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也是辩证的统一。刘少奇说：“一般来说，所谓公开工作，就是能够合法地进行的工作。”^[7]当然利用合法并不是合法主义。在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公开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扩大，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合法组织和合法手段，以便广泛地争取和团结群众，加强群众的力量；而秘密工作的范围，应尽可能使之缩小，仅仅只有不能公开进行的工作才应该秘密地进行，使党的秘密组织保持稳定、精干。至于哪些团体和机关，哪些工作，在当时当地可能公开地合法地去进行，哪些只能半公开或只能秘密地进行，这要根据革命的形势以及具体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来确定。总的原则要使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正确地恰当地联系起来，互相配合。但这种联系只是就内容上和政治上来说的，在组织上和工作方式、方法上则应使二者严格区别开来。比如，受党派遣到“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他的一切行动和工作方式应当群众化，应当公开，不要在形式上表示自己的特别，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面目”^[8]。在群众中做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能兼负党的秘密机关的工作，应当同秘密机关断绝关系，只同特别指定的同志发生关系。党的秘密文件也不能拿到群众机关中去，不要使敌人从公开工作的同志那里找到任何党的组织关系。在党的文件刊物上，不要登载公开群众团体的情况，不要使敌人从党的机关中找到任何同群众团体的关系。总之，“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应当采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去进行，派遣不同的干部去进行，在组织上不能混淆，在方法上不能重复”^[9]。否则，把应当公开进行的工作拿到秘密机关来做，把应当秘密进行的工作拿去冒险公开，这样就会“使得应当公开的不能公开，应当秘密的不能秘密。结果就是党和群众工作都遭到破坏”^[10]。

为了保存、聚积和加强群众的力量，白区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但要善于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而且要学会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学会策略方法的运用。刘少奇认为，领导党和群众在方式方法上是不同的。从方法论来说，要善于“审时度势”，一切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与条件，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敌我力量的对比，恰当地提出群众所能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www.daowen.com)

中国革命的发展史证明，刘少奇关于党内工作和群众工作、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策略思想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列主义的。列宁曾说：“假使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在最激烈的斗争中坚持一定要把合法的斗争形式同不合法的斗争配合起来，坚持一定要参加反动的议会以及其他一些受反动法律限制的组织（如保险基金会等），那末他们就决不能在1908—1914年间，保住（更不用说巩固、发展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核心。”^[11]“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者则完全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不懂得党内工作与群众工作、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和联系，也完全不懂得分析矛盾，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策略，他们时常犯急躁病，不顾当时当地的环境条件和力量对比，总是一味要求“斗争”“进攻”；把“在相当条件下结束斗争、复工、暂时退守、保存力量”的正确提议当作“怕死”“动摇”的“机会主义”来反对；他们总是自以为“最革命”“最彻底”，要打倒一切敌人以至黄色工会，而不去区分当前谁是主要的敌人，谁是次要的敌人，不向那些愿意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妥协、让步，以便联合他们，进而去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扩大和发展统一战线；如此等等。其结果使党脱离群众，使党陷于孤立，使白区的工作和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刘少奇针对这种策略指导上和方式方法上的“左”的错误，明确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在过去就是没有远见，不能忍耐，害着不能容许的急躁病，过于疏忽。他们在今天甚至不估计到明天的情形，甚至不估计当时的环境去布置与进行工作，如公开征收党员、举行革命竞赛、进行突击运动……随便再以‘怕死’、‘动摇’等话去批评同志，助长同志的冒险情绪。”^[12]“左”倾机会主义者其所以不懂得领导群众的艺术，在群众斗争的策略指导上和方式方法上犯“左”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他们的思想路线、思想方法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不懂得在革命实践中运用唯物辩证的矛盾分析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