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国的企业发展已走出计划经济体制多年，但是我国现代企业长期形成的作为“计划工具”的生产模式，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内仍然成为企业生产模式进行转换与完善的樊篱。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企业主要作为执行国家经济计划的工具而存在，企业缺乏自主性，在这一时期，我国对于CSR的研究基本处于空白阶段。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日益得到确立，企业生产活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较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运行有了大幅增加，而限于较长时期内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内CSR研究的缺失，对问题的解决却呈现出了匮乏之势。问题的产生需要相应的解决途径，而彼时现实转变与理论回应的断裂造成了我国企业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上的第一个困境。

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企业生产与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问题进一步激化。经济发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进入快速增长的同时，意味着其发展同样可能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限制，经济发展在整体势态良好的同时仍然存在着局部性的不平衡、不和谐与经济发展模式滞后的现象。在我国，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依靠包括生产总量等因素在内的生产规模的扩大。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国内企业的生产过程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特大城市承载力研究”的数据显示：我国单位工业生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十多倍，单位GDP能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印度的2.8倍^[39]。固化的传统生产方式所带来的能源消耗与环境恶化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弊病之一。囿于生产技术的滞后，从原料提取到废弃物处理，我国诸多生产企业并没有能够按照低消耗、低排放的标准予以执行，正是在此基础上，就整个生产过程而言，资源利用率低所造成的资源消耗与废弃物处理不到位导致的环境污染，形成了我国诸多企业生产过程中所呈现的严峻问题。生产技术滞后对生产模式及生产过程本身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成为当下我国企业生产无法摆脱“消耗多”“污染大”梦魇的基本局限所在。

此外，目的本身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达成目的的方式与手段。我国企业在面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尚存在一些难以转变的观念，后者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对企业的生产行为作出了方向性指导。在经济起步到延续至今的长时期内，认为企业运行的最大价值在于创造财富与利益的观念深植于企业发展范式内。这一固化观念的坚持，使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除了对企业生产所产生的效益进行预计与关注，很难对生产原料撷取与后期废弃物的处理提供适当的经费与技术支持。片面关注生产总量，估价生产利益，忽视能源、资源与自然，最终造成企业生产在得到发展的同时，能源、资源大量耗费与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这是我国现阶段企业生产过程中企业责任意识严重缺失的主要表现之一。正如企业生产模式与生产的发展受到企业自身定位与整体发展目标的影响，对资源的利用与自然环境的关注，同样受到企业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等多重道德维度的问题。如果企业始终只能将企业定位于物质商品的大规模生产而忽视其社会与道德责任，“绿色责任”的实现将缺失最为关键的实践主体。

此外，虽然由于企业责任意识的缺乏，现阶段企业生产所引发如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假冒伪劣等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使得企业与社会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然而，受到整个经济发展大环境与监督机制不健全的限制，问题的规避仍然呈现出滞后的态势。一方面，我国虽然通过立法的逐渐完善规范、明确了企业责任的范畴，然而，在后期执行过程中，除了企业自身“绿色”责任意识的淡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社会舆论对企业生产进行有效监督的缺失，同样成为企业生产只顾经济效益，不顾资源、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管机制，企业在片面追求生产效益，甚至造成严重的资源破坏与环境污染时，未曾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企业除生产活动外很难对效益之外的因素产生关注，也无法形成相应的责任意识。监管机制的形成包括法律法规与社会伦理道德进步、舆论监督等多个方面，这些环节的整体缺乏，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企业生产的高消耗与高排放。

随着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提出，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我国企业发展与生产建设明确提出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更加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节能环保水平、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40]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加快实现新四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口号的基础上，提出实现绿色化的第五化目标，极大地鼓舞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企业生产。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与企业落实绿色责任的历史任务在现实层面存在着极大的共构性：生态文明建设在可持续发展、生态友好等前提要求下，要求企业能够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减少能源消耗、废弃物的合理处理等措施有效实现能源、资源的循环利用，并将对自然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而在企业生产过程中，节能、环保水平的提高恰是企业在这一社会与历史的任务面前承担“绿色责任”的主要表现。各类企业只有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将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污染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改善企业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关系，获得更为持久的发展。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1—202页。

[2]［德］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9页。

[3]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8页。

[4]韩立新：《马克思的物质代谢概念与环境保护思想》，《哲学研究》2002年第2期。

[5]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2—423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11]《刘思华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页。

[12]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13]周义澄：《自然理论与现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2页。

[14]腾藤、郑玉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制度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

[15]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4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9页。

[17]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18]［美］奥登·谢德勒著，赵霞等译：《绿色蜕变——可持续变革前沿的硬道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页。(www.daowen.com)

[19]［美］奥登·谢德勒著，赵霞等译：《绿色蜕变——可持续变革前沿的硬道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20]国家统计局：《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21]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04年3月。

[2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005年10月10日。

[23]参见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20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29]王学俭、宫长瑞：《生态文明与公民意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8—109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32]欧洲CSP新趋势：深入合作共促繁荣，《经济导刊》2013年第7期。

[33]孔凡伟：《欧洲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行动》，《环球经纬》2013年第6期。

[34]饶蕾、曾骋：《欧盟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对企业的经济影响分析》，《国际瞭望》2008年第38期。

[35]林芳、冯丽丽：《欧洲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现状·履行方式·评价框架》，《财会月刊》2011年第12期。

[36]聂清、王晶：《绿色供应链在欧洲的发展及启示》，《生态经济》（学术版）2010年第1期。

[37]福布斯中文网：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104/0008935.shtml，2011年4月20日电。

[38]《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09年版，第872页。

[39]《北京建特大城市研究院》，2012年9月4日《新京报》。

[40]新华网，2007年10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