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党的总方针是接管城市，使城市生活正常运转起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不仅是为了解决前方军需物资供应问题，也不仅是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和几百万脱产人员（军人、地方干部和旧职员）吃饭穿衣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全国经济，巩固人民民主政权。

发展生产，自然首先是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因为它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骨干，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一点我们党在思想上是明确的，在实际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工业中，国营经济成分占的比重还很有限，仅占34%，私营工商业还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恢复和发展生产自然不容忽视私营企业。就当时的北平、天津来说，由于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北平更多。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外，工作中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也是存在的突出问题。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有的工人、店员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当时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不少资本家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有的资本家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30%。这种情况必须迅速扭转，否则严重影响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向工人、干部和资本家阐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下来的城市政策，澄清工人中的模糊认识，清除民族资本家存在的疑惧心理，已经刻不容缓。就是在这种形势下，1949年4—5月，刘少奇到天津进行了一次调研，发表了一系列谈话，阐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

第一，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阵线，不是斗争对象。刘少奇说：“我们有三个敌人，四个朋友。帝国主义、封建阶级、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这是敌人阵线，这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而工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则是我们的阵线。”^[78]既然自由资产阶级是属于人民阵线，我们就不应该对他们采取斗争、打击、消灭的政策，而应该是团结、争取的对象。他认为发展生产事业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跟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否则，就会搞乱我们的阵线，不利于生产事业的发展。他强调，在执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过程中，最容易发生模糊的是，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斗争对象，搞乱我们的阵线。在当时，资本家在生产方面占很高的地位，保护他们实际上就是保护生产。就天津来说，工商业将近有四万家，光是搞工业生产的就有上万家，有好几十万工人，社会上很多的必需品，吃的、穿的、用的，鞋子、袜子、牙刷、牙粉等，都要他们供给，他们是社会上的一个很大的生产力，这个生产力是很重要的。他认为毛泽东把党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概括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概括得很好。他基本上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这个“十六字方针”来阐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

第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所以必须采取利用的政策，不仅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接受这个政策的可能性，而且还由于在过渡时期我们在经济上有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要性。”^[79]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国民经济遭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临着医治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大任务。然而，仅仅依靠自然经济为主体、小生产占优势的经济力量是难以完成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的，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力量，来帮助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1953年开始，我们在优先发展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原料分配和其他一些问题上对于私营经济基本上给予“一视同仁”的待遇。这样，即使私营工厂的工人免于失业，又使资本家得到一定的利润。由于我们党实行这个政策，使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都能维持下来，并且有一些发展，这样，使国家能够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换取农民的粮食、工业原料和其他农产品，使国家能够在市场上经常有相当充足的物资，有利于物价的稳定。他认为，我们国家的生产不发达，不是工厂太多，而是太少。“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80]“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和建设时期，对于国营经济在许多方面都起了辅助的作用。”^[81]

为了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国民经济，刘少奇还尖锐地批评了“左”的思想倾向。他说，有的同志认为，进城了，敌人看不见了，就把眼睛盯住“大肚皮”工商业家，把子弹朝他们打来，像农村分田地一样，要分工厂、汽车、洋房、机器；或者强令资本家不准辞退工人；或者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他们的好；干部、工人不敢接触资本家，否则就是立场不稳。总之，只强调斗争的一面，不强调联合和利用，以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这是一种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刘少奇在给东北局的一封电报中指出：“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和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82]

第三，对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的发展，必须采取限制的政策。刘少奇讲，我们对他们所采取的“这种利用政策绝不是让资本主义自由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国家必须实行限制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是同利用政策分不开的”^[83]。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限制，是同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狭隘利益冲突的。因此，资产阶级中总是有许多人表示反对，或者违反这种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内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由于我们允许资本家有一定的利润可得，一些资本家就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我们对这些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限制。例如，1950年春天为了稳定物价而反对投机活动的斗争，1952年反对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情报的“五反”斗争等，都是对资产阶级分子的非法活动所采取的制止措施。当然，“在进行斗争中，我们注意防止和纠正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限制过多过死的错误。党和国家的基本方针，是通过这些斗争使那些坚持不法行为的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在人民群众中，同时也在资产阶级内部陷于完全的孤立，而把那些愿意服从国家法令的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团结起来”^[84]。

