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过去的哲学研究中，往往重视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并把斗争性视为事物发展的动力，这当然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斗争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可以使矛盾双方力量发生变化，进而使矛盾双方向对立面转化。斗争性是事物有生命的表现，但是，却往往忽视对矛盾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的研究和宣传，不善于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解决问题。实践证明，这是哲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种偏差，对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列宁说：“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同时他又说：“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身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作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7]毛泽东也明确地说：“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8]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我们，研究事物的发展和变化，绝不能只着重于矛盾的斗争性，而忽视同一性的作用。刘少奇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是极严格地遵守这一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的同一性是保持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是维持事物的相对静止状态，这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前提；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性，决定矛盾的一方的存在和发展要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矛盾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孤立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的相互渗透性，决定了矛盾双方都要相互利用和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对抗性的矛盾是如此，非对抗性的矛盾更是如此，任何一种矛盾，双方都包含着相互利用的因素。无产阶级革命者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自觉地利用自己对立面中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因素，就会限制自身的存在、发展和壮大，甚至把自身推向死亡的绝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在批判刘少奇时，把这些重要思想歪曲为“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与阶级敌人合二而一了”，“人与人之间，就只剩下‘好朋友’、‘好夫妻’、‘好兄弟’、‘好父子’等等的关系了”。^[9]这只能暴露了他们对唯物辩证法的无知和险恶用心。

刘少奇在一生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十分重视并善于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他反复强调，因为任何事物（或矛盾）都有“两重性”，我们解决矛盾常常是“强调某一方面，有时强调斗争方面，而有时则强调统一方面，即强调统一性”^[10]，而不是只讲斗争性。他还明确讲，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解决党内问题，“我们的方针应是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不去扩大它的斗争性）”^[11]。我们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斗殴家”。他不认为“斗争得愈凶愈好”，“愈激烈愈尖刻就愈好”。他坚决反对那种“没有正确立场的‘打手’，无原则的‘斗争家’”^[12]。1951年，刘少奇在《国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一文中，依据我国实际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更加明确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解决社会矛盾，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要自觉地“利用矛盾的统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和促进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双方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生产的目的”，而不要“利用矛盾的斗争性及双方的一切弱点，进行挑拨，来推动与促进这个矛盾的斗争和破裂”。^[13]他还说，人们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态度和办法，“或者利用矛盾的统一性促进矛盾的和解，或者利用矛盾的斗争性促进矛盾的冲突和破裂”，这是由人们在“矛盾中所站立的地位来决定的。他们或者站在矛盾之外、矛盾之上，或者站在矛盾之中的某一个方面，各自从自己站立的地位即立场出发来决定对这个问题所应采取的方针、态度和办法”。^[14]刘少奇还认为，人们在矛盾中所站立的地位即立场若是不同，“但是如果双方都采取使矛盾和解的方针，那对于促进矛盾的和解是更有利的，可以得到相反相成的效果”^[15]。因为，任何矛盾的和解都是相互的、有条件的，而促进矛盾的斗争则是只要一方面就可以的，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只要一方面主观任意地扩大矛盾的斗争及双方的一切弱点，就会促进矛盾的冲突和破裂。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刘少奇要求党的干部，人民中的觉悟分子，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利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来推动这个矛盾的和解和妥协，（经过适当的斗争，）以达到团结一致，共同努力进行生产和建设新国家之目的。他要求共产党人，人民中的觉悟分子，要高度警惕工人阶级和人民的敌人、反革命分子，站在反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利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矛盾的斗争性及双方的一切弱点，进行挑拨，来推动与促进这个矛盾的斗争和破裂，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破坏目的。(www.daowen.com)

刘少奇还认为，我们在解决社会矛盾和党内问题时，如果不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推动不对抗的矛盾成为对抗的；如果自觉地正确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也可能使对抗的矛盾成为不对抗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党内外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策，把许多不对抗的矛盾弄成对抗的，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多次政治运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方面的教训更是难忘的。社会实践还证明，有些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只要我们正确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可以使对抗的激烈程度缓和下来，甚至变成不对抗的。因为矛盾的最基本的性质是同一性，在处理问题和解决矛盾时，只要我们尽力利用和扩大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就会减少阻力，使矛盾得以顺利解决。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教育、改造的方针，顺利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非常成功的例证。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共同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体中。统一后，台湾、香港、澳门仍搞它们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长期不变。这样，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完成民族统一大业，把社会主义的大陆和资本主义的台湾、香港、澳门统一为“一个统一的中国”。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既考虑到了香港的实际情况，又考虑到了中国和美国的实际情况，中国人民、英国人民和香港人民都能够接受。这是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利用矛盾同一性及双方一切优点解决问题的光辉范例。还有，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党依据列宁的教导，主张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也是以正确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为哲学根据的。总之，大量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证明，善于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可以使世界上和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从死胡同里找到光明的出路。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一生是坚持革命的辩证法的，他强调共产党人要善于自觉地利用矛盾的同一性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绝不是否定在一定条件下利用矛盾的斗争性解决问题的必要性。1957年4月17日，他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但我们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16]我们采取什么方针、态度和办法解决社会矛盾，不是凭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矛盾的客观性质和状况决定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利用矛盾的同一性及双方的一切优点解决问题，绝不是否定矛盾的斗争性之作用，只是在非常必要的时候，才采取强力的办法、压服的办法解决矛盾。邓小平同志在应用矛盾的同一性——主张和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而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同时，又指出：我们坚持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我们不能放弃用非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这就坚持了彻底的辩证法，而反对了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