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于1949年4—5月间到天津调查研究时,他深入机关、工厂、学校听取汇报,同干部、职员、工人、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做了多次报告和讲话。其中,对资本家曾讲到“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等言词。这些讲法曾引起党内争议,也有不少人迷惑不解。“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抓住这个问题,对刘少奇发动了残酷的批判斗争。其实,刘少奇在这里讲的问题,是与他提出的不要过早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为了贯彻和落实七届二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其一,刘少奇讲这个问题的出发点,是要消除民族资本家的疑惧心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当时,在工业生产中,国营经济成分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自然不容忽视资本家的私营企业。但是,当时在处理公私、劳资等关系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党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过53次清算斗争,使资本家产生了极大的疑惧心理。资本家脑子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统计,当时天津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可以说,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消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刘少奇从党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提出:“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16]有的资本家认为“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刘少奇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你们当前与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17]当时的工人也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18]“目前的主要问题,便是恢复与发展生产。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19]刘少奇天津之行的讲话精神,就其实质而言,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其二,“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20]当时,天津的工商业将近四万家,光是搞生产的工业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都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今天没有他们还不行”[21]。毛泽东在与上海商人谈话时,上海商人说:“你们一讲资本家、剥削者,我们就浑身发抖。”上海资本家自称“产业界”。毛泽东当即表示:“你们产业界在新中国是四个朋友之一,我们是联合你们的,四个朋友缺一不可。”他们问:“那么产业界的地位摆在哪里呢?”毛泽东说:“讲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他们无所顾忌,坚决斗争,农民也不错。但在城市里讲生产,还是你们第一。”刘少奇依据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观点,指出:“我们要注意把工人放在第一,但也要照顾资本家,特别是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发展生产应该首先和资本家合作,资本家在城市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22]我们国家的“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23]。由此可见,尽快恢复、保护和发展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使国家富强起来,是我们党的总方针和总原则。
其三,资产阶级剥削与奴隶主和地主阶级剥削相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www.daowen.com)
在人类历史上,曾先后出现过以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三个阶级社会形态,而资产阶级与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相比,进步得多、文明得多、革命得多,对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贡献也大得多。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明确讲,近100年中,资产阶级将生产力空前提高,比有史以来几千年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刘少奇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理论,明确指出:“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剥削行为不是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24]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刘少奇对民族资本家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25]“现在私人资本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将来到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就是要搞社会主义的时候,到那时候,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已经用完了,但那将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26]他还说:“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27]他还讲:“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28]
其四,刘少奇设想“将来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关于过渡的方式,他多次讲过,中国可以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他认为,中国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就“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将来生产发展,工业发展了,到那时资本家的前途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帝国主义的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的路,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10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大学问家,终生研究这个问题,“我研究这个问题也有二三十年,如果说你们在办工厂方面是专家,那么我在这方面倒也是专家。我们认为非走社会主义的路不可”[29]。他在同宋卿等人谈话时表示,希望他们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将来大势所趋,把工厂交给国家。国家不是没收,而是给以代价,还可以发给高薪,请资本家继续办工厂。刘少奇还问宋卿干不干?宋先生说:“那当然干!”刘少奇明确说:“将来召集大家来开大会,讨论怎样转变为社会主义,大家一定不会皱着眉来,一定是眉开眼笑地来开会。”[30]这时,刘少奇已想到了“和平赎买”的办法。实践已证明,“将来可以和平转入社会主义”是符合实际的科学构想。
在当时,刘少奇为什么强调“不要怕资本主义的适当发展”?关键是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中国人民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了国家的主人,手中有了政权,这是决定性的。他说:“我们大门的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要开多少,关多少,都由自己决定。这件事,我们的祖宗几百年来经过多少次流血斗争,都没有做到。今天我们一定要做到,也可以做到。只要把钥匙拿到自己手里,开关如意,中国工业就有了大保障。”[31]可见,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以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为依据的,是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的。他讲的“剥削有功”“剥削越多越好”的本意,是要向工人、资本家说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当低的历史条件下,剥削是难以“根绝”的,我们应懂得这个历史的辩证法。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