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谈到对白区工作的看法时指出：“‘左’倾错误是八七会议以来就有的”，“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2]这就是说，人们做事情，处理问题，只有原则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从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哲学的思维方法。刘少奇在这里不仅较早地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科学的概念，而且还把它提到哲学思维方法的高度加以概括，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上的创见。

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刘少奇特别强调“实际”这两个字。他对那种不注意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只从“原则”和“条条”出发的教条主义者深恶痛绝，讥笑他们是把“原则”当作圣经，是实践中的唯心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

刘少奇特别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必须注重条件，不顾客观条件是否许可，单凭头脑发热和狂热的激情去干，是同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相违背的。1959年他针对人们那种不顾及客观条件，单凭狂热的激情盲目蛮干的做法，明确讲：“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3]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www.daowen.com)

实事求是的哲学思维方法要求我们，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经济建设，都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4]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分析了我国当时的基本国情，指出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性。他还强调指出：“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5]刘少奇对毛泽东这一科学论断，表示极力支持和赞同。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他一再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6]。他还依据列宁关于在一个小农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善于采取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这个“特殊的过渡办法”，“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一个时期”^[7]的战略思想，明确提出了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实质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认为，“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8]。几十年的社会实践证明，刘少奇这一战略方针，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和实事求是哲学思维方法的光辉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私有制、阶级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私有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有了发展而又发展不足的结果；而私有制的彻底消灭，有待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达不到高度发达的水平，就急于叫资本主义“绝种”，是违背历史规律的。刘少奇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的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刘少奇坚持和倡导实事求是哲学思维方法的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强调“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9]。“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10]这是因为，实事求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哲学思维方法，它是具有强烈的党性的。刘少奇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分析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状况，揭示了坚持实事求是思维方法同个人思想意识修养的密切关系，这对于提高全党干部贯彻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