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以后，到底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是革命一胜利就马上搞社会主义，还是搞一段新民主主义？我们党从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起到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这段时间，比较集中地思考这个问题。在这段时间，对这个问题思考最多的是刘少奇，而集中体现是他在1948年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和同年12月25日在华北财经委员会的会议上作的《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这两篇报告中的观点，概括起来就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明确说：“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当时，毛泽东完全赞同刘少奇的观点，并特别插话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2]由此可见，我们党在思索民主革命胜利后什么时候转入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方面，意见是一致的，这为胜利地完成革命转变的任务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刘少奇提出不要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的理由是什么呢？从他在这段时间的大量论述来分析，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客观的实际经济状况不允许。刘少奇在1948年9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分析了国民经济包括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后，明确指出，国营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份”，但是在数量上“顶多占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十至二十”。毛泽东还插话说：“连资本主义工业在内，整个近代机器工业的生产量顶多占百分之十至二十，光是国家经济还不会有这样多。”刘少奇说：“正因为这一部分数量很小，困难就来了，为什么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3]这样的实际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们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第二，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4]。因为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完全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所以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后，立即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则不然。“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被推翻，一般说来，他们没有当过政，因此也无须乎推翻。”^[5]而且，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历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感情一直没有破裂。所以，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不仅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而且还要请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我们的政府”^[6]。因此，我们没有必要采取俄国那样立即推翻资产阶级，取消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www.daowen.com)

第三，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国民经济。从当时的五种经济成分来看，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还占着较大比重，是整个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为了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对那些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允许其发展。刘少奇明确说，我们革命胜利后，只要资产阶级不“暴动”，不来“推翻我们”，我们与他们便可以至少“搭伙十年到十五年”^[7]；而如果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8]。从历史的发展趋势来看，“将来全世界都要消灭资产阶级的，这要在可能与必要条件下才消灭”。民主革命胜利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9]。

第四，中国“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10]。在这样的国家中，把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的生产者组织起来，以提高小生产者的生产力，并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完成在极广大的范围内改造小农生产成为大生产的历史任务，是异常艰难的。毛泽东在《组织起来》《论合作社》等著作中，把完成这种历史任务与历史作用，比喻为在肃清封建制度的第一个革命后的第二个革命。刘少奇还着重指出，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11]。在这一历史阶段存在着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和斗争。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和斗争，刘少奇主张用“和平的经济竞争”来解决。在这个竞争中，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要引导得当，是一定可以取得胜利的。但是“在这个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12]。因为小生产者是动摇的，可以跟着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着无产阶级走，“我们的任务就在于采取谨慎的政策，巩固地团结他们，领导他们”。所以，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否则，领导权仍不能巩固。在这里，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的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13]。刘少奇要求共产党人，对于小生产者，“无产阶级必须是不怕麻烦不怕困难地实行十分谨慎的政策，并须善于在适当时机向他们作适当的让步，以便在长时期内帮助、教育和组织他们，使他们跟随无产阶级逐步地前进”^[14]。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基本肯定的。在当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题纲分析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位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15]他还提出，对这个问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请刘少奇同志做准备，草拟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新中国，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上，头脑是十分清醒的，政策是相当稳妥的，充分体现了求实创新的科学态度和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