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问题，在刘少奇哲学思想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在刘少奇同志追悼大会上致的悼词中对刘少奇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给予了很高评价，指出：“刘少奇同志一贯重视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他善于根据理论原则，联系实际，周密考察、具体分析问题，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科学态度。”

论者认为，刘少奇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思想，突出体现在1941年7月31日《答宋亮同志》的一封信中。这封信针对当时把理论同实践相割裂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了“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这是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观点。这个独具特色的新观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曾遭到严重曲解和批判。为了澄清理论是非，孙冶方^[16]、郑健民^[17]、安起民^[18]等撰文，论证了刘少奇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他们指出：其一，刘少奇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侧重点是强调加强理论学习，是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对社会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其二，刘少奇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不是否定实践第一的唯心论，也不是认识论上的二元论，而是为了反对当时存在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种是过分强调理论，轻视“实践对理论的基源性和优越性”。这两种倾向的实质在于没有正确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其三，当时党内存在的主要倾向是轻视理论，有的人把“稍稍埋头读书”视为“学院派”，把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作是专家或领导人的工作，甚至被看作“本本主义”一类的东西。孙冶方指出，自刘少奇提出“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的意见”到现在，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今天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又怎样了呢？我们党的理论上的准备和修养是否很充分了呢？党内关于理论和实践同时并重的正确意见是否得到了发展了呢？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19]。孙冶方认为，建国以来党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所走的曲折道路说明，“我们党的理论准备仍然不够，理论水平仍然不高”。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事物，我们的经验不够；另一个是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批评了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主要是反对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因此，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另一种偏向，即“过分强调实践，轻视理论的重要性，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的思想，却很少受到批判，反而有所抬头”，“这就妨碍了党员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在群众中的普及和提高”。^[20](www.daowen.com)

论者指出，深入研究刘少奇“关于理论与实践同时并重”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观点，对我们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理论学习，切实克服轻视理论的错误思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