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认识到必须坚持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才能不断推进革命事业的发展，而且还认识到反对“左”的错误倾向要比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困难得多。

反对“左”的错误倾向为什么比反对右的错误倾向困难得多呢？1949年5月5日，刘少奇在天津华北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对这个问题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说：“不要怕说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该说的话不说，结果是害了工人，工人失业后骂你，我们要早讲才对。‘左’的东西是常常有股劲的，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反右的时候，他一听右倾机会主义就会改。反‘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最近我到天津，资本家很高兴，工人有的可能不高兴，但是不要紧，我是诚心诚意为工人打算，工人将来会知道。最近东亚毛织厂的资本家宋卿写信给我，说要扩大生产，再开一个工厂，我也回了他一封信，好像我是替资本家打算的。但是假如另开一个新工厂，使原来有一千多工人增加到二千多工人，岂不解决很多工人的失业问题？所以要和资本家搞好一点，不要怕骂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拉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了。关系极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拉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这种人大概立场不稳，一接头就投降了资本家。共产党人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10]刘少奇在当时就指出反“左”比反右更困难，这是难能可贵的。从历史上来分析，“左”曾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因此，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把“革命”的词句喊得震天价响，往往有一股很大的劲头。你如果反他们“左”，他往往会反过来说你右。因此，反“左”的劲头一定要比原来的劲头更大才行。刘少奇在这里还明确指出，判断一个同志是不是犯了“左”的或右的倾向错误，关键是看他是不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是不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反“左”比反右之所以更困难，还有一个原因，那是因为“左”的根子很深，时间很长，“‘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11]，“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12]。或者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错误地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1962年1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针对党内这种错误的认识，尖锐地指出：“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13]从几十年的革命实践来看，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引号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刘少奇说：“我劝告同志们，不要做那个引号里面的‘左’派，要做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真有干劲的左派。不要做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引号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他还强调指出：“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14]刘少奇在这里明确讲了“左”的或右的倾向错误，实质是一样的，都是方法和立场问题。犯“左”倾错误不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还是立场问题，而他们的错误立场，往往被“革命的词句”掩盖着，不容易被识破。在此意义上来说，反“左”比反右困难得多。这正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所得出的正确结论。(www.daowen.com)

1962年5月11日，刘少奇在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针对我们党所犯“左”的错误，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过去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大好形势，现在讲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形势，这个话很难讲。我们这回切实这样讲一讲”，对党的事业有好处。他还强调指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15]刘少奇在这里讲的“困难形势”“让我们‘右’一下吧”，不是要我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去犯右倾的错误，而是要我们充分认识反“左”比反右更为困难，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刘少奇的这些忠告是无产阶级坚强党性的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