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革命时期，刘少奇对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群众路线做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根据新的情况做了新的概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到第八次代表大会期间，随着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状况的变化，党本身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党的八大之后，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左”倾。1957年下半年我党开始重提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的论点，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并扩大化；1958年搞“大跃进”，导致三年经济困难；1959年又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党的工作出现了重大失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党在1962年初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做了新的阐述。

众所周知，我们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同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分不开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作风有新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又受到了歪曲。可以说，在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并不懂得或者不完全懂得什么是群众路线。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党中央号召，各级党组织必须认真地讨论一下什么叫做群众路线的问题。一切党员干部，凡是还没有真正懂得党的群众路线的，都应该从头学起。”^[30]“什么是群众路线呢？概括地说，群众路线的基本点就是：第一，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二，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党的方针、政策、措施都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31]这是刘少奇对党的群众路线所作的新阐述和新概括。

1.明确把“实践”的观点运用于党的群众路线之中。他指出，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32]。特别是他认为群众路线的基本点，不仅是“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且“党必须根据群众的实践来检验自己的工作”^[33]。

2.他批评了“把群众运动当作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的观点，提出了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正确原则。群众运动必须从实践出发，必须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群众运动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适应其内容的形式，也不应千篇一律。当然也不能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搞群众运动。刘少奇说：“有些同志，把群众运动当作是群众路线的唯一方式，好象不搞群众运动就不是群众路线。这种看法，显然是不正确的。”^[34]更错误的是有些同志把敲锣打鼓、虚张声势，开一些没有内容的大会，作一些空洞的大报告，看成是群众运动和群众路线。其实，这是形式主义的东西，绝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更不是群众路线。这种所谓“群众运动”，往往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而是在强迫命令的情况下进行的，表面上似乎轰轰烈烈，实际上空空洞洞。刘少奇说：“这种违反群众路线的所谓‘群众运动’，不仅不能真正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而且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党的威信。”^[35](www.daowen.com)

刘少奇针对以上种种错误观点和错误行为，提出了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系列正确原则。其一，实行群众路线就要在群众中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就像我们过去在土改工作中做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工作那样，发动贫雇农，团结中农，开展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又如就像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典型示范、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那样。“这样做，表面上似乎并不轰轰烈烈，但是，实际上却能够深入地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36]其二，群众运动必须是出于群众的自觉自愿的行动。“一切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都必须依靠群众的自觉和自愿。”^[37]凡是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不是出于人民群众的自觉和自愿，而是强迫他们要按某些领导者的意图去行动，势必以失败而告终。其三，不应该把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对立起来。有些同志认为，要完成任务，就不能走群众路线；要走群众路线，就不能完成任务。这是不对的。刘少奇说：“要完成党和国家的任务，恰恰必须走群众路线。越是困难的任务，就越要充分地走群众路线。”^[38]有些任务的确比较重，比较困难，但是经过努力可以完成。对这种任务，我们要耐心细致地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好好地同群众商量和研究完成任务的办法，千万不要强迫命令。有的任务，领导机关提出的要求过重过急，超出了实际可能，甚至采取强迫命令的办法，也无法完成过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就谈不到走群众路线。”^[39]各级领导干部，必须防止这种错误倾向。其四，搞群众运动，必须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必须依靠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干劲，没有他们的冲天干劲，就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但是，必须区别什么样的干劲。有实事求是的干劲，也有主观主义的“干劲”。前一种干劲，是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有的。“只有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干劲，同时又把革命热情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结合起来，一切工作才能做好。后一种‘干劲’是不能要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干劲，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蛮干。”^[40]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不少干部瞎指挥，自以为是，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独断专行，强制群众干了一些蠢事，把群众的干劲白白地浪费掉了，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这都是蛮干作风的表现。对这种蛮干作风必须坚决反对。

3.相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刘少奇概括的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点，第一点就是信任人民群众，相信他们能够自己解放自己，相信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刘少奇还明确讲：“信任群众的问题，是共产党员的根本观点问题。”^[41]有些同志虽然在主观上也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不虚心地同群众商量，不耐心地教育群众，不愿意或者不敢把党的政策和党所提出的任务向群众交代清楚，他们实际上是不信任群众。

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的历史证明，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这些脱离群众的作风，在有些地方、有些同志身上表现得相当严重。有的国家机关不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有的领导同志，对于向党的领导机关反映情况，不看作是党和群众之间的一种必要联系，而看作是告自己的状；也有的地方或单位，公然扣压群众信件，甚至追究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对他们实行打击报复。刘少奇说：“这是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所绝对不能容许的。”^[42]还有少数地方或部门，使用对待阶级敌人和坏分子的专政工具，任意扣押、监禁群众，甚至对群众施行肉体上的处罚，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群众的问题，而是“严重的犯罪行为”^[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