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贯严于律己，不搞特殊，他对自己身边的秘书等工作人员要求很严。

刘少奇要求秘书、工作人员要“坐得住”和“靠得住”。所谓“坐得住”就是安心工作，安心在中央机关做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中央服务，不要打算在中央机关为自己搞点什么名堂。如果企图利用党给的工作条件为自己捞名誉地位，那是要摔跤的。所谓“靠得住”，就是要遵守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听到的多，看到的多，但不许随便乱讲。凡是中央没有公开发表或下达的决定，不许乱传，凡不是中央规定工作范围的事，不许擅自去办。他要求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会议或外出办事，一定要讲原则，不许随意发表意见，不许对有关部门或地方工作指手画脚，不许以“少奇同志”的名义去压人家，更不许以“少奇同志”的名义伸手向人家要东西。他对自己身边的所有工作人员“约法三章”。1956年3月间，他对一位新上任的秘书说：“到我这里工作，一个是要如实地向我反映情况，要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凡是要经过我办的、要请示我的事情，你们不要自作主张；对外要如实地传达我的意见、我的话；不要以我的名义干其他个人的、别的事情。第二，你过去长期做机要工作，保守机密这一点你是懂得的。在这里工作，有些事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不能搞小道消息，对谁也一样，包括我的孩子，都一样。第三，对外联系，传达我的意见，或人家打电话来，要注意态度和蔼，谦虚，有礼貌，不能盛气凌人；要埋头苦干，夹着尾巴做人。处理问题要及时，要紧张而有秩序地工作，轻重缓急要安排好。”^[1]这三条要求，实际上是对他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法三章，必须遵守的原则。

刘少奇每次外出视察工作，在临行之前，他总是要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去，亲自交代“四不准”的规矩：（1）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2）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3）不准向人家要东西，人家送上门来也要婉言拒收；（4）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负责同志的工作。刘少奇自己是严格执行这些规定的模范。他外出视察，不要地方搞什么招待。为了减少宾馆、招待所的麻烦，有时就住在火车上，由带去的厨师自己做一点简单的饭菜，要工作人员到机关去入伙。有的地方为了表示心意，给他一点土特产，他都一律退回，实在无法退回的少许食品，坚决照价付钱。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他带的烟抽光了，需要在当地买一点，特别嘱咐工作人员照价付款。烟送来后，还要查看发票，看是否照价付钱了。(www.daowen.com)

在党内关系方面，刘少奇倡导“一律称同志”。过去，党中央曾经做过决定，党内不管职位高低，一律不称官衔，而称同志。对这个决定，刘少奇是一直坚持的。新中国建立之前不用说了，就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从1949年10月1日起，虽然刘少奇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后来又先后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国家主席，但在他身边工作的人，谁也没有称过他的官衔。刘少奇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在我们党内，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周总理，一个是朱总司令，大家都称他们主席、总理、总司令，都习惯了，不必改，其他人，应该一律互相称同志。”^[2]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刘少奇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有一次，一位秘书向刘少奇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开头，刘少奇好像没听见，根本不理。当叫了第三声“委员长”时，他才不高兴地反问：“你怎么突然叫这个，不感到别扭吗？”刘少奇平时很少责怪工作人员，这一反问，使那位秘书同志变成了大红脸。当时正好王光美同志在场，她向那位秘书同志解释说：“你怎么叫他‘委员长’呀？委员长是对外的，在家里还叫‘少奇同志’嘛！”刘少奇也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3]由于刘少奇的亲自倡导，在他那里工作，官衔职务一直叫不起来。就是1959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但他也只是在公开场合和外事活动中以国家主席身份出现。在办公室，在家里，大家对他仍然是称“少奇同志”，同志们在他身边工作感到温暖，无拘无束，既尊敬，又亲切，像一家人一样。刘少奇这种作风，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干部之间平等的革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