（283年），其中西汉武帝时期和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以后的简数量极少。昭帝至新莽时期的年号简基本上是连续的，属于汉宣帝时期的最多。

居延汉简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的科学、历史和文物价值。

政治方面包括汉代的养老制度、抚恤制度、吏制等内容；经济方面有关于农垦屯田的记载，其内容涉及屯田组织、农事系统、屯垦劳力、田仓储运、田卒生活、剥削形式和剥削量，以及农具、籽种、水利、耕耘、管理、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定量等等，其学术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军事方面，肩水金关汉简多是西北边塞烽燧亭障的文书档案，文中所记载的武器名目繁多，最常见的为弩；科技文化方面，肩水金关函检中记载有《九九表》，同时，居延纪年简多载有年月日，一般在月名与日序之间注明朔旦，这无疑是研究两汉朔、闵排列的第一手资料。

著名学者李学勤说，就汉简的价值而言，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居延汉简不仅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还涉及天文历法、医学、古代气候的变迁、农业生产、兵器制作等科学技术领域。看《甘肃简牍百年论著目录》，发表的学术成果已有2600多项，其中专著200多部。不仅国内各大学、各研究机构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都有研究简牍的学者，在港台地区，在日本、韩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意大利等东西方发达国家都有研究简牍的学者，有的已有近百年历史。可以说，汉简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积淀在知识领域，进入民族文化的知识系统。(www.daowen.com)

从艺术的角度讲，居延汉简很多都是汉代书法的精品。不只是汉隶的典范之作，而且还有篆、隶、楷、草、行各体书法的出现和流变。日本民间一向把临摹汉简作为书法精进的必修阶段。日本的中学还把甘肃汉简收进了教科书。

从西部开发的角度讲，汉简记录了我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历史。汉武帝开拓河西、挺进西域，是中华民族对西部建设的早期贡献，与我们今天的西部开发有着历史的传承关系，其开发理念和勇武精神多有借鉴启迪处。汉简中的具体记载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实例。

从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角度讲，更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汉简中有匈奴、羌人、乌孙、月氏等古代民族的丰富记载，而上述民族与现代的有些民族有着文化和血缘上的源流关系。研究各民族对西部建设的贡献，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稳定。

从弘扬丝绸之路文化和发展中外关系的角度讲，7万多枚甘肃汉简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丝绸之路有关。它不仅直接记载了陕西、甘肃等丝路东段的情况，还记载了新疆地区丝路中段和帕米尔以西丝路西段沿途各国的情况，如此生动具体的记载在世界各国是独一无二的。

从弘扬历史文化的角度讲，汉简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事件以及制度本身，都有古老而深厚的文化内涵。通过宣传展示，都是对干部、群众和大、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增强进取精神、完善人格追求的最好教材。

从发展文化产业的角度讲，汉简的出土地点，汉简记载的每座烽燧、每个战场，以及涉及的风土人情，都可为开发当地的旅游事业提供丰厚的文化内涵。另外，可以从书法艺术、简牍知识的普及、简牍简册的复制等多个方面开发出文化产业项目。

总之，汉简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记载，是我们今天应该着力研究和弘扬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