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3年7月，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二周年，刘少奇写了《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刘少奇结合我们党的斗争历史，明确指出了不断地开展同“左”的或右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想进行斗争的必要性。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这种历史，在客观上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构成的。党内各派机会主义的历史，决不能成为党在思想上的体系及其传统。党的历史，是与这种体系、传统作斗争并将其克服的历史。”^[1]刘少奇这一论断是完全符合我们党的客观实际的。

在我们党内，“左”的或右的错误倾向是时起时伏、经常发生的。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七十多年两条战线的斗争史，就会完全明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相继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尤以王明的“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长达四年之久，危害也最大，使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使红区根据地失去了百分之九十，因而迫使红军作战略性的转移，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4月，刘少奇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教训时指出：“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2]直到遵义会议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从那时起到党的七大、八大，中央的领导和路线是正确的，可是，局部性的错误倾向也还是时有发生，并没有完全根除。如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在执行土地改革等和城市工商业政策方面“左”的错误。当然，这些局部性的错误，由于党中央领导的正确，都及时得到了克服和纠正。但是，“左”的或右的倾向性错误的存在是客观事实。

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党进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成了执政党。这时还要不要注意反对“左”的或右的倾向性斗争呢？刘少奇对这个问题是做了肯定性回答的。早在1948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就指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问题，“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能犯‘左’倾错误”^[3]。到了1949年6月，他又明确提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4]刘少奇在这里所指出的两种错误倾向，也就是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倾向。前者认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和方向，是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普遍的资本主义经济，把一切希望寄托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向资本主义作无原则的让步，对小资产阶级的弱点表示迁就。刘少奇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就必然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统治的复辟。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5]后者则认为，在经济建设中不顾实际可能，也不掌握客观经济规律，只要主观上愿意采取怎样的办法或手段，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就可以使社会发展达到某一理想阶段。刘少奇认为，这种“左”的冒险主义错误倾向，在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中有很大的危害性。因为，它“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6]。因此，刘少奇要求我们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必须经常地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右的或“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从而“以保证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的贯彻执行”^[7]。历史的发展证明，在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必须注意反对“左”的或右的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50年代初期，由于我们党注意在经济建设中防止和反对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铺平了道路。1952年，我们党在总结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果只用了不到四年的时间，即到1956年就基本上完成了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发生了性质上的根本变化。也就是说，在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

然而，在全面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又开始抬头。1955年下半年开展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之后，党内不少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了比较严重的“左”的急躁冒进倾向。刘少奇对当时出现的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十分重视。1956年5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及时讨论半年多来由于急躁冒进出现的种种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有关冒进的严重情况，提出了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刘少奇积极支持周恩来的主张。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党中央提出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刘少奇还组织一些同志撰写了一篇反对急躁冒进的社论，在6月20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列举了急躁冒进的表现，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办法，对纠正当时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偏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同年9月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刘少奇进一步坚持和重申了党中央的经济建设方针，并告诫全党在经济建设中要坚决反对“右倾或‘左’倾的错误”，要坚决地拒绝和批判这两种错误倾向。否则，“我们就将不能建设社会主义，或者不能如同今天这样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8]。(www.daowen.com)

1957年发动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接着，我们党又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且错误地发动了“反右倾”运动，把党内一些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批判，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同志遭受了错误的打击和处理。再加上一些其他方面的原因，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出现了三年严重困难的局面。我们党为了总结这一历史的教训，于1962年1月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书面报告和讲话。他在书面报告和讲话中，针对“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坚决主张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反对“左”的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同时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反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稳步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决反对“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特别是反对“左”的错误倾向，这是刘少奇的一贯主张。在求得更快地发展我国的革命和经济建设事业中，刘少奇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理论，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是通过拨乱反正，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这一正确路线和伟大理论的指导下，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但是，也必须认识到，近十几年来也是存在着与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相抵触的“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基本政策的贯彻和执行。早在1981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9]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坚持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防止和反对“左”的和右的干扰，是邓小平同志一直关心的一个总的主题。历史的发展证明，党内和革命队伍内“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时起时伏，是经常发生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因此，反对两种错误倾向的两条战线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必须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那种忽视或否认进行两条战线上作战的想法，是不切合实际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