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不仅反复强调文化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为了繁荣文化科学事业,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刘少奇也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为正确阐明和全面贯彻党的文化建设工作的方针,他做了很多努力。
早在1956年党的八大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了“文化建设”的问题。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又代表党中央提出了我国文化建设的任务。他指出,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建设,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教育卫生事业。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是:1.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逐步地做到一般的乡都有中等学校,一般的专区和县都有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2.完成少数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改革,积极推行汉字改革;3.消灭“四害”,讲究卫生,提倡体育,消灭主要疾病,移风易俗,振奋民族精神;4.开展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5.培养新知识分子,改造旧知识分子,建立一支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干部队伍(这是数量最大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队伍。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这五项文化建设的任务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曾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那些原来经济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文化革命”。列宁讲的“文化革命”,实际上讲的也是文化建设,包括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等。列宁认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他把文化建设作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条件之一。
刘少奇明确指出,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党的文艺工作的总目标。他坚决反对文艺宣扬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同时,他还强调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时,对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继承。他把批判地继承和改革创新相结合,正确处理了中外、古今的各种文艺的关系。他坚持“百花齐放”和“推陈出新”,主张在文艺风格上应当兼容并包,改革旧的文艺,创造新的作品。文艺作品也应当注意“娱乐性”。他说:“搞好娱乐、休息,就有助于人们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7]刘少奇十分重视开展文艺批评。他对文艺批评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一,要鼓励批评,发展批评;其二,批评要力求正确、适当;其三,批评要看对象,应对人有帮助,尤其应爱护青年作家。刘少奇希望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在进行文艺批评时,“要注意发挥作家的个性特点和风格”[8],不要粗暴地干涉;而作家也要注意接受党的领导,尊重群众的意见,不要搞无政府主义,进而保证文艺的健康发展。(www.daowen.com)
刘少奇特别强调新闻出版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党的新闻工作,尤其是报纸,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主要工具。他说:“千座桥,万条线,主要的一个就是报纸。”[9]报纸把党的方针政策及时传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同时又及时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呼声、要求、困难及其各种愿望。新闻工作对人民还起着巨大的引导作用。人们天天在看报、听广播,天天受到“引导”。刘少奇深刻指出:“报纸办得好,就能引导人民向好的方向走,引导人民前进,引导人民团结,引导人民走向真理。如果办得不好,就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性,会散布落后的错误的东西,而且会导致人民分裂,导致他们互相磨擦。”[10]他还说,如果“散布错误的思想、错误的理论、错误的政策,把群众中的消极因素、落后因素、破坏因素鼓动起来,就要犯大的错误”,“就会发生很危险的情况”。[11]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明确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和加强知识分子的队伍”[12]的要求。他要求大量培养新型知识分子,要注意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科学文化知识,迫切需要科学文化人才。刘少奇认为,我们知识分子的队伍是好的,他们“已经同工人农民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并且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变成了共产主义者,加入了我们的党”[13]。今后的任务就是继续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更有效地为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服务”[14]。刘少奇的这些理论观点,体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关怀,表达了党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期望。如何不断地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发挥他们的专长,给他们提供和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落实党对知识分子政策中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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