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方法，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他批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以背诵个别的原理和结论而自满，甚至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然而他们决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的活动方法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完全相反的。”^[8]刘少奇赞赏的是另一种人，他们不以背诵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结论为满足，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上，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身体力行，活泼地去指导一切革命斗争，改造现实，同时改造他们自己。刘少奇肯定地说：“只有这种人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9]

刘少奇在革命实践中十分强调反对脱离实际，不从实际出发的“空谈”。1936年他提出肃清空谈主义的领导作风，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同志们绝不要空谈。你们应该客观些、细心些、诚实些，有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懂得，你们就说懂，不懂得，你们不要说懂”^[10]。他认为，党的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分就各不相同。我们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和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刘少奇还特别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不要在你们自己还没有弄清楚的问题上教训别人，指导别人。与其对下面指导错了，不如少去指导还好”^[11]。刘少奇对当时在高级领导机关中存在的空谈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把革命精神同务实精神结合起来，“我们的同志都有热烈的革命精神，但一定要加上真正的务实精神，才能切实推动工作与革命”^[12]。

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在制定各种方针和政策时，要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标准。1945年4月，刘少奇在《对中央妇委同志的讲话》中指出：“任何指导方针，都要实事求是。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才能求出正确的方针和指示，以此方针去指导群众斗争，再从群众斗争中去考验这些方针和指示的正确性。”^[13]我们的方针和政策，如果“不从今天可能办到的事情出发，而从固定的公式、口号出发。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14]。

教条主义者在解决问题和决定方针的时候，总是不从周围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公式出发，拿什么决议上的条文来做根据，即拿一般的概念、一般的理论来做根据，而不拿实践中的经验和客观实际来做根据。刘少奇认为，这是实践中的唯心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客观事实的发展常常是愚弄他们的，他们总是灰心失望，死气沉沉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相反，“他们在决定指示和方针的时候，不是在历史上相同的事情和相象的事情里面去求得，而是由调查研究周围的情况中去求得。在工作时，他们不拿书本上的引证和成语来做根据，而拿实践的经验来做根据”^[15]，以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为标准。在刘少奇看来，依据客观实际情况制定方针和政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它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它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www.daowen.com)

刘少奇强调，任何一个口号的提出，都要从实际出发。他在1926年10月5日写了《论口号的转变》一文中提出，在群众一切斗争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口号能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愿望，能使群众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变，要依斗争的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如果争斗的形势已经改变，口号不及时地随之而改变，群众即没有一致的目标，将使争斗不能继续前进，无力而至于溃散。”^[16]刘少奇还指出，不仅全国革命争斗的口号如此，而且在工厂或乡村中小争斗的口号也是如此。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后，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运动高潮。这时群众中提出了“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刘少奇分析后认为，宋哲元有转向抗日的可能性，便劝大家把口号改为“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这样，群众的救国运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也促使了宋哲元转向同情抗日，争取了地方实力派，使得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扩展成为全国规模的革命高潮。

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客观地和全面地把握实际，并注意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各级领导同志要依据特殊的环境和条件制定方针和政策。否则，丢掉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忽视与离开各地特殊情形，一切好的决议都要变成空谈”^[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