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文化旅游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我国学界对旅游业的认识也有从经济事业到综合性产业的变化。对于流域文化旅游的开发及利用，多是以区域旅游合作的视角，将其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情况加以研究。相比国外注重流域旅游的正外部性，关注生态平衡与生物多样性。我国学界更加关注流域文化旅游的经济效益及对流域发展的驱动性，近些年由于旅游对环境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学界也开始逐渐关注流域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益。总体上来讲，我国对流域文化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即关于区域旅游合作、流域旅游扶贫、流域发展模式实例研究。

关于区域旅游合作，由于我国文化底蕴深厚，国情复杂，许多地区文化同源和行政区划不同，故在相同的目标引导下，往往需要开展跨区域的深度合作。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研究主要从三大学科视角出发，即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主要集中在合作的机制、模式、主体及障碍等方面的研究。张海燕（2006）运用博弈论模式分析了湘鄂渝黔边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及利用状况，指出旅游企业在为资源开发展开合作时缺乏决策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汪宇明和高元衡（2008）采用转移份额分析法，依据上海及长江流域入境游客的统计与抽样数据，分析了流域内旅游辐射强度变化及旅游流空间格局变化。谢元鲁（2011）从旅游区位论的视角分析了沅水流域作为“老边穷”地区的资源与文化优势，探索了沅水流域文化旅游的开发路径，为沅水临水城市复苏提出了相应对策及建议。其他也有很多学者以囚徒困境、竞争优势、帕累托最优等理论为支撑分析了我国流域经济区的旅游合作现状及挑战，提出了深化区域旅游合作的建议及对策。

关于旅游扶贫，此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被提出，吴忠军（1996）首先论述了贫困地区依靠自然风光和文物古迹，大力发展国内旅游，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就业的旅游扶贫的路子。刘益和陈烈（2004）在回顾国内外对旅游扶贫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旅游扶贫的两种主要模式，并对旅游扶贫的概念做出了更全面的界定，认为旅游扶贫真正的意义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要依靠自身的文化及旅游资源并借助各种外部力量推动旅游业发展，并为当地贫苦人口解决就业提供帮助。陈景辉和成艳彬（2005）则分析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旅游扶贫的辐射效应，认为旅游扶贫具有显著的比较效益优势。李佳等（2009）学者则以我国西部的三江源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三江源各行政级别地区贫困程度与旅游资源的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政府主导为基本模式，因地制宜配合其他多种旅游扶贫为辅助的发展模式。黄国庆（2011）则借鉴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的反贫困经验，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的巨大效益，为三峡库区——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低谷区提出了发展对策及建议。陈友莲和向延平（2012）则梳理了旅游扶贫绩效的概念、流程及类型，认为其对旅游扶贫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丁焕锋、李佳、李会琴等学者则先后梳理了国内外关于旅游扶贫研究的理论及实践发展状况。(www.daowen.com)

关于流域发展模式的研究，我国开始多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分析流域的污染防治、地貌结构、水土流失等与流域环境的影响密切相关的自然问题。而对于流域整体性的开发、管理及发展模式研究，我国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发展滞后于实践，国内研究多是通过借鉴国外理论来分析国内实例。陈湘满（2002）总结了国外流域管理的4大类型，主张在西江流域建立有企业经济实体参与的流域一体化管理机构。彭红霞等（2002）学者从公众参与、政府扶持、法制建设等方面梳理了国外平衡流域开发与保护的成熟办法，提出了开发与保护并重的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模式。许杰（2004）则分析了日本莱茵河流域、美国田纳西河流域、日本东京湾流域的治理模式，并从核心内容、产业选择、主体行为、环境分析等方面论述了江苏沿江流域的发展模式并提出了一些创新思路。席酉民和刘静静（2009）等重点研究了美国田纳西河，英国泰晤士河水管局董事会，澳大利亚墨累——达令河流域管委会三种流域的机构运作模式，分析了雅砻江流域的发展现状，并从管理机制变革角度提出了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