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认定“孔子以诗书礼乐教”，还说七十余弟子“身通六艺”（《史记·孔子世家》）。

后代有些学者便由此引申为孔子设置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门课程，还有人把诗、书、礼、乐抚上书名号。意味着孔子授业以《诗》《书》《礼》《乐》为教材。问题在于这些判断是否有足够的史料依据。单就《论语》而言，其中传递的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说法提供支持呢？

《论语》中提到的“诗”“书”“礼”“乐”“易”之处，以章为单位统计（孔子在弟子不在场情况下，同别人交谈中提到的相关言论，因同授业无干，故未放入），共有“诗”16见，“书”4见，“礼”37见，“乐”21见，“易”1见，“春秋”未见。大致可以证明，孔子确以诗书礼乐教弟子。

依他之见：

诗以兴，礼以文，乐以成。

（《论语·泰伯》）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论语·阳货》）

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www.daowen.com)

在《论语》中，“礼”“乐”并称及连成“礼乐”一词9见。

按照他的意见，“不学礼，无以文”。“不学乐，无以成”，也可这样说。

这些都是“诗教”“礼教”“乐教”的理由（只是未提及“书教”的理由）。他有如此充分的理由，能不实行诗书礼乐之教么？

唯在相关言论中包括的《诗》，只有5见，《书》为3见，《礼》1见，大都作为引文，哪里还谈得上以《诗》《书》《礼》《乐》为教材？更不用说迄今还无法证明曾有《乐》（经）存在（《论语》中提到的《韶乐》《武乐》为乐章）。

孔子授业以师—弟子问对为主要方式。弟子所问，或孔子所问，为授业中关注的内容。其中弟子问到某诗句的解释，为2见，问到《书》中某句解释，仅为1见，而乃师并未以《诗》《书》《礼》《乐》问弟子。于此更足以证明，孔子授业既未开设“六艺”课程，更未以经典为教材。

然而，不必由此而轻易否认孔子的诗书礼乐之教的存在。因为孔子基于“不学诗，无以言”的见识，自会鼓励有志于从政的弟子，在礼仪场合，运用诗句同别人对话；基于“不学礼，无以立”的见识，认定“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表明“礼”是“恭”“慎”“勇”“直”之类行为规范的规范。由此亦可以看出，孔子授业中的君子之教，并非简单的伦理之教，而属于带有世俗信仰性质的以礼乐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君子之教。

以上只就《论语》中提供的信息而论。其实，司马迁所谓七十子“身通六艺”一说，另有所据。据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史记·滑稽列传》）如此解释，更加证明所谓“六艺”之教，为超出伦理范围的君子之教。令人费解的是，司马迁既不在《孔子世家》中引用此语，又未在《仲尼弟子列传》中引用此语，而在《滑稽列传》中引证，未觉滑稽。难道那些身为滑稽大王的传主，都配称“身通六艺”的智能之士么？

何况，孔子即使果有此说，所说的也只是“六艺”之用，仍不足以证明夫子授业为“六艺”之教。要说七十子皆为“身通六艺”之士，更难使人相信。至少就同孔子过从最密、相契甚深的子路来说，在“六艺”中，其乐艺连孔子也不敢恭维。只能说“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论语·先进》）他鼓瑟就是那么一种水平，怎么会鼓到我的门上来呢？子路甚至公然对乃师扬言：“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一个对“书”不感兴趣的人，其“书艺”如何？话说回来，司马迁称“六艺”，虽指称“六经”（包括经典乐章），而“六艺”一说，毕竟是指“六经”随机之用。在纸张和印刷术发明之前，不致发生把秘藏经典作为通用教材的遐想。