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分析矛盾是唯物辩证法的客观要求。刘少奇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运用历史分析法，对民族资产阶级做了客观的分析，对我党制定关于利用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的方针政策，恢复和促进工农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底，天津和北平先后解放。当时，工商界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有的还听信了反动宣传，工商业者人人自危，害怕没收工厂企业，不安心生产；有的人甚至想抽逃资金，一走了之；再加上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破坏，市场极为混乱，物价飞涨，生产停顿，工人失业。就是工商业者王光英同志，当时也不想再当资本家，想脱掉资本家的帽子，丢掉企业和资本，转向搞技术工作。刘少奇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从多方面进行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安定工商业者的思想。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感情真切地对王光英同志说，共产党员、干部，我们党内有许许多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却不多。“你如果穿着工商界衣服，屁股能坐在共产党、工人阶级一边，那就很好嘛！也可以为党工作嘛。”^[20]这就通俗易懂地、形象地为工商业者王光英同志指明了努力的方向，王光英同志把刘少奇的这些教导当作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座右铭。

1949年4月，刘少奇受中央委托去天津视察工作，当时有一部分同志不能正确理解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入城市以后，不把发展生产放到第一位，不去联合愿意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而强调和资本家作斗争，支持工人的过高要求，盲目排挤私营企业，企图消灭资本主义。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是当时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严重障碍。刘少奇在天津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针对这种“左”倾和资产阶级的疑惧心理，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先后发表了八篇讲话，反复阐明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他的这些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其一，城市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实现这个任务的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斗争。其二，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如果作为斗争对象，即犯路线错误，是与中央的路线不符合。其三，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只有斗争而不联合，是犯“左”的错误；只有联合而不斗争，则犯右的错误。但今天的重点是放在联合上，斗争是为了联合，把自己的朋友作为敌人来打击是错误的。其四，在城市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公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为达此目的，要照顾四面八方，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其五，对资本主义要加以限制，劳资两利、公私兼顾就是限制，税收市场、价格，都是限制。如果有些资本家只图私利，不愿同我们合作，要搅乱市场，不服从国家协商、不顾人民利益，则予以经济上的打击。其六，社会主义革命一定要实行，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是和平转变。刘少奇还针对当时资本家不敢大胆经营的顾虑，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中国，他们在生产上是进步的。他们这种剥削对发展生产是有功劳的，是有进步的”^[21]。因此，我们“要有限制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要在根本上调和，使其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个别问题的调整和某些问题上的调和是可能的”。当然，“要根本解决，就只有搞社会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限制的政策，就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22]社会实践已经证明，刘少奇这些论述和分析是客观的，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险恶的用心，制造出一个“剥削有功论”，对刘少奇进行诬陷和批判。(www.daowen.com)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的目的是要最终消灭剥削、消灭阶级，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并不笼统地反对剥削制度。在历史上，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封建地主阶级的经济是一种进步，是一种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3]列宁在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也指出：“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和小生产、和小生产者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道路、方法和方式。”^[24]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回答为什么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时指出：“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25]马列主义从来不否认资本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进步作用和它的历史功绩。在经济落后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和束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独立的发展，它留给人民共和国的遗产确实太少。刘少奇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历史的分析。为了鼓励资本家的生产积极性，指出他们对发展生产的历史功劳，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的所谓“剥削有功论”，不仅是对刘少奇的恶意诬蔑和攻击，而且是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历史分析法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