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4日，刘少奇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在总结白区10年秘密工作的经验，分析白区工作中“左”倾思潮的根源时指出：“左”倾思潮在党内没有得到纠正，其影响最久、最深，给党的危害也最大。“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方面固然是对于形势的估计错误，另一方面还是一种思想方法、哲学方法上的错误，还是我们的行动有了原则，还应否实事求是，应否估计形势，以及如何估计形势的问题。”这就是说，原则是主观的东西，人们做事情，处理问题，只有原则还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有实事求是这个哲学的思想方法。刘少奇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实事求是”这个思想原则，而且把它提到哲学方法的高度，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上的创见。他的这一深刻的思想在当时虽然不为人们所注意，但是实际上是我们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概括。通过延安整风，这条思想路线就更加明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四个字做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经过毛泽东的阐述，实事求是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就更加明确了。今天我们在探索这条思想路线的形成过程时，毫无疑问，应该充分肯定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刘少奇认为，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他特别强调“实际”这两个字。他说，我们要“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2]。又说：“总任务与总策略是一个，但一到实际工作上，各地方各部门就各有不同。我们的同志就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方各部分的特殊环境与条件，去决定在这个工厂、这个农村，在今天可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怎样做法？这些做好了，明天又做什么？我们的同志如能这样去做工作，就不会不实际。”^[3]他把了解客观实际情况，提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第一的、突出的地位，抓住了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根本点。对于那种不注意了解客观实际情况，只从“原则”和条条出发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深恶痛绝，多次从哲学上进行了批判，讥笑教条主义者是把“原则”当作圣经，是实践中的唯心主义者，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造成了我们党的一种“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和改变。当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内正确思想路线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提出要在党内实行两种性质的转变。一种是组织和工作方式上的转变，另一种则是哲学观点上的转变。他说：“后一种转变，是从机械的转到活泼的，主观的转到客观的，空谈转变到实际，形而上学转到辩证法。”^[4]他强调这种转变“对我们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全党同志必须进行极艰苦的工作与学习，来完成这一个伟大的转变”^[5]。我们党内政治路线上的分歧，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两条不同的认识路线。刘少奇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这的确是他具有坚定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深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素养的表现。他的这些论述在今天对于共产党员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教育意义。(www.daowen.com)

刘少奇认为，在人们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实际，而实际又是千变万化的。实事求是的哲学方法要求我们要从具体的实际出发。人们的认识应该随着变化了的实际而不断前进，才能逐步地求得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刘少奇尖锐地批评了我们党内曾经长期存在着的公式化、刻板化和僵化了的思维模式。他指出：“它只注意事物的表面与形式，而不注意事物活泼的内容；它只记得马克思主义的条文，而不能将这些条文活泼地运用到具体环境中去。”^[6]他认为，“由这种形而上学的哲学所产生出来的错误，给我们党的损失是很大的”，“我们的同志必须坚决抛弃这种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代替”。^[7]刘少奇的这些论述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是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