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3]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针对党内关于经济政策的糊涂思想，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们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4]刘少奇对毛泽东这一科学论断表示赞同。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刘少奇也多次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做了大量的论述。1949年6月，刘少奇在《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我国的实际国情，指出：“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我国大部地区的经济，比东北要落后得多。”^[5]1950年，刘少奇又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明确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6]刘少奇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和判断，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正确的。

大家知道，旧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现代工业很少，而且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半殖民地经济的畸形发展，造成了广大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十分落后，幅员辽阔的农村，小商品经济与半自然经济占着绝对的优势。新中国就是在这样极度贫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端不平衡和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www.daowen.com)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是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规律的基础和前提。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全国人民奋发努力，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和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我们的社会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其道路究竟怎样走？1954年6月14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做宪法草案说明时讲，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1955年10月11日，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讲话中，又改为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才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说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在当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是到了1958年后，由于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取得了一连串的历史性胜利，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以为只要用战争和土改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就能指日可待。结果适得其反，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受挫折之后，我们党和毛泽东的头脑又开始冷静下来。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说：“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12月30日，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看来建设社会主义只能逐步地搞，不能一下子搞得太多太快。”1961年8月23日，在庐山工作会议上他又说：“现在遭到了挫折和失败，碰了钉子，但还碰得不够，还要碰。”“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我们搞社会主义是边建设边学习。搞社会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经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人者也。’”“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7]刘少奇在主持起草“七千人大会”的书面报告时，对毛泽东这一认识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说，立三路线时，宣传只要两三年就能打倒国民党，结果打了十年，自己越打越弱了，这才知道打倒国民党要做长期的努力。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有艰巨性、长期性和复杂性的，不能急于求成，只能在探索中前进，这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经验教训。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在总结了我们党在工作上的经验教训之后，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8]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对我们认识在一个原来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样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