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来，齐、魏、赵、燕、秦等国竞相以土、石构筑墙垣为边防，名之为“长城”。早在金文《犇敬钟》中，就有有关“长城”的记载。《竹书纪年》《战国策》《史记》《盐铁论》《淮南子》等文献，均将战国至秦代的边防设施称作“长城”。但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遣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匈奴，收河南地（今黄河河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史记·蒙恬列传》）。“自榆中并和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史记·秦始皇本纪》）。自此后，边防设施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塞”。

塞，《说文解字》中注：“隔也。”其本意为阻隔，后引申作边界或险要处。以“塞”作为边防设施的专有名词，普及于汉代。如《汉书·匈奴传》：“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在河西汉代障坞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中，亦有大量关于“塞”的记录。

有研究者认为，各种边防设施名称的演变，意味着其结构的发展变化。秦始皇使蒙恬“城河上为塞”，仅属局部地段之权宜举措，尚未形成秦边防的主要形制。汉替秦后，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始，随着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大规模兴筑了障塞烽燧。由于疆域的迅速扩大，屯戍的大量需求，迫于人力、财力的制约，汉朝政府大面积推广蒙恬的措施，充分利用山川险阻、地形地物，同时采用各种手段，进行边防建设，从而形成了一套严密的防御体系和军事通信系统。《汉书·匈奴传》载郎中侯应语：“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强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由此可知，汉代所筑之边防设施，皆因地制宜，或倚高山峡谷，稍作整治；或临河流，兴筑木栅、水闸；或就地取材，垒砌墙垣，构筑篱笆，设置“强落”。所有上述设施，汉代总称之为“塞”。文物部门经过二十余年的调查证实，河西的汉代边防（包括金塔境内）是由壕堑、“天田”、芦苇、红柳和砂砾垒筑的墙垣，以及山峰、河流、沼泽、沙漠等天然屏障，甚至绳索、栅栏等共同组成的，因此，将河西的汉代边防设施多称为“河西汉塞”。

张维华《中国长城建置考》（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将汉代边防设施称之为边塞，而不称作长城。略谓：“汉之边塞，有时称之曰长城，有时称之曰障，有时称之曰鄣塞，亦有时简称之曰塞。大抵塞为通称，长城为绵亘相接之边垣，障为一地之防御工事，或指城堡而言”（第138页）。这种分辨是很精当的，现在有些人常常将汉代边塞一律称作长城，失之远矣。不知边塞包括有长城，然而边塞并非全部都是长城。(www.daowen.com)

边塞是与长城不同的另一种军防体系，今人常常将二者混为一谈。边塞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的边塞泛指边疆地区的全部军防设施，包括有长城、城障、列亭、烽燧、壕堑以及山险等。古代词诗歌赋所称的塞，也属于广义的边塞，是指除了长城以外的军防设施。不能轻易地将史籍中记载的塞、边塞，都看作是长城。

从军事角度来看，低矮的塞墙无法阻止匈奴骑兵的逾越，那么它有什么功用？塞墙应与天田有关，天田是用于侦察敌人活动情况的一种军事设施。颜师古注《汉书·晁错传》引苏林语曰：“做虎落于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视其迹，以知匈奴来人，——名天田。”在居延汉简中，有许多关于天田的记事，如“毋兰越塞天田出入迹”“说人画沙中天田六里”“天田不耕画”等。天田是古代侦察敌人踪迹的一种方法，即将城塞以外的土地整平，撒上细沙，如果敌人进入天田，必然要留下人马的踪迹，据此可以分析敌人的活动情况。塞墙以内，应为天田所在，于是，塞墙便成为天田的界限和标志，以便于检查。天田平整地面，不断撒沙，极似农民整治的田地，但是却并非是可耕之田，故而称作天田，即不能耕种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