第四，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刘少奇指出：“国家实行利用政策和限制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85]这种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他认为，经过一段新民主主义时期，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了，就“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关于过渡的方式，他多次讲过，中国可以不采取苏联、东欧推翻资产阶级的流血方式，而采取民族资本家“与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的方式。他希望资本家“多办工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以至八个、十六个，办得越多，贡献越大，将来大势所趋，把工厂交给国家。国家不是没收，而是予以代价，还可以发给高薪，请资本家继续办厂”^[86]。这里讲的，实际上是“和平赎买”的办法。

刘少奇认为，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领导下，国家资本主义，正如列宁所说的，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87]。我们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过渡形式，使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有一个必要的时间来逐步地接受改造。在工业方面，对私营工业采取了供给原料、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办法，把他们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到了1954年，又进一步有计划地用公私合营的方式来改造资本主义工业，使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在商业方面，国家通过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掌握工农业产品的货源，使私营商业经过批发，执行经销代销的业务。当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条件成熟之后，“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88]。

刘少奇说，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按照这样的政策，工人阶级又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了经济上的联盟，并且在这种联盟中实现了国营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领导，使资本主义私有制逐步地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89]实践证明，刘少奇的天津讲话，以及其后所发表的文章、报告、讲话，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是力图贯彻毛泽东的思想的。他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而后使我国稳步地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党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的有些观点和毛泽东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对待私营工商业，毛泽东在利用的同时，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一面；刘少奇则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

从总体上讲，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实事求是的，是坚持和贯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的。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总的是肯定的，认为讲得好。朱德说：“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够消灭”；为了工人阶级根本的长远的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90]朱德在这里用的是“忍受”资本家“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这种表达比较确切恰当。这是就刘少奇天津讲话中的个别词句的毛病而讲的，但并未否定刘少奇天津讲话的重要作用。在1954年2月的七届四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说：“我认为刘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的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91]邓小平同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评价，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恰当地指出了刘少奇天津讲话是正确贯彻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路线的。

【注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页。

[2]《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658页。

[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7、658页。

[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426页。

[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426页。

[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页。

[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页。

[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23页。

[10]《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1～372页。

[11]《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586页。

[12]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初次意见》，1949年4月18日。

[1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页。

[1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0、253页。

[1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0、253页。

[1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0、253页。

[1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60、253页。

[1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7、428页。

[20]《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7、428页。

[2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7、428页。

[22]《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7～428页。

[2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2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48页。

[2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26]《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3、342页。

[27]《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0、39页。

[28]《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0、39页。

[29]《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03、342页。

[30]《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29页。

[31]《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4、369页。

[32]《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44、369页。

[3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9页。

[3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9页。

[37]《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9页。

[38]《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429页。

[3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8、429页。

[4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227页。(www.daowen.com)

[4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227页。

[42]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讲话》，1957年5月7日。

[43]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讲话》，1957年5月7日。

[4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45]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6]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7]转引自《党史研究》1987年第1期。

[4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页。

[4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页。

[50]《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4、303页。

[5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4、303页。

[5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03、304、303页。

[5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365～366、366、231～232、236页。

[5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365～366、366、231～232、236页。

[5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365～366、366、231～232、236页。

[5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365～366、366、231～232、236页。

[5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5、365～366、366、231～232、236页。

[5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59]《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1页。

[6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2页。

[61]《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1页。

[6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6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6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5页。

[6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335、339页。

[6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335、339页。

[6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335、339页。

[6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2页。

[6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1、362页。

[7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页。

[71]《毛泽东著作选著》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8页。

[72]《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73]《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7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7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7页。

[76]《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7页。

[7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63页。

[78]刘少奇：《对天津工作指示》，1949年4月24日。

[7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4页。

[8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81]《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82]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83]《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6、216页。

[84]《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6、216页。

[85]《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216、216页。

[8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87]《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627页。

[88]《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14页。

[89]《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7、214页。

[90]《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262页。

[91]《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