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如果“没有这个条件，劳动摆脱资本桎梏的整个解放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无从谈起”^[9]。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为了巩固和发展胜利的革命成果，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的发展，应当不失时机地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提到首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1949年初，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中国历史就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共中央适时地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时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重要途径。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前后的许多重要报告和讲话中，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论述了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是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问题。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中指出，现在提经济建设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发展经济，搞经济建设“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是“党的总任务”。其后，他在天津的多次讲话中又提出，政府的方针，就是改善与发展生产，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他说，过去我们比较长时期在农村搞革命，现在全国即将解放，必须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就是城市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在这里，刘少奇已经鲜明地把经济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总任务、总路线、总方针提出来了。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又分析了当时我国的基本经济状况，指出解放战争快要结束了，“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10]。他这是说，建国后，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搞经济建设。

1950年，刘少奇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分析了中国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的状况和基本原因之后，提出了我们党使中国人民从贫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解放生产力，这件事情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可以说基本完成或正在完成。第二件事情，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配合各方面的努力，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11]。这第二件事情，就是使中国逐步地走向工业化和电气化，使中国人民逐步地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只有做好第二件事情，才能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因为生产事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是全体人民一切物质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础。”刘少奇认为，这两件事情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做好了第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好第二件事情。当着我们去做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做好第二件事情。现在第一件事情已经或者差不多做好了，第二件事情也已经在一些地方开始进行，不久以后，就要更大规模地有全面计划地来进行，而且要永远继续下去，因为生产是更基本的，永远需要的。如果我们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12]。(www.daowen.com)

1951年2月28日，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在论述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民主化和工业化的关系之后，明确指出：“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13]1956年9月，他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分析了从七大到八大这11年内，我国经历了两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事变，即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指出在阶级关系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被消灭后，剩下的剥削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已经处在被消灭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这样，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斗争的主要任务是从反动统治下解放人民，从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下解放社会生产力，斗争的主要方法是人民群众的直接行动。而“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党的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要求我们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主，迅速地转移到工业建设上去，并紧紧抓住工业化这一根本任务，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刘少奇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它为新时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从而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全国中心任务的思想。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党的工作中心的转移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确立之后，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是错误的。从1958年到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20年时间，我国经济发展迟缓，人民生活改善不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从前后的对比中，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极端重要性。当然，看不到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性也是错误的。摆正两者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问题，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一心一意地、全力以赴地把我国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几十年来的根本历史经验。根据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谈话精神，中共十四大明确指出：“牢牢把握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共中央这个论断，是我国几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