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业本身是教职。孔子之教，立足于学。为什么这样 说呢？

在孔子授业中，以师—弟子问对为主要方法。对话的话题便是教与学的课题。孔门经常议论的话题，有“智”“仁”“勇”“信”“刚”“直”，等等。这些都属同道德修养相关的话题。孔子更把道德修养诉诸学。断言：“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这些明明都是正当的爱好，为什么也可能成为弊端呢？

依孔子之见，这些爱好见诸行动时，必须合乎礼。一旦失礼，便可能走向其反面。这就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所以要使这些正当的爱好不致因误用而转向其反面，就得学。“学之为言，效也”，效法先贤，效法时贤，以礼为立身之本。

那么单学就能解决进德修业问题么？有道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这个判断又如何理解呢？

这里所谓“学”，依然是效法之义。所谓“思”，非指思维之思而是思想之想。如“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与此相关，还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之说，可见，诸如此类之思，其实都是想上进、想继续学的意思。反之，如果视不思明，听不思聪……见利不思义，见贤不思齐，那就意味着止步不前，就此拉倒。这就叫作“学而不思则罔”，如果虽然视而思明，貌而思聪，哪怕是见利思义，见贤思齐，却未照自己的想法，切切实实去学，那就有半途而废之虞。“思而不学则殆”，此之谓也。由此可见，这个关于学与思的判断，实际的意思是：学了还想学得更好，单想学得更好还不够，还得把学得更好的想法，变成学的行动。归根到底，还是立足于学。

至此，所说的还只是立足于学的依据，至于立足于学的授业是怎么一回事呢？(www.daowen.com)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那么如何使弟子从不愤到愤，不悱到悱，从举一而不反三到举一反三呢？其实，这是现代人或出于自作多情，或出于强人所难，或出于无奈，才会提出的问题，而不是孔子该想的问题。因为在孔子看来，修学是弟子自己的事情。套用今人的话说，“以学生为主体”。从不愤到愤，不悱到悱，是弟子修学题中应有之义。因愤而启，因悱而发，才是教师的职责。

依照比例，或许还可类推出“不问不答”。不过，这种推论或许依然出于现代人的思维。因为现代有些人把“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之类见解，艳称为“启发式”，而教学的模式具有通用的性质。孔子则不然，这位夫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行为选择既因礼义而定，又因对象而定，因具体情况而定。在其授业中，有问有答虽属常情，也许不问不答更为多见，只是无法记载了，其实，不问不答正是立足于学、因学而教的题中应有之义。如荀子所谓“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告二谓之囋”（《荀子·劝学》）。此外，甚至还不乏问而不答的例证。至于夫子主动提问，则主要是问弟子情况、弟子同学情况、弟子志趣、弟子自我评价及弟子从政后的政情。故仍不失为立足于学。

孔子往往对不同弟子提出的同一个问题，作出不同的回答。如六个弟子问“仁”（樊迟、颜回、仲弓、司马牛、子贡、子张），乃师给出六种不同的答案。其中樊迟两次问“仁”，前后答案不同。除了由于弟子所提问题经《论语》记载而简化的缘故以外，主要由于孔子一般都是根据不同提问者个性心理倾向、价值追求、行为表现的不同，而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以引导提问者增进或更正自我意识，改进自己的行为。

由此可见，孔子授业具有“为用而学，因学而教”的特点。借用陶行知的话说，便是“教学做合一”。在孔子那里，“教”“学”“做”之所以可能“合一”，盖由于当时这三者尚呈现较为单纯与朴素的状态，各自尚未形成由多种要素构成、具有内在结构的独立系统和自身运作的逻辑，然而更为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夫子授业重在教弟子学。弟子所学，旨在成为受到诗书礼乐陶冶的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