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后半叶，英格兰中部地区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历程中的践行者与先导，率先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工业革命爆发后，机器取代人力、大规模的工厂生产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成为主要特征。机器时代的到来使生产力在人类文明史上完成了一次重大飞跃。工业文明作为继农业文明后，在300多年间占据人类社会生产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不仅促进着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生产方式的完善、生产资料的丰富，同时于无形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世界与思想，其中，最为重要的思想转变是人类对于自身及自身在人类社会、乃至自然、宇宙中身份与地位的思考。

从古希腊“斯芬克斯之谜”即被牵引出的“认识你自己”这一哲学命题，一直作为人类对自我进行探究的重要问题而被反复追问。自然人、社会人、文化人、行为人等对于人自身而进行的诸多范畴的定义既为人类思考提供了宽阔的视域，同时，也增加了人类思考自身的多重性与复杂性，从而给人类认识自我、揭示人类真正的身份及确证自我抛出了种种问题。漫长的中世纪后，人类不再将回归“上帝之城”作为在世的唯一信仰，在工业文明与接下来人类历史的近现代化过程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与教会神权，思想家们开始以新的视角重新探讨人在社会、自然甚至宇宙中的地位，并最终以人性代替神性为出发点，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

当人类将目光转向自身并寄希望于工业发展以改善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时，对自我利益的关注与追求伴随着对自身的关注，同样走入现代人的精神文明与现实行动。人性的确立与地位的提高使得人们不再囿于制度、信仰的束缚并转而以此为基础确立了现代社会的人性论基础。霍布斯曾将人类自然状态下的境况喻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个人都能够为了汲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如“恶狼”般争夺甚至厮杀。问题的解决有赖于某种共识的达成，契约作为人类社会达成普遍共识后的规范，成为保证社会平衡、和平运行的基础与前提。人类将自身定位在文明中心的行为构成了“人类中心主义”形成的现实基础，并最终促使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一种自中世纪上帝、宗教崇拜后存在的新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尺度而被采用：人类利益作为价值评价的依据，同时人类才是价值判断的真正主体。而工业文明的兴起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裨益在于：人们能够通过对机器加以利用，使得传统意义上人与劳动所构成的直接关系被切开，大机器生产代替以往的工场手工业，从而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大机器工业时代的到来无疑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解放了劳动者的身体，这是人类享受到的工业文明带来的最大利益之一。如启蒙运动中，面对满目疮痍的中世纪欧洲，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现与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教会统治的斗争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力量支撑。于是，人们开始在对封建制度与宗教神权的批判中将目光转向尘世的快乐与现实的幸福，这种转变首先将人类从虚无的上帝与宗教神话中解放出来，使人重新并以更高的姿态站在了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中心位置。

由工业革命、启蒙运动等所改变的人类文明历程及人类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中世纪后，主导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所谓“人类中心主义”，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将人放置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对自然进行统治与利用；在伦理关系的范畴中，人能够做到以“人是目的”为最终目标；而在人类的活动过程中，便表现为将人类自身的利益与追求作为行动的出发点与归宿，并引导人类生产朝向这个目标前进。从近现代历程中，人类中心主义所表现出的意旨来看，工业文明进程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对以上三个范畴的满足，并为工业文明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与思想指导。首先，工业文明的发展在对改变人与自然两者关系的过程中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力量，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先进技术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如企业通过对技术的运用实现了对自然界中如石油、煤炭、矿石等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其中，煤炭资源作为18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主要能源之一，更被誉为“黑色的金子”，其后更是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煤炭汽化等新兴的能源利用方式。在我国，对煤炭资源的利用很大一部分用于煤炭发电，其他还包括锅炉用煤、建材用煤、生活用煤等多种。

自工业文明诞生以来，人类通过技术对自然实现的控制从未脱离过人类本身，而这些合理的、不合理的利用最终都被冠以高尚的意图：为了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显然，在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的意图是合理的。(www.daowen.com)

同时，“人对自我的认识或对自身人之为人本质的指认，虽然是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进行规定，但这种自我规定的价值并不是对自己的存在事实仅仅展开客观描述，而是对自己的应当所是提出要求。即：‘人是什么’表达的是人应当是什么，人应当成为生命，人性之是的价值在于它面向未来敞开，它是人为自己树立起的道德理想。”^[1]对自我进行认识的本身同样包含着对“人之为人”的道德与伦理范畴进行思考，近现代以来，人对自我所展开的认识同样改变着人类道德与伦理范畴内的价值观念与体系。其中，显著的表现之一是功利主义的产生。伴随着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在内的现代科学纳入人们思考与生活的新的范畴，亦伴随着机器大生产带来的高效益，工业、技术的大发展为人类物质生活的丰裕提供了基础与保障，而启蒙运动等再次将人性的发扬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任务，在人类中心主义再次获得重生后，这一满足无疑增加了工业与技术运行的合理性。正是因为能够满足人们的诸多物质需求，为人类带来更为舒适、高效的生活，工业、技术的运用被认为是有助于人类实现“幸福”的有效手段。因此，功利主义获得了萌芽与滋长的沃土，并最终反过来成为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引导。因此可以说，人类凭借高度发展的工业与技术生产及两者所呈现出的占有力、控制力将自身推向了世界的中心，之后的发展，同样秉承着功利主义的基本意旨，人类在以自身为目的所进行的撷取自然资源、积累物质财富等行为都将被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合理实践活动，而功利主义将成为指引、控制着人们思想与行为的信仰。

现代工业文明下，企业所获得的飞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功利主义的深入人心。功利主义亦常常被称作“功用主义”，目的在于最终得到的功用最大化。现代企业凭借技术革新而获得的强大生产力与高效益，在生产过程本身便表现出一种难以遏制的爆发力与高效益。虽事物发展皆普遍呈现出两面性的特征，而当其带来的效益以其耀眼的光芒占据人们的眼球时，它的阴暗面便将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现代企业依托工业文明的成果所得到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皆呈现出这样的状况。功利主义的产生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效益原则指导的合理化逻辑，客观上要求对劳动过程进行切割，亦即必须放弃以传统经验为基础的无法精确计量和规范控制的生产单位”。^[2]当高效益、计量化成为人们的现实信条后，人们在自己的伦理观念中开始相信，这样的方式更有利于人类文明的提高与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而这无疑是符合人类发展的伦理规范的。

现代企业的发展，将生产模式从以往较为分散、零散的手工工场的运作转化为高密度、集约化的现代工厂方式。生产流水线作为一个总体性的体系，技术操纵使得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获得最大的生产成果。虽然由机器、流水线所带来的这个以效益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将人类生活带入了一个无面孔的隐匿权威之下，然而人们对这一系统却仍然持普遍认同的态度。一方面，劳动产品在数量上的大幅度增长，为人类实现劳动产品的获得与分配提供了有力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劳动时间的缩减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基础。如同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所认为的那样：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是企业存在与发展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伦理基础所在。而企业运行过程中通过工业生产方式的运作与现代技术的运用，将人从以往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了更多自由的时间，人们将这一转变看作工业文明带来的主要益处之一，且符合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关于实现“人是目的”的伦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