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上，我们党内不少同志混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原则界限。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刘少奇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批判了“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的科学论断，从另一个侧面深刻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

“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长期影响着我们党内不少同志的思想。1950年和1951年，刚完成土改任务不久的东北局和中共山西省委制定的“净身出组，车马留互助组”；用增加“公共积累”并规定“一人一票，出组不带”的歧视单干的经济政策及措施，就是“农民绝对平均主义”的表现。在土改后新的历史条件下，刘少奇对这种错误的思想和做法及时地做了批评，并严肃地提出，在农村社会主义事业的确立和发展进程中，要十分注意警惕把社会主义混同于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危害性。实践证明，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很及时。可惜，由于这个问题在党内未能形成普遍的共识，因而切实纠正和避免这种错误思想对我们党的危害性，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而且仍然延续和泛滥。1958年“大跃进”刮的“共产风”，实际上是农民“贫富拉平，平均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之风。当年张春桥曾写《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的文章，否定建国后改供给制为薪金制的必要性，鼓吹“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是共产主义的因素。还有人把我国古代“三国”时期张鲁搞的“大路上的公共宿舍”“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看作是“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10]而把“计件工资”“奖金”“商品”“货币”“工资制度”，以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视作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抵制和批判。如果平均主义思想在民主革命中还有动员贫苦农民向封建土地占有制冲击的某些积极作用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它就没有了任何积极作用。1958年发生的平均主义大泛滥，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共产主义也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到共产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将是按需分配。否认社会主义阶段的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混淆起来，甚至认为平均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这是极端错误的，是同人民的利益根本抵触的。”^[11]

我们国家是小农生产经济占极大优势的农业大国，以“均贫富，等贵贱”为特色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和社会生活中有着极为深厚、广泛、长久的影响。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关于“公农”“公工”“公商”的主张，章炳麟的“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主义”等，就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反映了农民的平均主义要求，并且以其塑造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性论基础上的绝对平均主义。这种思想也势必影响到处于小农经济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肯定，我们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农民平均主义的思想还是有一定警惕和斗争的，进而保证了民主革命和土改运动的顺利发展。早在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就明确说：“现在农村中流行的一种破坏工商业，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我们应当批判这种思想。”他还说，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12]。而当土地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转入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时期，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却混淆了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的界限。可以说，不少同志头脑里的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农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放松了对平均主义思想的抵制和批判，助长了“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的思潮，否认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www.daowen.com)

这个问题真正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早在1978年底，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这个“大政策”^[13]。“部分先富”的政策是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邓小平对事物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创造性运用。“部分先富”理论的实质，是从政策上鼓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使先富的地区和人带动、帮助后富的地区和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充分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发挥创造精神的激励机制，是从理论和政策上对把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混同起来的错误观念和政策的彻底否定。这个“大政策”同“两极分化”有本质的区别。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大政策”，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大政策。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要拥护这个“大政策”，坚决而全面地贯彻和执行这个“大政策”。

江泽民同志依据邓小平理论，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制度概括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调“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就从理论和政策上彻底否定了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平均主义思想，把社会主义与平均主义彻底划清了界限。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对在小农经济占极大优势的农业大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客观规律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