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或者说，在我国消灭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的生产关系，建立了广大劳动人民在对生产资料有占有权和支配权的新的生产关系。但是，历史和战争因素所造成的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的性质和状况，同新的生产关系是不相适应的。怎样使落后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同新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呢？刘少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提出了很有科学价值的意见。

刘少奇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生产力从总体上讲是落后的，但是，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是存在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基础。也就是说，我国社会生产力状况具有多层次性，必须建立多层次性的生产关系与它相适应。他对坚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的分析，以及提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促使生产力迅速提高，以求得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就是引导人们去正确认识新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比较落后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的规律。

刘少奇在分析五种经济成分时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其成分虽小，但却是“社会的经济命脉”，“居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同盟者和带有决定意义的助手”；“国家资本主义是十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国营经济的助手”。^[22]五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扬长避短，各得其所，共同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推动作用。

刘少奇对五种经济成分的性质及其作用的分析，其中心思想是，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认为：“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的错误。”^[23]因为，其一，条件不成熟。从五种经济成分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小的，“顶多占10%～20%”。其二，搞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实行公有制，在这方面不能照搬俄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成功后，立即就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他说：“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24]，要从中国的实际的阶级关系出发。俄国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完全站到反革命一边去了；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是那样，它历来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联合进行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感情一直没有破裂。革命胜利后，我们的政权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还要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像俄国那样采取立即推翻资产阶级、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其三，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他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当时还占着较大比重，在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

民主革命胜利后需要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有过渡到社会主义还是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状态。”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矛盾，如何处理这一矛盾，刘少奇主张通过“经济竞争”来解决。他认为在这个竞争中，无产阶级手中有领导权，并且掌握了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只要引导得当，是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在当时，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析是基本肯定的。他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很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25]毛泽东还指出，对这个问题要作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请少奇同志作准备，草拟文件，提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讨论。(www.daowen.com)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刘少奇关于不要过早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的思想，不仅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而且是对列宁关于“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26]思想的运用和发挥。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俄国曾试图“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27]，几年以后感到这是“力所不能及的”。从1921年以后，不得不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实践中认识到，“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所谓“特殊的过渡办法”，简言之，就是从余粮收集制到粮食税。这一政策的转变，其实质在于要把政策建立在引导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28]的基础之上，要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来发展经济。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29]他还说“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无产阶级“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30]。为了发展大工业，列宁还主张实行租让制，搞国家资本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31]只要国家政权和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国家资本主义也同样不可怕，只会对无产阶级有利。列宁认为，在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落后的农业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善于采取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这个“特殊的过渡办法”，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一个时期”^[32]。列宁的这些论述，实际上是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十分注意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更加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物质技术、管理和文化条件的问题。薄一波同志在回顾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段历史时，对刘少奇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五种经济成分各得其所”的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看来，少奇同志的有些想法，是从列宁的这些论述中受到了启发。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在我们党内注意学习和深入研究、领会列宁这些论述的同志还不是很多。到了后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经历了一些曲折之后，大家才愈来愈感到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这些思想的重要性和深刻性。”^[33]任何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创立和巩固都不是凭空的，都必须利用先前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条件，作为自己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创造了比以往人类社会任何时期都要丰富和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自觉地充分地利用历史上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物质技术条件和管理、文化的进步成果，并按照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利益要求的方向努力创造新的物质文化条件和管理经验，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顺利进行，不断取得成功。

毛泽东在指导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中也感觉到了这个问题。他在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总路线时说道：“鉴予资本主义经济在数量上是不可忽视的……所以目前一脚踢开资本主义是不能的，也没有资格。现在，一辆汽车，拖拉机……不能造，就发生野心一脚踢开不对。”^[34]后来当他发觉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结束得过早和对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利用得不够时，几次想采取措施进行补救，但未能如愿。这个问题真正解决得比较好，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