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实践中形成政策，用实践去检验政策，要真正到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智慧，这是刘少奇在湖南调查时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

1961年4月去湖南蹲点调查时，本来他手头带着《农业六十条》，但他一再告诫调查组“不能够抱着成见去搞调查研究。抱着成见去搞调查研究是很不好的，是认识不了客观实际的”^[10]。他强调要用群众的实践检验《农业六十条》的可行性，从群众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还说，《农业六十条》是个草案，还没有定，这次中央同志下来是问问社员群众的意见，大家要讲心里话。他这种不带主观框框调查的科学态度，集中反映在对待公共食堂的问题上。《农业六十条》上写了公共食堂应该积极办好，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刘少奇没有从这个框框出发，而是深入了解农民群众对办公共食堂的真实想法。经他发动群众，深入了解，发现对办食堂的意见很不一致。大队干部们（主要是支部书记和队长）认为，有优越性，好处很多，要办，并说“都退了，我也不退”，“谁退食堂，不给谁自留地”；有的认为，食堂办大了不好，可以办小一点；多数农民群众认为办食堂没有好处，强烈要求不要办食堂。他们说，把食堂再办下去，不仅是劳民伤财，而且要家破人亡，人死路绝。刘少奇经过走家串户，深入了解，他发现所谓公共食堂节约劳力、解放了妇女等优越性，与实际情况是大相径庭的。如天华大队就有90%的人要求退出食堂。刘少奇从实际出发，得出了与《农业六十条》根本不同的结论，并根据群众的意见，解散了天华、花明楼两地的公共食堂。接着长沙、宁乡两县以至湖南全省相继照办。刘少奇把《农业六十条》放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听取意见，弄清了农民群众对办食堂的真正意愿，这就为我们党制定正确解决公共食堂问题的政策打下了基础。如果他带着“积极办好”食堂的先入之见，那么这次蹲点调查就只能在缩小食堂规模、加强管理措施等问题上转圈圈，只能缓解情况的恶化，而不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纠正这一严重错误。(www.daowen.com)

刘少奇在调查中十分注意细心观察，独立思考，透过虚假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他一再告诫调查组成员注意群众的情绪，如你提出一个问题，群众“是鼓着眼睛，还是眯着眼睛，是笑脸，还是哭脸，是昂着头，还是低着头”，所有这些表情都要注意细心观察。这样，经过多方面的了解和观察，终于透过虚假的现象，弄清了许多事情的真实情况。在通往宁乡的沙石公路上，他细心观察，感慨万千：离开家乡近40年，故乡山野竟陌生难认。按季节应是青山堆翠、花红柳绿了，可眼下，四面山头光秃秃，田垄里，红花草子稀疏，不知名的野草却长得很高。看到村庄住房拆得七零八落，他的心情十分沉重。当汽车驶到王家湾时，看到一处挂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他下车察看，发现里面没有几头猪。为了弄清情况，他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了下来。工作人员架床时，他又发现找不到铺床板的稻草。盛产水稻的江南为何找不到稻草？他感到问题的严重性。走到屋后山坡，他发现一堆已经风干的人粪，撩开观察，粪便不臭，是没有吃粮食的粪便！“农民吃饭已经成了问题。”^[11]当刘少奇再深入调查时，他又发现不仅许多田园荒芜，还有许多挖野菜的孩子，这使他忧心如焚。这一带自古就是鱼米之乡，为什么生产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过去他从《家乡快讯》上看到，说家乡放了亩产6500斤的高产卫星，他当然不相信，但与现实竟有这么大的距离却未曾料到。后来他又去天华大队调查。从材料上看，天华大队的生产搞得好，群众生活不错，退赔工作也是先进。从统计数字看，1960年全大队1324亩地，产粮12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32万斤，还余88万斤，按全大队1186人计算，人均应有粮食742斤。可是，刘少奇从不少社员患水肿病、小孩得干瘦病、妇女不来月经等观象中，感到这面“红旗”存在严重的问题。经他深入调查，发现天华大队1960年粮食实际产量只有72万斤，为了保住“红旗”，大队干部竟然弄虚作假，虚报48万斤。就是这样，刘少奇在社会调查中细心观察，独立思考，弄清了许多事情的真相，为解决农村问题，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