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刘少奇在所作的《人为什么犯错误？》^[11]的哲学报告中，在分析矛盾的基本属性时指出：“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矛盾的两重性”，而“矛盾的最基本的性质是矛盾的同一性。”这在矛盾的斗争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上，勇敢地向前迈了一步，树立起一面鲜明特色的思想旗帜，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矛盾的最基本性质是矛盾的同一性”这个哲学论断，是对客观矛盾本性的深刻揭示，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法则的重要发挥。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而是一方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条件。矛盾双方“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性”这个哲学观点，黑格尔曾有过明确的表述。他说：“‘有’和‘无’这两种属性在变易这一表现里，又是不可分离的。所以变易就是有与无的统一。”列宁对黑格尔这一见解持肯定的态度。他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不分性这个用语有时比统一更好。”^[12]

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方面来分析，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我们对“绝对和相对”的关系不能简单化地理解，“绝对也是有条件的。世界上只有相对的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绝对真理，只有在相对的条件下，才有绝对”。矛盾斗争性之存在是绝对的，但是，其斗争的性质、斗争的形式和方法，绝对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总要受相对的统一性所制约。社会实践反复证明，不受同一性制约的斗争性，主观随意地胡乱斗争，不利于甚至破坏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刘少奇在一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十分重视并善于自觉地利用矛盾的统一性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为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的巩固及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认为，任何事物（或矛盾）都有“两重性”，我们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经常是“强调某一方面，有时强调斗争方面，而有时则强调统一方面，即强调统一性”，而“不是只讲斗争性”。他还明确讲，解决非对抗性矛盾，解决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应是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不去扩大它的斗争性）”。他坚决反对那种“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13]。民主革命时期，在建立、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方面，刘少奇一再提醒全党同志注意策略方法，处理问题要考虑统一战线内部对立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在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右的危险倾向，又要反对“左”倾错误。为了“尽可能取得同盟者更多的帮助”，“我们在工作方式与斗争方式上要尽可能不故意刺激与吓退同盟者”^[14]。“左”倾冒险主义者，不顾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力量对比，总是一味要求“斗争”“进攻”，把“在相当条件下的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正确提议，把“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努力“争取中间阶级的力量”当作“怕死”“动摇”“投降”的“机会主义”来反对，结果使党脱离群众，把许多可以团结的社会力量赶到敌人那边去，“巩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联盟，加强了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15]。(www.daowen.com)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并逐渐成了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这时刘少奇更加重视对矛盾统一性的研究和运用。早在1951年，他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要自觉地“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和促进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双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生产的目的”，而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及双方的一切弱点，进行挑拨，来推动与促进这个矛盾的斗争和破裂，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破坏的目的”。^[16]他还说，社会矛盾分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性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17]。对“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18]。就是带有敌对性的矛盾，只要双方都采取“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也就是“双方都采取使矛盾和解的方针，那对于促进矛盾的和解是更有利的，可以得到相反相成的效果”。“因为任何矛盾的合作和和解都是相互的、有条件的，而促进矛盾的斗争则是只要一方面就可以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19]这就是说，只要一方面从错误的立场出发，主观任意地“扩大矛盾的斗争性及双方的一切弱点”，就会促使矛盾的冲突和破裂。由此可见，客观矛盾能否正确认识和解决，主观的作用是很大的。如果能够高度“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可以减少阻力，使世界上和我国社会生活中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从死胡同里找到光明的出路。

必须指出的是，刘少奇强调矛盾的统一性及其作用，并不否定矛盾的斗争性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他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其一生是坚持革命的辩证法的。1957年4月27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但我们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我们采取什么方针和方法来解决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客观矛盾的性质决定的。只在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20]可见，这与形而上学“调和论”“斗争绝对论”是有原则区别的，善于“自觉地利用矛盾的统一性”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是刘少奇哲学思维方法的一个重大的理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